百日

原创非首发，首发《莲池周刊.文学读本》，ID林曦一一，文责自负。

己亥年丙子月丁亥日，宜纳采，订盟，祭祀，沐浴。

坟头尚新。青烟直上。

我手握白色的纸包，蓝色的墨字像简洁的诗句，只有名词与副词，不带情绪。

橙色的火吞噬着纸包。烧破的白纸卷曲，蓝色墨字开始生动起来，衍生出形容词与动词，如复杂的长句。

白纸包裹的那一叠厚厚的黄草纸冥钱在火中翻卷，有了韵律与节奏，有了细节与故事。

而这一切，终将化为灰烬一一像跌落在时间之外的母亲。

墓地下的母亲，如今也只剩一具枯骨了吧！坟两侧的柏树终会因她身体腐朽，得到滋养，再过几年，郁郁苍苍，遮阴坟头。

认识母亲的时候，她有一对油亮亮的麻花辫。挑水，挑柴，辫子总在鼓胀的胸脯上晃啊晃。手扶着扁担，每走一步，总会有轻微弹跳，仿佛鞋底有个小弹簧支撑着身躯。她走在晨曦里。小径光溜溜的土、茅草叶尖坠着露、野紫薇枝上挂蛛网、细细的丝噙着晶晶亮。

四岁的我跟小白玩，肥嘟嘟的小白用头蹭我，任我抠它的腮。咯咯咯咯，吃食了。母亲手一挥，手中撒下一把又一把鸡食。黄的糠、白的剩饭、剁碎的菜叶菜帮绿得有些可疑，就是这些构成鸡食的饲料。当然，栏里那头白多黑少的猪也吃这些。

小白是不屑这些吃食的。我会带着它，它会引领我走蛇形的小径朝池塘进军。

禾苗又高了，抽出了穗，我抽了一支，剥开绿皮，往嘴里塞，浅黄的穗，略微甜。

小白跳下水，自在洗澡，有时不见了头，再见头时，嘴里叼着鱼。

水哗哗地响，吃饱了的小白，并不吝啬，总会拖上一条大鱼扔给岸上的我。小白在阳光下抖擞，溅我一脸的水。

鱼有些沉，鳞片在阳光下闪着彩光。我抱着鱼，鱼的水，鱼的血，鱼的鳞，都在身上。抱不动了，我会喊正在田里扯稗子的母亲：姆妈……鱼。

裤管子满是泥巴的母亲，会赤脚走过青草地，仿若她的生命总是带着泥的腥，草的青。她会伸出关节粗大的手，帮我把鱼拎回家。

奶奶如往常一样，坐在台阶的小马扎上，绩麻，她的头发比麻白多了。

鱼在桶里，用笊篱盖着，谨防野猫。

鸡在坪下土里啄，许是想寻找蚯蚓改善伙食。猪在栏里叫，它的大肚子总是填不饱。

小白吃饱了，懒洋洋地趴在地上，偶尔用脚搭我的手。我摸它的头，它的颈，它的背，扯它的尾巴。它反头用嘴含了我一下，挠痒痒一般，手上留下它的口水。还有一片鱼鳞嵌在皮肤上，闪着细彩的光。

记得母亲说，鱼鳞粘上皮肤会长成鱼眼痘。鱼眼痘在我心中犹如魔咒。我把鱼鳞剥下来，扔到小白脚上。小白会长鱼眼痘吗？

其实这些是真是幻抑或是虚构，我已经分不清。往事在追忆时总会打些折扣。我总会运用文学化的手段试图做些修补工作。记忆千疮百孔，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时间的断裂处缀上各色补丁而已。

百衲衣也是衣，至少完整。

薄薄暮色笼罩着山，山下零零散散的房屋，固守着村庄古老的时间刻度，屋顶的烟囱腾漫出青雾袅袅。时代进步了，家家也有液化气灶。如果不是年轻人回家或家里来了客人，大灶里柴火还是作为主要燃炊之料。

