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读懂《论语》，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找到孔子这个人，必须得弄清楚他是什么人。
我这里强烈的不推荐你们看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名家注疏，什么朱熹、孔颖达。读多了，只能去孔子更远。因为每一代人，无论是汉儒、宋儒还是清儒，都在注疏的同时，不断的给孔子塞私货，以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就是今人也不能免。
因为写《中国上古史》的需要，翻过不少近现当代名家的解读，读着读着，只能送上一声冷笑。
这里随手先举两个例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
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你以为你读懂了吗？你以为这是在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吗？错了。你以为这仅仅是讲做学问本身就是非常happy的事情，错了。
为什么这四句话会组合在一起。是因为孔子是老师，他要督促学生学习。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
想一下我们今天高考，老师督促学生努力学习的大招无非是——
努力学习，你才能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名牌大学，你才能找到好工作， 才能见识到最牛逼的老板马云，才能走上你的人生巅峰。
孔子也没区别啊。他这个老师可是收学费的。
为什么学生认真读好书了，就会有朋自远方来了呢？要知道，在春秋时代，没有一辆马车，是不能出远门，能出远门的都是贵族。
读书读好了，自然会有贵族上门来和你结交。懂了吗？自然会有大老板亲自上门来找你打工，懂了吗？
可是春秋时代又不是我们现代，你即便学习好了，有时候贵族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下，遇到了真是倒霉透顶了。
孔子该如何安慰这些已经交了学费的学生，免得学生把他给打了，于是就又有最后一句话——
你学习成绩是已经很好了，可是大老板却没有上门了，他只不过暂时不知道你成绩不好，你千万别怨恨，别不高兴了，心态要端正。要想成为真正的贵族，就得现在就有贵族的涵养。
这就是所谓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再来给大家随手解释一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
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我的老师啊。选择别人好的学习，看到别人缺点，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加以改正。
你以为这话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真的是仅仅是讲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十分可贵这回事。
那我只能说你太傻太天真了。
三这个词，在古代里头，很多时候是虚指，往往极言很多。三、六、九、百、十、千都是。
但是在这里却不是。这里指的是多个贵族出门坐车，车的座位安排。
孔子是什么身份，就是贵族，行。这是要出门了，回到春秋现场，贵族出门得干啥，坐车啊。
为什么要强调三呢？
古人乘车尚左（以左方为尊），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另有一人在右陪乘。陪乘叫做骖乘，又叫车右。
三人行，特指的就是贵族出门坐车，至于车上人数是能坐几个是几个。
也就是说，这里的三人行，是有实指，指的是驾车规则制度。这里的师，指的是车上地位最高的那一个。
周人贵族传统是亲亲尊尊啊。你地位高，你就是这辆车上老大，我尊敬你，叫你一声师。
贵族们上了车，说话之中，出于礼貌，大家只能对老大唯唯称善。
