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小老头——汪曾祺

  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没有鲁迅作品中那么鲜明的阶级观念；没有茅盾作品的规模宏大，文笔恣肆；没有张爱玲作品的深沉动人，语言多变；更没有莫言作品的叙述独特，节奏鲜明。但他的作品从容，闲淡，朴素，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性至情的热爱。能让我更加乐观的看待生活，享受生活。

  汪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等。

  我最先接触到汪老是在高一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独立的书柜，我从中看的第一本书就是汪老的《人间滋味》。当时还想：写吃的东西也能出书？但当我看完之后，就为我起初的想法感到幼稚。并认为《人间滋味》，重点不在“滋味”，而在“人间”。一切食物在他笔下都鲜灵生动。哪怕只是他信手拈来的绿豆、韭菜，都能写得出神入化。也许这就是心美便一切皆美，情深则万象皆深。

  很惊叹汪老对生活有如此细致地观察，敏锐地体验。娓娓道来有一点淡，汪老似乎更有味道，更有力度地讲述，不是炫耀，也没有说教，凭借的是那一种对生活的浓浓的兴趣和热爱。

就萝卜来说吧，汪老笔下的萝卜，并不是用“清脆可口”这些形容词来描述，而是用具体且平淡的文字来展示在读者眼前。

“江南人特重白萝卜炖汤，常与排骨或猪肉同炖。白萝卜耐久炖，久则出味。或入淡菜，味尤厚。沙汀《淘金记》中，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炖白萝卜，吃得一家脸上都是油光光的。天天吃是不行的，隔几天吃一次，想亦不恶。”

“张家口的白萝卜也很大。我参加过张家口地区农业展览会的布置工作，送展的白萝卜都特大。白萝卜有象牙白和露八分。露八分即八分露出土面，露出土面部分外皮淡绿色。”

“天津吃萝卜是一种风气。五十年代初，我到天津，一个同学的父亲请我们到天华景听曲艺。座位之前有一溜长案，摆得满满的，除了茶壶茶碗，瓜子花生米碟子，还有几大盘切成薄片的青萝卜。听‘玩意儿’吃萝卜，此风为别处所无。天津谚语云：吃萝卜喝茶，气得大夫满街爬。吃萝卜喝茶，此风亦为别处所无。”

“北京人炒萝卜条，是家常下饭菜。或入酱炒，则为南方人所不喜。”

  汪老通过对不同地区对萝卜的吃法，反映了当地的风俗文化。在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中关于饮食、地方描述的一些文字，读起来很有趣味。既有人间的气息，又脱离了生活的俗气。看他的作品，文字不急不火，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他体验生活，然后记录下感受，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回味出一种清新的生活。他是江南人，是那块土地滋养了他的性灵。那种细腻的、温和的生活艺术，多么有个性。

就这样渐渐喜欢上了汪老写的文字，平平淡淡的，极细腻，又毫无雕琢痕迹，其实却蕴含着某些生活的小哲理。“听”他平静地说着，不会乏味，亦不激昂，算不上大气却仿佛牙雕般精致，时代的痕迹很明显，似乎一打开书就走进了一段时光，字里行间的文化气息和温馨感让我很是留恋。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位老先生打趣得紧，又会隐隐觉得他有种淡然，这种淡然，不是那种行文可以营造的淡然，而是他良好的家教和多年的博学所带来的骨子里的清雅。他又似乎很低调，有着一个大隐隐于市的文人身上的干净与清澈。他自己也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看汪老写的饮食书确实是一种享受，美食在笔下成了一种艺术品，其实都算不上美食，每一种都是极具风情的小吃，简单而入味，让人愿意一遍一遍地读，文化的气息从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小日子的味道让人心生喜欢。

  很难想像，心态这么乐观，文字这么阳光的汪老，他的背后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

  在1958年，他曾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他被派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一个作家被“发配”到这个荒漠的地方。照一般人来说，心情是会非常低落的。而汪曾祺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他很得意地说：“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他每次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全部画完后，就把马铃薯埋进牛粪火里烧烤，熟了就拿出来吃掉。这种苦中作乐的态度，真是现如今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也正是有了这种心态，才帮助汪老度过了那段极为无聊的时期。

  在回顾自己那段困境的时光里，汪老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这样说到：“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正是这种“玩”的心态帮助汪老度过了人生那段灰暗的岁月，挺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也需要这种“玩”的心态，但懂得“玩”，“会玩”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这种“玩”的心态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和自己较劲，看的开些，淡些，心情就会平和的多。当我们无法改变生活时，只能去适应生活，也就是像汪曾祺所说的“安”，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既来之，则安之。

  汪曾祺博学多识，淡泊名利，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他丰富的经历为他的创作做出巨大贡献，短篇小说集：《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等。散文集：《逝水》，《蒲桥集》，《人间草木》等。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主旨的玄奥深奇，他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汪老的小说的回忆性题材刻意反映民间生存状态,应和了现代主义作家从远古、从原始状态中寻找人性的对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诱发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寻根小说的产生,对寻根文学“原始生命派”、“忧患派”对生命内质的探索,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启发意味。

  汪老的小说创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继承传统又打破了传统,进行了多元化重构,小说有这样写的吗?一时间争议纷起。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汪曾祺是个很难归类的独特的小说家。所以说,你根本无法用某一种定义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说,它就是它,无法复制,不可重述。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汪曾祺的现代性因素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他对传统语言观、小说叙事风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语言意识的作家,对新时期现代小说发生深刻影响的是他的“语言游戏”和“近似随笔”的写法。汪曾祺极力主张打破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界限,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并将这种理念融汇到他的创作中去。汪曾祺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消解故事情节,强调小说氛围营造,推崇客观原则,以及作者与读者同构的美学观,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成为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先锋人物。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有思想，有文采，最可爱的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很多人对他有很多评价，但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位有生活情调的阳光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