大马路的延伸之外还是山，延伸再交叉，交叉又延伸，延伸至目所不及的遥远。

那边是城市，是希望，是憧憬？

村庄更静默了，如一棵历冬的老树，孤独、萧索。

下山的黄土路还留存着挖掘机的牙齿印，碎石子有的搁在路旁，有的却已长向土里。路边的茅草枯黄低压，灌木丛表情严肃深沉。来年，春生野草会逐渐收复失地。我想。没有打柴人的脚，路会在视线中消失，被时间所淹没。

弟挥舞肥胖的手驱赶拦路打劫的芦苇，以期前途坦荡可行。弟的双下巴在暮色中如灰暗重影，记忆又出现了谬误不是？

如果那一年我是四岁的话，母亲身子会显出臃肿沉重；如果是我五岁，弟会躺在堂屋里的竹篾摇篮中；假如三岁，更不可能，我还躺在医院里打针吃药，连个单词都不会讲。

记忆显得那么可疑，破绽百出。

也许父亲会记得小白究竟是哪一年抱回家的吧！

走过山路，绕过人家，拐过小路就到了家。

百日前拔掉的庭前草，来势汹汹，侵犯台阶。秋天种子也会发芽吗？或许只是埋在泥土里的茎未拔绝，又长出了新枝叶吧！

老去的父亲坐在木椅子上，关于小白的事，他露出疑惑的神情。那些远去的日子栖息在他身上，却找不到隐藏在晦暗时间的那根线头。他养过那么多猪，见过那么多狗，还有鸡鸭部队，小白对他仅是个概念，怎么能从时间深处一探手就捉出一条狗送至我面前。

面对嗫嚅的父亲，我有些歉然。

渐浓的暮色涌进了堂屋。

主位灵牌前供奉的米饭、回锅肉、茶。已经凉了。

那些鲜气都被母亲吸走了吧？其实她自己是从来不信这一套的，她愚钝的头脑没有神亦不装鬼。

百日烧包，还的不过是这世上活人的夙愿。

父亲夹着一块肉，颤颤抖抖往嘴里塞，油从嘴角和稀疏的牙齿缝里溢里来。他无暇顾及这些，又端起杯子，饮了一口酒，半眯着眼睛，轻轻地“啧”了一下。

父亲问，现在的单位伙食好不好，每餐有肉吃吧？

我吞咽口中嚼碎的饭粒后，嗯，伙食挺好的，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如果不想吃饭，还有红薯玉米配餐。

这样的答案让父亲满意又向往。他端起杯子，目光甩向遥远的前方。

以前我在你弟上班的饭店换煤火，吃过一顿最好的羊蹄，厨师弄得真好，他们居然都不吃，结果那一大盆我下酒全吃光。他吧唧着嘴吞咽口水，仿佛那盆羊蹄又回到了饭桌上。

实际上，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出门打工，仅工作三天，就回来了。原因是他觉得那活儿不受尊敬。毕竟在村子里做了几十年小队长（有时是会计），虽然没钱，但心理优越感多少还是有些的。

