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艺人/杨光举

小镇艺人/杨光举

1

但凡有点手艺的人，通常都是聪明刚愎的家伙，甚至让人看上去有点二球。

手艺人凭借着独有的技艺，或游走在城乡间，或厮守一爿小店，年复一年打发着自足自满的光阴。日常里只有人们上门求他，不见他去求人，久而久之就养成我行我素、刚愎自用的习性。

很长一个时期，这些五行八作的家伙们——木匠啦、油匠啦、铁匠啦、石匠啦、钉鞋匠啦、小炉匠啦、劁猪佬啦、杀猪佬啦…… 就像传奇人物，以其独特的习气、做派、口音、穿戴或技艺，常常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中。社会不断改革，时代不断进步，新型产业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民间手艺人也从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失。人们刚刚还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哪个木匠的手艺精湛，哪个劁猪佬的奇闻异事，一回头，却发现那个行当已不复存在了。

那个抢剪子磨菜刀的呢，那个钉鞋匠呢……起先有人还提一句，到后来就没人再去顾及他们的下落。日子像流淌的河水，不住劲儿地往前奔腾。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日子却已不再是那个日子。

我在小镇上读高中时，小镇唯一正大光明的手艺人叫田桂生，是个瘸子。 他是随着父亲从谷城那边搬过来的，长着一张白净方正的脸盘，站直了也有一米七五，十分注重穿戴打扮，三十挂零还没成家。田桂生不无炫耀地对人们说，他心目中的爱人是他小姨！他小姨是镇中的英语老师，长得跟电影明星似得，是镇中的老师公认的校花，喜欢她的老师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他这么说是向人们表白，自己没成家并不是因为残疾，而是瞧不上那些凡俗女子。但这话却令镇上的人听了目瞪口呆：一个人怎么可能去爱自己亲姨呢？就觉得田桂生不仅身体残疾，连脑子都是有病的。父亲是修自行车的，也算是个手艺人，为了生存，一路辗转来到这个小镇。田桂生却因为小儿麻痹瘸着腿找不到正式工作，就临街开起个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和钟表的店铺。

小镇并不大，从那头步行走到这头只要五分钟，从这头步行走到那头也只要五分钟，全部的热闹都在这条中心大街上，街两侧堂堂正正地坐落着食品公司门市部、百货公司门市部、药材公司门市部、土产公司门市部、五金公司门市部，新华书店、邮政局、文化馆、理发馆、缝纫社、浴池……虽然平常冷清，集日却黑压压的满街都是人，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叫卖的、讨价还价的，相识的高声打着招呼，眼尖的看见亲友扯着嗓子喊叫“大姨”“二姑”；突然有人就争吵或厮打起来，人流便如江河般一阵汹涌。

田桂生的店铺是在他家公产房临街的墙上掏个窗户、开了扇门，窗扇玻璃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修理收音机、钟表。门是单扇门，平时总插着。窗户下方设置成推拉扇，他把一张黄漆小桌摆在窗前当作工作台，从一尺见方的推拉扇口接活儿、收费、和人交谈。人们把坏了的半导体收音机、马蹄表送给他去修理，却没人问田桂生这技术是跟谁学的，好像瘸着腿、操着异乡口音，他天生就该会这门技术；也没人因为单干、私营来找他麻烦——小镇人对田桂生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和宽容：残疾人也得有碗饭吃啊！但夹在那些宽敞空旷的国营门市中间，他那狭窄局促的门脸仿佛自行惭愧，总是透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猥琐。只是田桂生傲气，价格从来说一不二。在这个山区边陲小镇，他并没有多少活儿做，总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他不像那些国营商店的营业员，闲下来就站到街边去看热闹打台球，跟人们聊天，勾引农家大姑娘，和街边小媳妇扯皮条，而是在昏暗的电灯下读《战争与和平》，读《基督山伯爵》，读《哥达纲领批判》……读累了，他就站在刚能扭转屁股的屋地上，用明显带着谷城口音的普通话，模仿着不同人物的腔调，大段大段背诵电影台词：

“毛主席语录：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等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人们知道，这是《打击侵略者》的开场白。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来了。”

这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接头暗号。

“您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么个问题。”

“什么？”

“叫我怎么说呢？”

“是谁被捕了？”

“对，就是这个问题。”

“啊，是谁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的是瓦塔谢夫教授。他是个好人哪！”

