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电视剧，长大了看小说。因同姓朱，明朝一直是一个备感亲切的朝代。明朝也是十分神奇的朝代，各具特色性格的君王，更有性格最具话语权的文臣。
明中期的王守仁倒不是那些颇具性格又强势的文臣一员，却是那个时代以至今天看来，都是在明那么多传奇人物中还能有特殊存在的一人。
出身宦官地主家庭，一生忙于军政，为明平定各地方的起义，内乱。军政之余，不断讲学，影响很大。仕途坎坷，反对宦臣刘谨，下过锦衣卫狱，贬至龙场。在多次的生死煎熬中，体悟真理。最终完成朱学一尊到朱陆合流到明心学的发展。
心学不是王守仁所创。一般来说，宋陆九渊开创，明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合称“陆王心学”。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故甚多人不知王守仁，只知王阳明。
阳明先生的故事及学说，近现代以来都备受各学者的喜欢。仔细研读，认真体会。不曾看过完整的学说著作，单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部分。
仅是这样，其中就已经有很多的分歧、不同的理解。这就是中国哲学之难解的其中一个原因了，简单的语句包含太多的寓意，不同人有各自的学识基础和阶级立场，理解就各不相同了。但我认为，哲学既然做为一门反思思想的学问，独立思考就很重要了。在这，我也是简单概括我所能接受的一种脉络。
心学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
明前期还是以朱理为主，明学者也都按照朱理的要求去学习。王守仁也不例外，根据所学，格物致知，以望穷理养性。然年轻时格竹子之理的实践中，不仅没有至理，反而太努力大病一场。直到贬官至龙场，经历了生死危机，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心即理”。分两层，本体论看，“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理为伦理道德的“天理”，心即理，便是伦理道德自在本心。修养论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无私欲，发自然纯善本性，所行之事便是天理。这就是完全把伦理道德看成是自发内在的，不需要外在的教条约束，也不用寻求他物寻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为一个精神体。但对于中国的唯心主义，更应该站在中国特有的古代流行背景去看。不要只知道是个唯心主义，却不知道“理”与“心”在当时的意义。王守仁的心学就是以“心即理”为核心，开始本体、修养论双重发展，形成具体可实践的心学体系。
据说“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最有特色的学说。如何特殊性，就在于所谓“知行合一”，不是字面意思，知识论上的知行合一。特殊在，要理解“知行合一”必须站在道德的角度。
“知行合一”。直指道德实践活动中知与行的本然关系，“知行本体”，知行在实践中不可分割。知与行的区别只在实践中，主体的自觉意志为知，自觉之外的意志为行。因为“心即理”，所以本体自觉为知可以实现。
所以“知行合一”的定义可以是实践活动中自觉的知与意念显发之行的一时并在性。如“好色”的见与好为一时并在性。在道德实践里就是表现在扬善惩恶，也是心学的主要目的，要求自觉的知与推至之行一时并在。也就是在道德之理于心向具体实践的规定。
以“知行合一”，可以划道德的基本层次。自然的“知行合一”，为人与动物共有，像一些自然生理反应。道德的“知行合一”，就实践工夫又可划“生知安行”、“学知利行”与“困知勉行”(私欲所阻)三个层次，人格上对应圣人、贤人和常人。圣人超道德的就是真知行。
常人总是最多，为私欲所阻总是平常。“心即理”表明道德之理的内在性，通过“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去把握“致良知”。
良知，是一种能自觉判断是非的知觉，“昭明灵觉”，正因于此，人为万物最灵。良知，便是天理，是人人必具的至善之性。良知如理易被私欲所阻，“致”，就是推致，也包含对良知的自觉，“知行合一”，自觉兼知行，推致于事事物物之间。
王守仁晚年有“四句教”为总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事上磨练”为主，“静处体悟”为基本工夫，落实于人生日用之间，最终达“无善无恶”之境界。便是从至善无恶之心体，以为善去恶之工夫达到超越善恶对待的无善无恶境界。
王守仁把宋明儒学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表现为日用伦常中实现圣贤境界。无论朱理还是心学都会导致一个“空谈误国”，儒家总是更关注伦理道德，就算心学强调日常实践，也不能掩盖思辨体悟之主。
不论其弊端，王守仁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批判权威精神，对晚明又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个人而言，心学最大的意义就是把儒学落实在了日常生活。比起最初的君子小人，明心学更多是给大众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修养之法。不去考虑太多，就个体而言，一个道德的人总是要旷达又具深沉一些的。
一点点记录下我所能理解的中国哲学的各种学说和发展。对于儒家之博大，所得些许就要更爱它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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