酒杯空了，父亲拿起杯子欲再倒，却被弟用筷子压住了。

我从桌上收起酒瓶，转身哄他，今天就呷这么多。

其实父亲不应该喝酒，已经中风一次，怎么能再喝。

他有些不过瘾的悻色，旋即夹起一块肉当作补偿。

以前父亲有胃病，担心胃穿孔而死，信誓旦旦戒过几天酒。一旦胃不疼，又忍不住喝上了。他的说辞是，人总归会死，这也忌那也忌，比死更难受。

我鼻头发酸，童年与少年，对于饥饿的恐惧感，变成了如今父亲对食物的执念。

父亲说，自你们走后，我就搬到偏屋小床上睡。晚上不敢熄灯，一直照到天亮。

我收拾着碗筷。晚上我睡正房，我不怕的。

这点倒随了你娘，什么也不怕，瑞伢也怕。

我心里笑。还不是他把胆小的毛病传染给孙儿，纵使这世上真的有鬼，自己亲人，又不会害你，干吗要怕。

洗完碗筷回到堂屋，弟去了堂兄健良哥家，父亲和衣着鞋袜，倒小床上，很快发出均匀的鼾声。

我皱了一下眉，给他脱下鞋袜，盖好被子。

我又困着了，一得闲眼皮就打架。父亲挣扎着起来脱了衣服，随即进入梦乡。偏房的那盏二十五瓦灯泡兀自亮着。

闩好大门，我退回正房，坐在原木架子床上看书（族谱）。这间房现只剩下一个架子床，一把竹睡椅，其余物件都随瑞与父亲搬至偏房。竹睡椅是新买的。母亲临死前躺过，爷孙俩大概怕她魂魄依附在上面，一直不敢用，扔了又可惜。 母亲睡的床已经烧了，只留下一大块空间。

我想起母亲曾躺在睡椅上，吱呀吱呀地摇晃，仿若呼吸纳入这栋十几年的旧房里。二十几年前，这房子还是土砖房，窗户是木头的，到了夜里，就落下重重的篾窗帘，屋里点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也不对，煤油灯，至少该是三十几年前的物件了。

那是八几年？又不对，80年代后期，村里已经家家通电。父亲那时候收鸡蛋赚了一笔钱，还买了个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那是母亲一辈子最得意的时候。一到傍晚，她就把八仙桌扛至坪地上，把电视搬到桌子上，还让我帮手把家里所有高凳、矮凳、椅子、马扎全搬出来。很快，坪地上坐满了看电视的人。

坪前的竹子影影绰绰，大家围坐一圈，嗑家里炒的南瓜子，吃家里炒的豆子，摇着蒲扇驱赶暑气与蚊虫。若电视机出现喳喳声雪花点，母亲表现出少有的伶俐，用手拍拍电视机，居然又恢复正常了。她会得意忘形地说，看，电视机像个不听话的娃娃，打两下就好了。

广告新闻看完了，进入正片，母亲会站在边头为大家讲解剧情。连幼小的我也知道她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更何况那些大人。

母亲自己是完全不知道这点的，依旧按自己的方式去讲述，给电视里的角色改了姓名，改了剧情。

睡椅莫名吱了一下，仿若母亲还半躺在上面，自在地摇啊摇，一点一点将乡村的夜色纳入肺腑。她的肺，一直是不好的，祖母从小带我睡，就是怕这毛病会过给我。

这个时月，尚还年轻的母亲，必定是守着电视机，手里有一团毛线，一边看电视，一边用粗糙的手编织毛衣或手套之类。

电视机的声音如水淌过来，夹杂母亲咳嗽的杂音，弥漫整个房间，空气湿漉漉地有了垂坠感。

我从小就讨厌毛线衣，总觉得上面沾满了鬼针草。母亲织的毛衣远不如红梅的姆妈织得好看不说，穿上身还扎人，扎得身上痒痛，完全就像被鬼针草所伤。

我不买她的账，试穿一次后再也不肯穿。

唯一一次使用母亲的手工作品，大概是那顶风雪帽。

三十几年时光的冲刷，我忘记了那顶帽子的颜色，只记得到石祠堂读书三天，头上惹了虱子。那个年代的小学生真是奇怪，怎么就那么会长虱子。据附近的大人说，从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开始，虱子就盘踞在小孩头上吸头血，十年来，都是这样。

放学回家，母亲把灭蟑螂的粉笔碾碎，洒在我头上，用热毛巾捂着。头发干了，用细密的篦子给我梳头。偶有断发，发上有虱子蛋，母亲用指甲掐，有的没有声音，有的有声音。她说，有声音的就是还没捂死。