“什么叫好人？他的政治立场怎么样？”

“他过去掩护过我们。”

“也许他是仁慈的。过去掩护我们，但是现在掩护我们的敌人。”

“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

“不、不，好朋友，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是个滥好人，我不轻易相信别人。可是我现在情愿为瓦塔谢夫教授担保！”

……

他一会儿高尔基，一会儿列宁，不歇气地背诵。

有人并不修理什么，突然到窗前隔着玻璃往屋里瞅瞅，就是想知道他又在读什么书；有时，孩子们成群结伙悄悄立在窗外，满脸敬畏地听他朗诵电影台词。小城没几个人能和他说到一块儿，于是田桂生拄着双拐上街的时候，苍白的脸上总是透着冷傲。后来，他又开始跟着收音机自学许国璋《英语》，早晨人们路过他的店铺，总能听到他大声背诵单词或是朗诵课文。

他说，他的目标是阅读经典原著。

周向文是小镇上唯一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周向文那台“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出了毛病，吃过晚饭就骑上摩托车给田桂生送来。平时，周向文习惯一边干活一边听刘兰芳播讲《杨家将》，听单田芳播讲《隋唐演义》，收音机一坏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寂寞。刚好雨过天晴，天气凉爽，晚霞把西天烧得通红。小城没人不知道田桂生，但周向文并没和他搭过话。把摩托在店前停好，周向文举起右手，正要敲窗，就听里面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问道：“是谁在二堂喧哗？”

周向文不是爱开玩笑的人，但伏天里难得的清爽让他童心大发，就脱口接道：“启禀中堂，是标下在二堂等候召见。”

“嗯。为何不在二堂等候？”屋内又问。

“适才听中堂召唤，标下前来回话。”

这是电影《甲午风云》中李鸿章和邓世昌的对话。

周向文刚说完，就见窗扇猛然拉开，探出特写般一张苍白的脸，眼镜后面的目光闪烁着惊异和激动。紧接着，那扇永远关闭的单扇门打开，田桂生站在门口恭敬地打着手势对他说：“请进，请进来吧！”

就这样 他俩成了朋友。

2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级大力号召、鼓励人们经商办企业。报纸、电视今天说这儿出了个“万元户”，明天又说那儿出了个企业家，一时间仿佛“放卫星”，社会上厂长、经理满天飞。手艺人更像是雨后路边的狗尾草，突然之间，从地下冒出一堆来，生活里又响起南腔北调的吆喝，大街两厢开出许多门脸商铺，集市上摆满五花八门的摊位。

周向文的手艺是缠电机。

虽说在工商局、税务局办理了正式执照，但周向文自认为他干的那摊距离”企业”还差得远哩，顶多算个作坊。工商局执意在营业执照上将他那摊儿命名为“电机修理厂”，不过是为夸大和统计政绩拿来充数。以致到年终，镇委书记乔江山在优秀乡镇企业家表彰大会上颁奖时，主持人念了好几遍这个厂名周向文才反应过来是叫自己去上台领奖。

他的“厂址”在镇政府斜对面，是租来的一幢独门独户的院落。

媳妇金玉在镇文化宫工作，儿子正上初中，金玉偶尔有事出差，姥姥就来给他父子俩做饭。周向文在院子南墙根用角铁、石棉瓦搭起个工棚，工矿企业和各村的动力设备电动机、潜水泵烧坏了，就给他送上门。他将坏的拆下，根据型号用漆包线再缠一个新的重新装上，烤过漆，那个动力设备就复活了，又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忙完一天，周向文傍晚时分喜欢骑着摩托车到河边兜风，路过杜家卤肉铺，兴之所至偶尔会买块猪头肉，回家自斟自饮喝点小酒。自打结识田桂生，大多数时间他就等着田桂生来下象棋。

这时，田桂生已经开始修理电视机。

小城人看见他俩凑到一起都说：“这俩活宝倒是一对儿。”

