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角

整个本命年，我像是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分娩。

我在理想与现实，自己与家人，同意与反对之中挣扎着前进。我无时不刻不感到孤独与无助，我终于明白，有些纠结的煎熬只能自己来承担，没有人能够替你来生活。在已经做出决定之后还妄想去说服所有人的可笑行径，不过是给自己的一个拖延的借口。

我发现生活最可怕也是最可悲的状态就是屈服于一种令你衣食无忧却又打心底抵触的惯性之中，敷衍一点来说就是麻木，而我们向来麻木。

我们从小被一种无法解除的，万物皆有的，牛顿第一定理就阐明的惯性推着向前走。学美术，学音乐，学英语，这股力量推着我们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找工作，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些的确都是对的，但是也并不代表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废话。这个过程和结果似乎都没什么问题，拿到文凭，找到工作，皆大欢喜。可问题是，我们的内心从中得到了什么？知识？有人摇头。能力？还有人摇头。兴趣？人们干脆转过头去不屑再听。

其实我们只得到了自己的形状，确切地说，是我们被加工出了自己的形状。我不想强加给命运什么罪过，但我们的生活确实被一双无形的手操控着，被十根手指操控着，每个手指都不同，上面标着数字从0到9。

这一代人似乎生来就要被这些数字统治。分数，分数线，及格线，绩点，工资条，账户余额，信用卡还款……它们把我们浇铸，挤压，打磨成看起来让人羡慕的形状。然后放到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上那个和我们形状一样的缺口里。

以及年龄。

我想在这个年龄段里暂时摆脱这些数字的摆布，把自己融化，重组，就像春天对大地做的事情一样。我不想提起数字，我更希望我的年龄开头是一只鸭子，大鹅，哪怕是鹈鹕之类的令人讨厌的水鸟。

我曾在一个二线城市的国有企业下属的设计院工作，工作时松时紧，但总体来说工作强度不高，基本上应付得过来，而且说出去也好听，毕竟是搞技术的，哪怕是技术民工。干的年头太短，也不想妄加评论国企工作的利弊以及行业的好坏。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每天与图纸为伴，抽空看些书，不是很系统。写作的时间也是零碎的，片段攒得差不多了，将例会时写的，培训时写的，午休时写的，上下班公交上写的拼凑在一起。大体就是一篇文章了，然后像理发师一样修修剪剪，让各个地方圆滑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效果都很差，因为不连贯的思路写出的故事也很难连贯。于是我想，这样去实现理想，不太理想。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想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这是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开头部分说的一段话，和我那时的情况有些相似，当然没他说得这么绝对，但真的感觉文学在我的生活中被稀释，我开始提笔忘字，我开始失去语感，我无法深入阅读，我总是惴惴不安。我想当一个写小说的，但我灵感的小火苗总是因为工作需要被熄灭，出于责任感我只能先把副业放下，但回过头来要面对的，是逐渐累积的自责。我从未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我拥有创作冲动，我也知道这不是创作才华。我感觉这从前的老本儿吃得差不多了，需要适时地拓宽一下视野，同时也要继续挖掘自己，跟祖国一起深化改革。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就像很多年前一个姑娘对我说那样，我们不合适。

那就分手吧。

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次辞职完全不像我和那个姑娘分手那般干净利索，而是像十几岁时候第一次向姑娘表白时候的那样犹豫，那样不安，那样瞻前顾后，那样念念不忘。可我终究要终止这种浑噩，终止这种踌躇，终止这种亦步亦趋。终于我在去卫生间小了个便之后向领导说明了情况。从院长室出来那一刻我感觉如释重负，随即又感觉泰山压顶。

这个时候，我听到泰戈尔对我说：

“呵，愚人，想把自己扛在肩上！呵，乞人，来到自己的门前渴求！

把你所有的负担都卸在那双足以承担一切的双手上吧，永远不要遗憾的地回首。”

于是人们就看到一个青年男子在大街上对着自己的双手傻笑。

我坐着大客车，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荣归故里。简单点儿说，滚回了家。

鲁迅提起故乡时是这样说的：“但我要记起他的魅力，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了影像，没有言辞了。”这句话我也有同感，但我只是单纯地想回来。我心里也无比清楚，这是“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当我背着行李走下客车，深深吸了一口我们这座五线城市带有土腥味的空气，旁边飞驰而过一辆大货车，伴随着刺耳的鸣笛声，一大口沙尘灌进我的嘴里，仿佛有一根纤细的手指抵住我的嘴唇，温柔地对我说，“不要说话，用心去感受……”

我忽然想起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乘船回到加勒比时的场景：

“他还是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山冈，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那么轻易地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霍乱时期的爱情》）

乌尔比诺确实是可以抱怨的，因为他是一名医生。我和他不同，我所有的记忆，以及记忆里的人，都活在这里。我想写这里的生活，我需要这里破败的街道，扬起的尘土，空旷的商业街，以及街道上叫嚣着的少年——那是十年前的我，但却生活在比十年前还萧条的城市里。即使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这座城市的佳处来，但就像马尔克斯谈起加勒比时说的那样，“它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唯一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异乡人的地方。”（《番石榴飘香》）

而故乡对我来说，它能够给现在的我一个安息角。

安息角，我第一次在散物料行业规范上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稳定放置某种物料的地方。毕竟“安息”这个词让人感觉稳定且满足，而“角”很容易就联想到我们学校的图书角，英语角等等那样的角落。

但是安息角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个角落，书上的解释是：“散料在堆放时能够保持自然稳定的最大角度（单边对地面的角度）。”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在从前的每个抉择中，都第一时间去找一个令别人羡慕的形状，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个安稳的角落，却往往忽略了要给自己一个合适的角度。

我想要的不是那块可以躺在藤椅上舒服地晒太阳的自家小院儿，也不是那道温暖但不刺眼的阳光，更不是那个使你舒服的藤椅的角度。安息角是在院子里，阳光下，藤椅上睡了一个午觉，做了一个美梦，醒来之后你把它写成了一首美妙的诗或者一部精彩的小说。它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地方。

找到一个角度，远比找到一个角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