回到学校，虱子又从别的同学头上爬上了我的头顶，继续吸我头血。我厌烦透了，干脆找递头师傅把头剃得溜溜光，让虱子再也没有寄生之地。

那已经是隆冬，坪前的竹子被雪压弯了，全倒在地上。竹叶上覆满了冰刃，剥出冰刃夹至指尖，我半眯着眼瞄准家里的鸡，冰刃从指尖飞出去，我幻想自己是《少林寺》的小和尚。

早上，母亲拿了一顶风雪帽，帽子下端编两根寸宽的带子，用来束在脖子上，风吹不动。我本不想戴在头上，去了学校光着头又怕被同学们取笑，还是戴在头上。带子一束，连耳朵也遮住了，倒是不冷，就是觉得很奇怪的样子。哎，母亲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

第四节课后，帽子下的秘密被后座的男同学知道了，从后面给我掀了下来，一些人围着观看，哄笑。我恨死了，和那个男同学打了一架，把他的脸掐得青红紫绿，他放声大哭。我凶狠的目光扫射所有取笑我的同学，大家都怯我。

至于那顶风雪帽，却不知遗落在了哪里。

然而我还是从母亲那学会了编织，如何开头、收尾、瓦行、元宝针、平针、翻针。实在没东西玩的时候，我会用旧毛线打肥肉和瘦肉。

是的，我管翻针编织出来的方块叫肥肉，平针编织出来的方块叫瘦肉。

之所以把编织出来的方块叫肉，是因为父亲在某个凉爽的夜晚，讲的一个故事。父亲这个故事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故事的主角是个大舌头，大舌头说有一次进城吃香猪，非常好吃。据说那是断奶的猪仔捉回来，喂十天的蜜糖，喂十天的香油，喂十天大蒜，然后放火上烤熟，皮香脆，肉又甜。

故事本身并不可笑，是父亲模仿大舌头讲话的腔调，绘声绘色，让我笑得肚子疼。一年到头很少吃肉的我，不由得产生幻想，幻想编织的方块，就是香猪身上的肥肉与瘦肉。

母亲的肚子里没有完整的故事，纵然看再多电视，也无法讲述一个像样的故事。她不具备讲故事的口才与逻辑，讲不通顺，也没感染力。我童年听过的故事，不是父亲讲的，就是祖母讲的。

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念过私塾的祖母每每说起母亲，总带着几分轻视。

如果不是父亲太穷、年龄大、个矮，传宗接代的机会渺茫，母亲几乎是没资格进入这个家门。祖母喜欢的是三伯母，郎中的女儿，识文断字，陪嫁箱笼多。

祖母说，这都是命，你爷就这个命。

父亲说，第二次见面，已察觉她不灵泛（不聪明），只不过，仅有的四十块家当，已给了媒人，要不回了。

母亲则不是这么说的。她说媒人讲男方家有个好柜子，家底厚实，嫁过去不会吃苦。当然她讲不这么顺，我只能按大略意思帮她理顺这番话。她用手指着柜子，喏，就是你面前这个柜子。

我当然记得那个柜子。在许多年里，那是家里唯一的柜子。一页柜门用彩漆描了花鸟。

我曾无数次用铅笔在田字格本上，临摹柜门上的花鸟。

有一次语文课，我在纸上凭记忆画出了那些花鸟，老师到了桌前还未察觉。老师拿起那幅画，表扬我画得很好，又低头在我耳边说，如果课后画会更好。

自此，我觉得上学似乎没那么讨厌了。

父亲的鼾声具有一种强劲的穷透力，正穿过堂房敲击偏房的木板门，我能感觉声波在空气中泛起涟漪。我毫无睡意，索性披衣起来，开了侧门，来到坪地。夜色越发浓稠了，仿佛天上倒了一锅墨水。墨水流淌处，倒也有厚薄与层次，勾勒出的远山近树，虽朦胧亦可辨识。

我静静地待着，感受着十一月的寒意。

这个季节，虫子们早已蛰伏，不会弄出半点动静。

我的目光停留在高大的杉树上，随着它撒下的羽状枝块滑下来，越过枯草漫漫的农田，越过黑水涯涯的池塘，越过芦茅霸占的堤岸，又是广阔荒芜的农田，爬到矽砂矿歪牙裂齿的山头。