其实，他俩站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田桂生整天西装革履，偏分头儿梳理得一丝不乱，再抹上二两凡士林，油光可鉴。他是小镇第一个穿西装的人，即使时兴中山服、解放装那会儿，也是专门跑到县城买衣服。他嫌小镇人的穿戴落伍土气。而周向文永远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还难免蹭上些漆、沾上一片机油。但周向文干活儿永远戴手套，这一点让田桂生极为赞赏，觉得这是技术人员应有的范儿。他们下棋不是下棋，更像是个说话的由头。田桂生读过的世界名著，周向文在高中后期都读过；田桂生读过的马列著作和毛选，当初为和对立派辩论，周向文也都悉心研读过，这就让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他们谈论曹雪芹、托尔斯泰、高尔基、雨果、巴尔扎克，也谈冉·阿让、安娜、宋江、王熙凤……但真正使他们密不可分的则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

上高中时，周向文最好的功课是数理化，如若当年高考没有取消，他怕早已考进哪所理工科院校。“文革”使他补上了文史哲的不足，只是等他体会到其中奥妙，已经没有考试的机会了。

周向文家的院里有棵大槐树，不冷不热的春秋季节他俩就在树下的水泥桌上下棋。头上有鸟叫蝉鸣，旁边工棚里是拆开的或没拆开和已经修理好的电机；夏天旁边会摆个电风扇，除了吹凉风还驱赶蚊虫。冬季，他们就挪到屋里的餐桌上。餐桌是周向文自己打的一张白茬桌，没油漆，卯榫严丝合缝，桌面平滑如镜。乍看到这张餐桌，田桂生盯着桌面愣了半晌。他不明白周向文采用什么工具把活儿做到这种工艺水平，觉得就是镇上公认的好木匠老焦也达不到这个水准。老焦是镇家具厂大名鼎鼎的生产车间主任，业余常为镇上这局长那主任家做家具——打新时兴的大立柜、一头沉或两头沉的写字台。油匠们说，油漆老焦打的家具就像行走在冰面上——是说老焦刨出的桌面、柜面平滑。田桂生对技术活儿天生痴迷，终于忍不住问起周向文。周向文淡然一笑说，前年冬天老焦在隔壁给镇上主管工农业的书记打家具，那天下雪他去和老焦聊了会儿天。周向文就说到这儿。田桂生知道老焦做活儿从不让人观看，怕偷了手艺，大约知道周向文是缠电机的，所以才放松警惕。田桂生问，关键在哪里？周向文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细刨刨刀在刨床露出的短，别人推一次，他推五次六次，如此而已。田桂生想了想便释然地笑了，看周向文的目光变得怪怪的，充满钦佩和赞赏。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就摆上棋，或许这时候他们已开始各怀“鬼胎”。坐下走了几步棋，一个就问道：“《毛主席语录》第73页都是哪几条呢？”

另一个想了想刚要回答，忽然问：“你说的是哪个版本？”

这一个惊讶道：“咦，不一样吗？”

另一个一本正经地说：“大开本和小开本字号不同，页码也不同。”

他们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本地话，倒像是两个和尚在打禅语。

少顷，一个又说：“记忆力明显减退了，《矛盾论》背到第四节就磕磕巴巴的。”

一个说：“哦，好像是这样……”

遂将整整一节从头背到尾。又走了几步棋，他说：“《新民主主义论》原来能从头背到尾，现在就能背到第6章了。”

另一个轻咳一声，将七章徐徐背来。背完，谦虚地说：“不知记得准不准？”

一个说：“最后一句‘碰破头皮的’好像没有‘皮’吧？”

另一个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翻书，印证过了赧然一笑说：“还是你记忆力好。”

这样的背诵好似万花筒，被他俩不断翻出新花样。

这个说喜欢《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那个张口就背；那个说《别了，司徒雷登》写得真好，这个立马就背出来。

这个问：“毛主席论妇女的语录你能记住几条？”

那个一边想一边说：“我记得有……”

听完，这个说：“你不说，后面两条我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问：“论教育体制的有几条呢？”

这个说：“我试试，说不全你补充。”

然后一二三四……一条接一条背来。

那个用赏识的目光看着对方说：“我能记得的也就是这些。”

“文革”期间很多行业辑印了与本行业相关的专题语录，比如《毛主席、马恩列斯论党的建设》《毛主席论教育》《毛主席论工作方法》《毛主席论小资产阶级》等等，其中有些还是从内部讲话上摘编的。他们的兴奋点多是那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语录。比如：“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去年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领袖的话令他们摸不着头脑，两人你看我我看你，交流着复杂的眼神。有的则让他们兴奋不已，比如：“省、市、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要每天都管，上半年管几天，下半年管几天，一年管七八天。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允许的。” 这话让他们觉得领袖不只高高在上，而且有些孩子气，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田桂生乘兴又背起老家一个女学毛著积极分子的发言材料：《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