但是孔子告诉弟子的是——别看他是老大，对于他们的话，你们听听就行了，对的就接受，要是他说的不对，也别当面较真，而是反思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自己改正了。
这里面，孔子教弟子的，并不是做学问的态度，而是做人要世故点。
其实要想读懂《论语》啊，真没别的窍门，你犯恶心，也得拿起两本书，一本叫《左传》、一本叫《诗经》。
这两本书你没看明白，没看懂，你《论语》肯定也看不懂。
为什么？
理由上面已经说了，只有借助这两本书，你才能回到历史现场，才能了解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分析他说的每一句话。
所有的先秦文献，如果你没有回到说话者所处的位置上，你是不可能想通想明白的。
只有还原出历史，你才能扫去后人加在孔子身上的大量私货。
《论语》这书啊，就是汉儒也已经看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实事求是，他们总是把孔子想的高大上。他们非得把一个伟大的老师打扮成一个神圣的教主。
这种风气传承一直到了今天，现代人对《论语》的解读，都是把孔子这个人高尚化了。
一口咬定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非常高尚的目的，都是奔着解放全人类去的，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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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经过了宋国。他在一棵大树下临时开课，教大家礼法。
宋国的司马（类似国防部长）桓魋突然跑出来，威胁要干掉孔子。他自己并没有出面，而是让他的手下人把那棵大树给拔了。
孔子于是就是离开宋国了。
孔子的弟子可谓是人心惶惶，有人提议，加快速度啊，赶紧啊，万一被追上来就惨了。
孔子这时候告诉弟子，没事，别怕，他说的一句历代人都以为非常牛逼拉风的话。
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tuí）其如予何？”
这句话，你要是听着汉儒宋儒瞎扯淡，你会被立马骗到粪坑里头去。
这时候，我们要了解如下的故事背景。
孔子虽然是鲁国人，家族最初却是宋人，开国君主微子的后裔。
而且孔子早年学习商礼的时候，曾经去宋国留学过一段时间。
孔子的弟子中，有一个弟子叫司马牛，是桓魋的弟弟。
桓魋又是什么身份的人呢，他是宋桓公之后。桓魋兄弟有五人：向巢、桓魋、子牛（司马牛）、子颀、子车。
也就是说，桓魋和孔子要是对着族谱上溯，那可真正是八百年是一家，都是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之后。
这位桓魋为什么会这么胡来呢，因为他是宋景公的男宠。
翻翻《左传》，在《定公十年》上，上面有个小故事——
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左传·定公十年》
这故事说的是桓魋是宋景公的男宠，位至司马，很受宠幸。
有一次，桓魋知道公子地有四匹白色的骏马，想要，景公就瞒着公子地，将马的尾鬣染成红色送给了。
以后公子地知道了，大怒，派人将马取回。桓魋很害怕，想逃走，
景公知道后，闭门而哭，眼睛都哭肿了。
可见宋景公和他们之间桓魋的感情就是一对同性恋，已经达到夫妻间卿卿我我的地步。
很多人以为桓魋是害怕孔子威胁到他的地位，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再贤明的臣子，也干不过枕边人啊。
桓魋之所以对孔子深恶痛绝，是因为孔子的贵族出身是有点疑义的。桓魋认为孔子这样的人居然敢周游列国，招摇自己是子商王室之后，是对他贵族血统的羞辱，特别是他的弟弟居然成了孔子的学生。
这也解释了，孔子在讲课的大树被拔掉之后，为什么不是很紧张，而是慢悠悠的离开宋国。
他知道桓魋的真实意图，他知道桓魋再怎么厌恶他，也不至于杀了他。
好了，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来翻译《论语》里的这句话——
天生德于予，恒魋（tuí）其如予何
白话一下：
孔子说：“天生下此德在我一人之身，那么桓魋能把我怎样呀!”