有些细微的嘈杂千里迢迢赶来，驼着一些逝去的声音。狗吠声好像竞赛，一狗叫带动十狗和；蛙鸣声不甘示弱，此起彼伏形成偌大的包围圈；夜枭似乎恼了，站在树梢拼命吊嗓子；鸡也不安守本分，在矮塌塌鸡舍里挥翅扑腾。

现在依然有鸡狗，只是夜里无人走。狗成了尸位素餐的狗，零星的吠，也锈迹斑斑。

大门打开了，父亲肥胖的影子被灯光推了出来。

怎么不去睡，深更半夜也不怕鬼。

我随父亲进屋，拴好大门，又躺在床上。

是人，总会有恐惧心，有时候只是当我反复强调，不怕，不怕，慢慢地也就不怕了。

比如鬼吧，幼时我也是怕的，每次骑在父亲肩头去看电影，经过坟场，我就会用小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只是逞强之心让我从来不说出而已。

有一次跟随母亲去外婆家，晚饭吃得久了些，返程时，打手电走夜路。走到一个山卡的时候，深秋的落叶被风卷得追着我们裤脚跑，发出呜呜呜之声；路边的野坟堆因天气干燥，散发出惨绿的荧光；最关键的，母亲手电筒一晃，晃到一棵梓树上，那里悬挂着死去的猫，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我吓得够呛，脚步虚浮无力。我感觉母亲还是怕的，她不自觉提高了讲话的声音，当给自己壮胆，用来掩饰自己的恐惧。

我们大声说话，大步走路，终于把恐惧甩在了身后。

幼年时，我经常做一个重复的梦：我梦见自己进入一块木头的纹理中，那块木板是枕头边用来压蚊帐的挡板，上面有颗黑色的树节。我一直在纹理中走来走去，徒然无功，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然后胸口闷，呼吸困难。每次醒来，我都惊出一身冷汗，发觉自己的双手压在胸脯上。

这个梦后来自行消失，像家里那只遗失的猫一样，忘了回家的路。究竟什么时候，什么诱因消失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请允许我将它嫁接在另外一件事上，以便老了以后触碰这些文字的枝丫，会感觉释然与欣慰一一母亲在这荒凉尘世间，也曾保留清浅的暖。我写下这些，不过是为了将记忆打包，邮寄给未来的自己。

说起读书写字这点爱好，也完全是拜母亲所赐。她做的饭菜，真的很难吃！我望着碗中那些油星不见，煮得烂黄的蔬菜，总怀疑是不是从猪食里拔出来的。无奈之下，只能找点书佐餐，把自己的注意力摁进文字中。当然看闲书有利也有弊，作文水平提高的同时，别的科目却下滑，我成为老师口中的偏科跛。

某个清晨，我再一次从噩梦中起身，冷汗涔涔。在梦中，分明听见老鼠在床头吱吱咬噬什么，只是当时我困在巨大的纹理中抽不出身。

看见母亲皲裂的手捧着一窝粉红色的小老鼠。一到冬季，她的手就会皲裂，裂缝顺手上纹路而生，有时裂缝还会张开口子渗出血。黑线深深嵌入每条纹路，如她的生命嵌入劳作，清洗不掉，解除不了。

我立马爬起床，在床底下扯了些破棉絮垫在一个书本大的纸盒里。粉红色的宠物没有毛，只有软软暖暖的肉体。自此后，我再也没做过那个噩梦了。或许幼鼠具备噬梦功能，谁知道呢。

说到怕，有一年，石潭坝那边大山中，传出老虎伤人的消息。那时我心中还没有老虎的概念，蒙眬意识到那是个可怕的存在。

我想起来了，每天夜里，母亲会给闩好的门加根扁担顶住加固，煤油灯如豆摇晃，她会放下厚重的篾窗帘，用钉子封死。那是在奶奶的老屋，那时我应该不足三岁。

原来，我真正对母亲产生记忆，是两岁多。

老虎并没有来过，老虎却时常跑进我的梦里来，它幻化了，变成贼的模样。我经常在梦里遇见贼，他丑恶无比，欲破门而入。瘦弱的我只能学母亲的样子，拿起扁担顶住门，可怎么也顶不住，贼能从裂开的门缝里探出一只手来捉我。我吓得扔了扁担四处躲藏，躲着躲着，就尿意磅礴，四处寻找隐秘的解决之所。