有时喝了酒，带点酒意却没醉，脑子显得格外灵光。若周向文媳妇金玉没有外出办事、恰好在家的话，田桂生就拉她当裁判，将一部合订本《毛选》硬塞到她手里，他俩你一篇我一篇地轮番背诵：《质问国民党》《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毕竟带了酒，声音比平时高好多倍，这一个背着，另一个却失去平时的斯文，听到错处就打断对方，高喊错了错了！这个不信，同时去金玉手里抢书查对。金玉被两个呆子逗得突然大笑起来，手里的书掉到地上，那两人低头去捡，头砰地撞在一起。金玉笑得搂着肚子、跺着脚，两眼都流出泪来。

两个手艺人沉湎在这个游戏里，彼此考验着、欣赏着、快乐着。

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老三篇”。老人家是要清除儒家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培育一种纯粹、高尚、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类。

看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腰包一天天鼓起来，他们就谈起当年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同样的热情和积极，这其中有没有对错是非？

此一时彼一时也！田桂生高高举起右手食指说，历史，这就是历史！

周向文望着高处田桂生那根细长的手指，对“历史”的理解是：当年入社有入社的背景，如今改革有改革的道理。

周向文能享受这份快乐，自然缘于他缠电机的可观收入。如果不是金玉下岗，他也许至今仍沉浸在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里。

镇文化馆突然解散了。

金玉原本就不在编制之内，在文化馆也就是个跑腿儿的，闲着没事干了，她就去野外画画写生。改革开放以后，小镇的人们渐渐忙碌起来，面对电视机逐渐普及和娱乐形式的多元化，画画写生之类的文化活动经历了短暂几年的火爆，像是回光返照，突然就枯萎了。过去喜欢写写画画的文化人，如同喜新厌旧的男人，一有新欢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他们。

对于金玉下岗周向文不以为意。他说，每月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如在家给我和孩子做饭呢。

“让我们等待分流呢。”金玉却不甘心。

文化馆归文教委管，宣布解散时主管文教委的林镇长说，镇委镇政府对下岗职工十分关心，首先鼓励大家——特别是年轻同志自谋职业；再就是耐心等待在本系统分流。说完草草瞭了大家一眼，钻进那辆伏尔加轿车就扬长而去。

金玉在家除了做饭就是收拾家务，四十来岁的人那点活自然不在话下，只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周向文和金玉在初中就谈上恋爱。金玉爱好文艺，初中毕业那年全县教育系统会演，她被镇文化馆看上招了去；周向文高中毕业赶上取消高考，回到村里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记工员、会计、电工、拖拉机手他都干过。后来，电影队把一台淘汰下来的发电机送给文化馆。以往文化馆上山下乡都是点油灯，这回总算有了机器。馆长看着那台半死不活的发电机对金玉说，你不是说你家向文手巧吗？让他来试试，收拾好了就录用，收拾不好就当什么都没说。周向文捣鼓了三天，那台发电机就能发电了。

在文化馆，周向文除了发电还拉过幕，管过灯光、打过字幕、画过布景。本来就是聪明人，

什么活儿他看看就摸着门道，一干就上路。但他脾气不好，用小镇话说有点“二百五”。高中毕业那年镇上两派武斗，听说“红总”把自己所属的“联总”赶到镇外，他提着粪叉骑上自行车去街上转了一圈，扬言“看谁敢动老子一指头”。“红总”有他的同学，赶紧给人们传话：谁都别理他，这是个二百五，不要命！周向文与人相处对事不对人，在村里和队长、支书吵过，到剧团又和领导同事吵。但他唯独不和金玉吵。

看到金玉失落的样子，他说我给你找个“工作”吧。金玉说干什么？他说做电褥子。跑到县城买来所需的各种材料，教给金玉如何做。金玉做了四天，第五天拿到集上去出摊，结果被一抢而空。算下账来竟比自己一个月工资挣得还多，金玉笑了。

转过年春风一刮，院里的槐树枝就被沉甸甸的槐米压弯了。

一天，金玉卖完货经过马六的烤山药摊。马六递给她一块烤红薯说：“知道吗？林红去县幼儿园上班，晓敏到电影院卖票去了。”

