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出国读书前自己在学校做了四年和外事相关的打酱油的工作。虽然相比较过去，现在在国内认识几个外国人已经不是很特别的事，可如果有人问你：“你和你身边的外国人会谈心吗？交心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两年前我和国外的留学生曾聊起过这个话题，现在我想写一写出国前那几年自己接触过的也还没忘的几位“外国人”以及和他们打交道的某些片刻，因为那些碎片化的记忆曾经像萤火虫的光，在黑暗中让我看到了自我救赎的方向，也让我在不断的自我看轻中发现了渺小的个体也自有一点分量。
A是一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当时她和她的朋友同在学校教书。课下我会觉得她还挺好相处，但涉及到工作却发现她俩常常给学校添麻烦，除了上课会无故放学生鸽子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校不鼓励的习惯，甚至有时会突然失踪，联系不到时我们还得跑派出所。最后学校决定解聘她，领导说：“小P，你给她写封邮件吧。”在这之前自己和这姑娘并没有什么来往，只记得为了考虑到她的情绪，自己在邮件中的遣词造句比较小心。她没有现身，但回了邮件，平静地接受了。之后约了个时间地点我把护照给她送了过去。一个多月后，她突然给我发了条短信，说谢谢我帮她送护照，并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份工作。我当时有点诧异：为什么她会询问一个自己基本没有来往过的并且解聘她的人？大概是我那封邮件写的让她无言以对却又没有给她造成心理上的攻击性吧。
G是一位大嗓门的美国胖叔，上课随意，备课不大认真，和A一样会不打招呼放学生鸽子，据学生反映上课时他还曾暴跳如雷拍桌子扔板擦。我不记得自己找过他几次跟他聊这些事，让他不要无故迟到无故旷课，似乎每次他都接受，可又很容易再犯。记得有一次他说是因为和他的中国太太吵架了所以自己有情绪，之后我说的话无非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情绪不好，可我们还是不能因个人事情而影响上课”这样的大道理吧。对于这么一个所有中国同事都不喜欢的人，我还记得两点，一次是在校车上谈到放假补课的事情，我说我们也不喜欢放假还要补课这样的安排，他困惑地说：“那为什么你们不去跟学校说？为什么你们要继续呢？”还有一次是他突然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还没回答他又接着说：“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没有结婚的话我想给你介绍。”
M&N是两位差不多同龄的美国人，当时接到他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终于来了两个看起来靠谱的美国人。M很高，有一米九的样子；N话不多，弹的一手好钢琴。当时他们到达中国恰逢暑假，杭州正处于滚烫的火炉时期，为了把他们安顿好，我不得不常常在市区和高教园区之间往返，一会儿空调坏了，一会儿电脑无法使用，那时还没有地铁，有什么事情就坐公交车赶去。大概也就是在他们眼中我总是很耐心地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之间才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吧，即便是我不在外事办之后，他们还是习惯性地找我帮忙。有次办公室组织他们去义乌，在车上M拿出自己制的中英词汇卡片，问我：“Paula，你能帮我练习一下中文吗？”在义乌小商品城里询问商品价格时他又说：“Paula，这次让我来好不好？我想练下中文。”大家吃午饭时，N问我：“Paula，你怎么不大吃东西？”我说我在吃的。他说：“你只是在看着我们吃吧。”于是我夹了几筷子放到自己的碗里，说：“看好咯，我现在是吃给你们看的。”他俩哈哈哈笑得很大声。那年的圣诞节看到他俩分别送给我的卡片，自己心里生出一份相互理解的暖意：
K是合作项目的老师，非常绅士的澳大利亚人，和我老爸同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被他的谦和有礼所打动，那天要和领导一起带外教聚餐，在楼下他看到我就带着笑意地为我打开了车门，做了个请的动作。当天吃完饭后他为所有在场的女士们把大衣从衣架上拿过来，一件件分发。之后每次和我到市中心走走时，他都会让我走在马路里面他走在外面，他曾经说：“Women have the prerogative. My father told me this when I was a child.”每次约好几点在车站见面，他也必会提前到了等我，笑眯眯地看着我走向他，伸出双臂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问我：“So, where are we going?”有时候他从我上课的教室经过，会在后门口停一下，看我一眼，笑一下再走，有时候我路过他办公室也会跟他打个招呼，或者带一把花生米给他配啤酒喝。每每在外面散步他要找公共厕所时，都会小声对我说一句：“I'm old.”以至于后来他回国后再通电话我第一句常常是：“Hi, you're alive!”