第二天清晨，我看到外面竹竿上晾着一幅印花布床单。

父亲说，这是体虚的表现。寻了许多偏方给我吃。我记得有个偏方是猪膀胱蒸胡椒与黑豆。

类似的梦我做了几年，直到七岁才停止。

土布印花床单在风中飘荡几年，直至床单中央部位经纬磨损，剩下丝丝缕缕撑不了场面。

时间磨损不只是床单，还有母亲。以至于她究竟抬了哪只脚跨入老年，我一点也不知晓。

甚至，我一度只记得母亲站在板栗树上扑打板栗时，那血肉饱满的矫健身姿。

那是什么时候，90年代初？

父亲说，那是一棵摇钱树，树上掉下来的是钱，也是肉。

矽砂矿和养路工班那些吃国家粮的人，会用一斤肉的钱，买走一斤板栗。那棵树上的板栗比别的板栗更香、更粉、更甜、熟得也更早几日。

屋前那棵板栗树可真大，我双手撒开也抱不了。

每到中秋，打板栗成为我们家的重要仪式。

母亲的腿脚比太阳麻利，太阳还未爬上树梢，她已骑在了树干上。

拿短竹竿来。 母亲的语气，俨然是决战沙场的将军，对士兵说，把我短刀拿来。

我拿起一根短竹竿递给母亲时，看见阳光透过板栗树叶的缝隙，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绿光。

那些板栗毛球在竹竿的扑打下，掉落满地。

弟提小竹篮去坡上拾，我和父亲在树下拾，树下有大箩筐。

拿长竹竿来。我又听到了将军的召唤，将长矛递给母亲。

母亲站到了最高的树杈中央，一手扶枝干，一只脚斜跨出去踩在树的横杆上，要把树梢尖上的板栗扑下来。

又一阵绿色的冰雹砸向地面，很快板栗就续满了箩筐。毛球裂开了嘴，露出牙齿，在箩筐里笑。

一大两小三个副工，主要任务是拔牙，拔毛刺球里的黑牙齿。拔牙是会被刺伤手的，即便钳子也无用。

最好的办法是将毛刺球踩在脚跟，身体一个旋转，就将黑牙齿挤了出来。踩的踩，捡的捡，一脸盆，又一脸盆的果实散发着酱色的光芒。

买板栗的上门，三斤五斤拎走。父亲数钱时眼睛弯得看不见。母亲也会盯着钱看，有时父亲会给她一点零头。

母亲去世的时候，私人存折上二万二千八百块钱。钱的含金量因人而异，这点钱对于别人来说不值一提，对于她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是三十几年无数零头的累积。

那些没有豁嘴的板栗，那些绿牙齿，卖不了钱，是我们的福利品。

弟剥了往口中塞，嘎嘣脆的响声从口中蹦出来。母亲剥了蒸米饭里，她喜欢那股子粉啊甜。我则剥了祛幼皮，切成片，炒辣椒丝与韭菜，好下饭。

那时的我，已经会做菜，偶尔开私人小灶。

是啊，我始终不记得母亲哪一只脚跨出去就老了。时间直接作用于她，把她的身躯压得又扁又脆，她的咳嗽声一年多似一年，让她速朽。九十年代末，我从湘潭回家，母亲就形容枯槁，如我祖母。