金玉本来把“分流”的事忘了，听了马六的话不禁一怔。

“有没有人到底不一样。”马六也在文化馆干过，长得本来就黑，现在更像是打非洲来的国际友人，愈发显得两眼黑白分明。马六酸溜溜地说，“你不知道吧？人家林红的姐夫是副镇长，晓敏的哥哥是电变电站长。”

金玉私下把全馆的人排过队，觉得分流到别处不敢说，要在教育系统安排，安排一个人也应该是自己，好歹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初中毕业生！下岗前教管会让他们填过表，特意让填上“学历”和“毕业学校”。她知道林红和晓敏都是小学毕业。

第二天吃过早饭，金玉没和周向文打招呼，推上自行车就出了门，直到中午才回来。回来她没去做饭，一言不发坐在院里的软凳上。周向文这才注意到媳妇一脸恼怒。迎着丈夫问询的目光，金玉说：“我去找林局长了。”

周向文停下手里的活儿，疑惑地瞅着媳妇。

金玉说：“林红和晓敏都分流了，一个安排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去电影院卖票。”

周向文笑了，问她：“那地方，你去？”

金玉顿了下，说：“不是去不去的事。马六说安排林红是因为她姐夫是副镇长，晓敏是她哥哥当着变电站站长。我问林镇长，为什么安排她俩？林局镇长说总得有个先后。我说先后也得有个理由吧？林镇长说她俩年轻。我说不是鼓励年轻人自谋职业吗？林镇长说镇上觉得她俩适合那个岗位。我说不是她俩适合，是她俩有后台吧？林镇长一听就恼了，说你找得到后台我也安排你！”

周向文默默地听着金玉讲述。

“我气愤地说那我告你们去！”金玉说，“林局长说你告吧，我的后台是乔江山！”

金玉讲完，周向文脸色阴沉得快落下雨来。他把手套往工作台上一扔，说道：“乔江山……乔江山也未必是铁打的！”

3

周向文看电视喜欢看故事片，从来不看本县新闻。现在他开始关注本县新闻，还每天跑到邮政局买一份省报。

有电视机的人家在小镇还是少数。电视机是紧俏物资，一律凭票购买，能弄到票儿的自然净是县里的头面人物，大多数人都是到附近的单位看。周向文家能买得起电视机当然是生意上挣了钱，能买得到则得益于田桂生。县百货公司进的电视机并不是个个完好无损，遇到个别有毛病就得请田桂生来先维修好。于是，田桂生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周向文将金玉的事告诉田桂生。田桂生瞅了瞅周向文很久没说话。

周向文冷冷说道：“狗日的，走‘后门’还理直气壮！”

这时田桂生才说话。但他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毛主席的话：“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

他意味深长地瞅了周向文一眼，似乎意犹未尽，又徐徐背道：“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最后一句他的声调明显提高。

他们坐在槐树下的水泥桌旁，两人都没想起开灯。薄薄的暮色落下来，周向文像尊半身的雕像，他冷静坚毅地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小镇再没有比他们更熟悉彼此的人，几句对话就明白了对方心意。俩人都经历过“文革”，不仅熟知人性善恶的底线，而且谙熟斗争艺术。

接下来，周向文一边干活，一边默默找出自己当年用过的墨镜、雨衣、雨靴、水壶、串联时背的军挎包，去街上买来丈量土地的卷尺、一顶崭新的草帽和一双回力牌球鞋。终于在一个清晨，他背上自己的行囊、骑着摩托车出发了——省报、电视台报道的本镇政绩工程成为他调查的目标。有时，他独自出去一整天，有时他驮上田桂生——田桂生有架海鸥牌照相机，还会冲洗照片。

这个夏天，周向文变得又黑又瘦，两眼却愈发炯炯有神。田桂生仍旧天天去周向文家，但他们不再背诵《毛选》，而是一起分析形势、研究材料，讨论提纲。

一封从市里转来的实名举报信摆在乔江山面前：举报他在小潭河荒山治理项目和大龙潭修复工程中弄虚作假、谎报政绩。附在信中的照片正是大龙潭的断流处。

乔江山顿时觉得头大了！

如果说荒山治理只是个面积统计问题，大龙潭修复工程却非同小可，那是托关系专门请省长来剪的彩！

大龙潭是黄家庄水库当年的配套工程，因为多年干旱，水库蓄水不足，早已形同虚设。近两年，沿渠的村庄陆续在承包的坡岗地栽种上果树，乔江山发现后思路顿开——用这条水渠把果园串联起来——就像一个有计划有规模的开发项目了。他到省水利局跑来一笔钱，去年冬天对水渠进行了修复。毕竟钱少工程大，只能先修复一段。但电视、报纸对外报道却说已全部修通，水渠带动了果园开发，还播出了省长剪彩放水的新闻、刊登了照片。