G也是合作项目的老师，同为澳洲人，比我亲妈小两岁。如果说我和K的散步只限于杭州，那么G是唯一一位除了西湖边，我们还一起去了其他城市两三次的人。每次都是她邀请我，每次她都说：“先说好，住宿费我来付，因为是我提出的想法。”在厦门时晚上风很大，她比我高，就搂着我往回走。有时我跟她说计划时或征求她想法时她会认真听完，接着一本正经地站在我面前，头一低来一句：“Yes, madam”或“Yes, mummy.”坐火车时为了不无聊，我和她会互相讲笑话或脑筋急转弯。在泉州的晚上，朋友要带我去唱歌时，我犹豫着，她说：“Go have fun. I can look after myself, madam.” 深夜我回到酒店时，发现她还在改学生的考卷。作为一个不喜欢挑礼物的吃货，我每次想带点什么给她时总是先想到吃，所以她回国时我给了她一小盒浮力森林的饼干，她在机场说：“海关人员盯着我，我只能先吃掉，漂亮的盒子我带回家。”后来我在澳洲去她家住时，发现我那个盒子竟然还在。
另一位M是喀麦隆人，在中国教书已经好几年，人很认真也很有原则。有时我会去旁听她的课，有时她会跟我聊她以后的想法，是继续教书还是做外贸，也会跟我聊她的女儿。她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她教学生唱的一首歌的名字：You are my sunshine。她和上述几位外籍教师都在同一时期相处过，那段时期的记忆面孔和画面不少是交叉的，比如一起在食堂吃饭讨论学生，一起听加拿大的外教R讲他的女朋友和他家小狗的故事，一起在楼下合照，在银泰逛街，陪她在银泰买鞋换鞋，一起去眼镜店配眼镜。后来我辞职了出国又回国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Hello, is that Paula?”我一下就听出了她的声音，然后她惊喜地说：“OMG, I'm just trying my luck.”
除了这几位，当时还有一位西班牙的姑娘，年龄偏小，有时会戏称我为mama，有一次带她去医务室的路上她说我给她的感觉就像她妈妈一样（真当是让我激动地热泪盈眶，明明别人说我是长了一张学生脸的）。此外来往的还有本校的D&R夫妇，外校的M和J，他们的年龄都是和父母相仿，但性格迥异。D有一次晚上在亿多瑞酒吧沾了点酒突然就晕了一下倒地，R赶紧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带他们去邵逸夫医院。J邀请我去参加她们的感恩节和元旦party，于是自己和她们学校的十来个外教吃了火鸡，后来元旦又在她的住处玩杀人游戏，虽然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体验，因为我实在接受不了美国人在那晚的用词和所讲的笑话，用一个词形容就是：vulgar。J体察出我的感受，过后对我说她也不喜欢，可能这是美国年轻人的一种表现吧。后来J知道我要去澳洲读书，又特地做了一次澳洲的饭菜请我先去尝试一下，只有三个人：她、我还有她的朋友M，因为M也是澳洲人，所以J就想让我认识一下。之后的两个周末在M的询问下，我带她去了布料市场、装饰市场和丝绸市场，因为这是她的专业方向。我后来想起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同时也有点内疚：这几位我在国内来往并不频繁的人在她们自己的国家是那么热情周到地招待我吃、住、玩。
有个学生曾经对我说交朋友要交对自己有用处的朋友，当时听了他的这句话我只是疑惑地笑了一下。怎么来定义“用处”呢？所有的“用处”都是眼睛可以看到，脑子可以衡量出的吗？现在看不到“用处”就意味着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用处”吗？现在依靠“用处”去衡量朋友的价值，难道那个朋友不明白你的“用意”吗？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出自己的外国朋友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可衡量的价值，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花时间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粒种子，它可能不会发芽只无声无息地腐烂在泥土里，也可能遇到合适的温度湿度就会展现持续的生命力，说不定用耐心等待也会开出一朵很小的但属于自己的花，而这朵花并不是一个人当初种下种子时就可以准确预见的。
所以如果你想有那么几个随着时间的流逝却依旧不会断线的外国朋友，我觉得不妨先问问自己：
在你想练英语的同时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你有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分析解决问题？
你有没有考虑过和他们出行时路上应该注意些什么？一起同住时你有没有考虑过应该注意些什么？
做任何决定时你有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想法？哪怕是一起吃个饭？
……
我并不觉得文化差异是“交心”的绊脚石，但我承认一个人的换位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会直接影响交心的程度。当语言表达能力还很弱时，我只能尽可能多的按照我将要进入的语境先做一些思想上、内容上和语言上的准备，才不至于到时陷入被动和冷场，也才可以让共处的时光多一些看似随意的乐趣。这样的刻意准备并不是为了去迎合特定的某个人讨他欢心，而是：反正自己要去，那为何不做些准备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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