父亲依旧鼾声如雷，似乎在我出嫁后才察觉，寂夜里鼾声更显异常浓重。

母亲应该习惯了父亲的鼾声，如同习惯自己手上的老茧。三十几年以来，从未从她嘴里吐出片言只语表达不满。

虽智商偏低，母亲活得倒比旁人要乐观。

前两年夜里与三伯家平姐微信，聊到家族上一辈女人时，她说，落婶不傻，她是大智若愚、不争高低，妯娌中最自在。

是啊，母亲始终是乐观的，一如遗像，脸上挂着笑。

照片中的母亲，灰白包菜头下面一口幽潭深深凝视，高隆的鼻梁下嘴角微扬，笑得有些腼腆，脸部线条很自然。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好看的。

照片是她五十八岁那年秋末，去中路铺群艺照相馆拍的。照相馆很人性化地帮她处理了脸上密集的雀斑与眼角深刻的纹路。

母亲说，总有一死，赶早拍张遗照。

祖母的遗照，虽嘴角也挂笑，到底有些勉强，脸上的线条紧绷，显得严肃阴沉。

至于父亲，是决计不肯提前拍遗照的，甚至连七十大寿也不敢操办，怕阎王爷知道了派鬼捉他。

我有些奇怪，与母亲一直不亲厚的我，这个夜晚，竟然会想起这么多事。

小时我与祖母更亲近，一直睡祖母床上，也在博客里文章里时不时提及祖母。

长大了，与父亲更亲厚，每每回家总会把钱塞给父亲而非母亲，塞给她的只是零头，五十、一百，最多两百。理由是父亲掌家。

每次母亲生病住院，总会有怨言，什么照顾我，明明带着她爷出去吃大鱼大肉，我喝的只是清粥（医嘱下喝流食）。

她配不上我聪明的父亲。

可她却是我母亲。

这很矛盾。

或许潜意识为了处理矛盾，会过滤掉一些信息，让它沉潜在我的心理容器中。一旦矛盾本体消失了，那些信息又会集结，借助黑夜的力量，从心灵盔甲中探出触角来。

母亲去世的前几天，燠热已久的小村庄下了一场冰雹。那天夜里，世界漆黑一片，夜夜带着光晕悬挂于苍穹的月亮隐匿了。

长年累月被酒醺成红脸的父亲，眼神浑浊地坐在木椅上，大脸盘上的肉呆滞木然，显示出一种老去的颓丧与昏聩。

一切因母亲抽身离去。

月亮不会发光。月亮不是光源。

一百多天前，三伯母对我说，你娘是最好的堂客（女人或老婆），辛苦一辈子，没歇过一天。对父亲则评价很低，说他一直不怎么爱做事。

父亲摔断手后，我说，不要种田了，买米吃。一直当父亲是主劳力。直到母亲病重送回家准备后事，才发觉家里一切全赖有她。

四十几年的柴火因她丰足，五个菜园子的菜因她茂盛，家里鸡蛋因她充足，饭桌上的小鱼虾，因她而续餐。

农村人总说养儿防老，新的社会结构下，青壮年都去了城里。比如我，比如弟，二十年来也仅三节两生回家一趟。

母亲才是这个家，真正的靠山。

母亲去世后，舅舅提起父亲咂舌，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喝得醉醺醺。

我是记得的，年轻的父亲中午出去吃“八碗”，大约村上或亲戚做红白喜事庆大寿之类，黄昏的时候总被邻居扛着送回家。

我在灶前捉土鳖玩，捉灶马玩。

母亲会拿起小铁铲，铲出灶里一堆草木灰，一边嘟囔，又下猪仔子了。

我知道她口中的猪仔子是说呕吐物。草木灰能去异味，能把呕吐物和起，方便清扫。

当我回忆父亲时，自动过滤了这样的细节。笔下记录的是：父亲出去吃“八碗”回家，口袋里抓出瓜子与糖，递给我和弟。

晨曦凉如水，均衡地洒泼着小山村。那些傍在墙根的柴火，或许都沉潜着母亲的温度。我目测了一下，那些柴火，够父亲烧一年。

几个菜园子，是彻底荒芜了。

母亲的生命，曾如菜园子一样青绿旺盛的生命，也彻底荒芜了。

启程回城时，后视镜一晃，家已跳出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