乔江山是从县委副秘书长位置上下来的，先任镇长再接书记，在这个贫困小镇已干了整整8个年头。

“下来”自然是为了“上去”。而“上去”需要上面有人“拉”，或者干出响当当的政绩。乔江山上面没有铁关系，只能靠政绩来说话。然而这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小镇，即使七仙女下凡也难以织出花来！眼看同一拨下来的一个个提了副厅先后调回县里、市里、省里，乔江山内心的危机感与日俱增，焦虑得都要疯了。

他需要政绩，而且是像模像样的政绩。然而，周向文这只冷不丁跑出来的刺猬，却要把他苦心吹起来的“气球”戳穿。

查！他把工商局长、税务局长叫到办公室，咆哮着命令他们。给我查他！

第二天，工商局长就来向他汇报，周向文依法登记，照章年检，没有发现不法违规行为。

第三天税务局长给他汇报说，周向文依法纳税，没有偷税漏税现象。

真没有？乔江山两眼瞪着税务局长，目光就像两柄寒光闪烁的利剑。

他执行的是定额税。税务局长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喃喃地说是我亲自下去查的，整个歇马镇，所数他缴纳及时。

打发走税务局长，乔江山打电话又把派出所长叫来，让他去摸清周向文告状的原因。碰巧派出所长是周向文的同村老乡，虽然平时没什么交往，但他还是提着两瓶酒去了周向文家。周向文在酒桌上竹筒倒豆子——开诚布公将告状原因告诉他。派出所长像叼到猎物的狗，第二天一早颠颠跑去给书记作了汇报。

乔江山把林镇长臭骂了一顿，让他立即安排金玉上班。

林镇长原来在公社当书记，两年前被调回镇直出任文教局长，从逻辑上看他和乔江山确实存在某种关系。事实上，林镇长是第一镇长提出的人选。镇长说年龄不小了，让他回来吧。乔江山看着镇长笑了笑问，行吗？镇长说，行。乔江山想了想说那就他吧，你和组织部那边通通气。他知道他俩是同学。当领导是门艺术，其中一点就是会妥协。镇里大事由他拍板，却也不能事事一言堂，搭伙计得给对方留余地，当然这“余地”是有分寸的。镇长是当地人，他要“上去”有些地方得靠县长周旋。

周向文并不知道这些。

乔江山觉得这件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不料没过一周，省委又转来一封举报信，举报人仍然是周向文。这次是揭发镇里的养牛场弄虚作假：养牛场名为镇办，由兽医站主管，实则是全镇各村、各乡、各局、各企业、各车间摊派出资买的牛，随信还附有不同部门交牛的“收条”照片。

养牛场建成三年了，镇里每年在养牛场前面的柳树林搞一次“赛牛大会”，评选“牛王”。届时，全镇各村都赶着“选手”前来参赛，路程远的头天夜里就上路了，整个河滩“人山牛海”，犹如庙会。

养牛场牛舍和饲料库加起来共有一百多间，这么大的规模别说兽医站，就是财政所一下也拿不出这笔买牛钱来。无奈，只能摊派。论证养牛场场址时，兽医站长提醒说，建在干河滩这么多牛饮水就是个问题。就为这句话他把兽医站长撤了。除了河滩，去哪儿再寻找合适的地皮呢？

乔江山已经听到私下流传“劳民伤财”的闲话了。

他再次把林镇长叫来，严厉责问为何还没给金玉安排工作。林镇长哭丧着脸说，安排到镇图书馆当管理员，她不去。

“为什么？”乔江山追问，“嫌工作差？”

“不不，不是。周向文说要是公平正道的“分流”，看厕所也行。告状告来的工作不干，一干就脏了自己的初衷。”

乔江山头上浸出一层冷汗。他明白这回是碰上刺头了！他不明白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自己是否该和他见面谈谈？

正当乔江山一筹莫展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建在河道的养牛场一扫而光，举报信反映“弄虚作假”的物证反而变成上报灾情的“摇钱树”！

乔江山像铁打的“江山”，稳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田桂生看着雕像一样沉思的周向文，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就不信，这么伟大的党，能容得下这样的蛀虫。看来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周向文的声音充满自信。

田桂生说：“其他事我做不了，上访材料我包了。”

周向文说：“我不会辜负你那笔好字。”

周向文彻底放下生意，带着田桂生帮他不断复制的各种材料，开始一次又一次到县里、市里、省里去上访。

长途客车的售票员、司机都和周向文熟悉起来，一看到他就知道又是去上访，总是关切地打问上访的过程和结果。在那个金色的秋天，周向文毫无个人目的的行为使他一举成为闻名全镇的“知名人士”。

乔江山觉得犯不着拿自己的前程去和一个“二百五”死磕。他让派出所长私下去做周向文的工作，许诺只要不再上访，不仅工作单位由金玉挑，还答应给他一笔钱。派出所长认为这是在书记和老乡面前两边落好的机会，带着酒菜再次登门造访周向文。周向文声明喝酒可以，事情免谈。

所长比周向文小两岁，他喝着酒真诚地说：“大哥，首先你得承认，你和他之间不属于敌我矛盾，他能开出这些条件来，说明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咱为什么不能原谅人家？”

周向文说：“不平则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长突然也想起一句毛主席语录：“‘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周向文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一开始我确实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也为自己的行为犹豫过。可越调查我越发现这状我告对了。之后，我就不再是为工作，更不是为钱上访告状了。”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所长忽然感觉这个“二百五”是个有意思的人，十分想知道他真实的想法。

周向文瞅着老乡看了半天，黯然叹了口气说：“你不会理解的！咱喝酒吧。”

说话就到春节，一过春节就是“两会”。乔江山忽然紧张起来：如果周向文到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前或国家信访局，那将是什么结果？！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惊出一身冷汗。

乔江山请派出所长吃了顿“交心饭”。他说，把所有工作都放下，喝酒、下棋、打麻将……要干什么随你便，关键是“两会”期间不能让周向文走出小镇半步。镇纪委书记的位置我给你留着，就看这次你能否看住周向文！他知道派出所长一直觊觎那个位置，干脆把话挑到明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派出所长确实动了番脑筋。他把周向文请到黄家庄水库，说那里的水泵坏了，让他带着工具和材料去现场修理，修理费自然优厚。他计算了会期和工作量，弄来8台烧坏的潜水泵，天天好吃好喝陪着周向文，还派两个便衣给周向文打下手。周向文好像不知道是圈套，该吃就吃该干就干。一天晚上，四个人热热闹闹地喝着喝着就都醉倒了，爬到床上睡得跟死狗一样。这时，周向文被人背出房间，上了一辆从县里租来的出租车，离开黄家庄水库。

这次周向文不但去了国家信访局，还找到本省代表团驻地反映情况。

乔江山下定决心，并把自己的决心搬上常委会，派出所和公安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劳教了周向文。

半年后，乔江山被提拔为县财政局副局长。

一年后，周向文解除劳教。走出看守所的铁门，两眼适应了空旷的明晃晃的阳光，他首先看见拄着双拐的田桂生，顺着田桂生的目光又看到派出所长。所长没当上纪委书记，他清楚并不是周向文搅了他的好事，而是人家关系比他硬。他上前握住周向文的手说：“解铃还要系铃人，我来请你喝顿接风酒，给你道个歉。”周向文没有怨恨老乡，他知道在自己的事情上他充其量是执行者。酒桌上，所长不解地问：“老周，那天酒里的安眠药你是什么时候弄到的？”

周向文望着田桂生哑然失笑。

所长顿时就明白了。他说：“过去的种种都不提了，我就是不明白，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为啥执意要告他？就算他弄虚作假，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周向文看了看田桂生，转过头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所长问道：“你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白求恩有什么关系？”

所长被他问得一脸茫然，反问道：“你说有什么关系？”

满脸酒红的田桂生激动地站起身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之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所长知道这是毛主席语录，却想不起文章题目来。他还等待着下文，田桂生就此打住。

周向文瞅着一脸懵懂的所长，和田桂生对视着笑起来，好像他们面前是个弱智的傻瓜。

开车送周向文回家的路上，派出所长仍是满脸迷惑，他使劲地想：白求恩……白求恩和身边这个人的行为有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