这个德按照纸面上看来是德行，是品德。
周人是最爱讲德的，天天以德治国。
可是周人的这个德，意思如果讲的深了，和现代人理解的又不一样了。
周人的这个德，是基于贵族血统论之上的。
周人“尚德”，遂使得德治之政治理念自西周一直延伸到今日。
那么周人推崇的这个“德”是什么呢？何以周人在所有的文献中反复折腾这个新冒出来的政治概念。
和后世有别的是，周人口中的“德”是极富宗教意识的，往往和天命观相互衔接。
德，最初是一种行为属性，本无所谓善行恶行。
在《尚书》里头，展现恶行的“德”分别有酒德、凶德、暴德、受德、逸德等等，而展现善行的“德”则有明德、敏德、容德、义德等。
总之，他最初是一个中性词，只有加上修饰之前缀，我们才知道“德”之所指。如果勉强理解之，在周人的价值观里头，“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德行，类似于后世之性情。
《国语》中之《晋语》中一段话，历来最为学者所称引，里头讨论的乃是春秋时代秦晋和亲一事。
最初晋献公生女伯姬及子申生。伯姬嫁给秦穆公为夫人，这便是所谓“秦晋之好”的开端。
晋献公死后，政局混乱，日后成为春秋五霸的晋文公重耳为了躲避内乱在外漂泊长达十九年之久，终于他等到了复国良机。
秦国秦穆公主政，他将最初许配给晋怀公的女儿怀嬴再嫁给重耳，这件事搞的重耳有点尴尬，因为如果从辈分算起来，他等于娶了自己的侄媳妇。
而秦穆公也有点不好意思让重耳接收“二手货”，于是又挑了其他四名女子和怀嬴一起嫁给重耳。
重耳的贵族脾气不小，新婚不久，他让怀嬴捧着脸盆侍候他洗手，洗手了，他大大咧咧的挥着湿手让怀嬴走开，这个非常不礼貌的动作，让怀嬴异常的火大。
怀嬴说道：“秦晋两国都是对等的大国，何以瞧不起我？”
公子重耳此身寓居秦国，害怕得罪了秦穆公，复国大计就泡汤，于是除去衣冠自囚，这是自认有罪听凭处罚的表示。
秦穆公这个岳父对于处理这样的家务事很是拿手，当即向重耳解释——
“我的嫡夫人所生的女儿中，这孩子最有才德。
当初晋怀公屈尊在我国为人质的时候，我曾将许配给晋怀公。现在想让她与你成婚，又怕遭到不好听的名声。但不这么做，又做不到其他的借口来帮忙你复国。
我不敢用婚姻的正礼来要求你迎娶怀嬴，而是让她在五女之列之中，这都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女儿的缘故。
现在使得公子受此羞辱（除去衣冠）。全是我的罪过啊。收不收留她，听凭公子处置了。”
秦穆公话说到这份上，重耳也为难了，他呢，心里确实是做了不娶这个怀嬴的打算。这时候，陪同他一起流浪的贵族胥臣（司空季子）就做说服工作了。
大家要仔细这段话，他将“德“的源流都上溯到了上古的黄帝王朝时代。
晋国是姬姓国，可以说在春秋时代的所有大国中，从血缘上和周王室最为靠近的。
是以晋国对“德”的历史源流的说法，就是周王室贵族对“德”的准确定义。
且来一起听听这位胥臣的说辞——
同父所生德姓相同，才是兄弟。黄帝有儿子二十五人，其中相同德姓的只有两人而已，那就是青阳少昊氏和夷鼓，他们都是己姓。
青阳，是方雷氏的外甥。夷鼓是彤鱼氏的外甥。
同一个父亲所生的但德姓不同的，黄帝四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分别有十二个姓。
举凡黄帝之子裔，大宗、小宗，一共有二十五支，其中得姓的十四人有十二个姓。
也即是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这十二姓。
其中，姬姓和己姓各两人。
只有青阳玄嚣和苍林氏的德运和黄帝相同，所以都是姬姓。虽然是同父所生，德姓相同是难到了此等地步。
最初，少典氏娶了有珪氏之女，生下了黄帝和炎帝。
黄帝轩辕氏在姬水成长，炎帝神农氏在姜水成长。
这对兄弟各自成就事业之德运如此不同，是以黄帝改为姬姓，而炎帝改为姜姓。
两位君主之所以最终兵戎相见反目成仇正是因为德运不同的缘故。
不同的姓，就有不一样的德。不同的德，彼此的归属就不一。彼此归属不一，即便有相近的亲属关系，比如男女嫁娶结为婚姻家庭，繁衍了很多子孙后代也不能改变这一情况。
共同的姓，就有共同的德。有共同的德，自然也就同心。同心了，自然志向理想也相同了，是谓同志。
同志的话，即便彼此间的亲属关系多么疏远，男女之间不能嫁娶也没什么关系。
啊，要畏惧啊，不要让德姓混乱，而要严重看待这件事。德姓如果混乱了，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就会导致发昏发狂的灾难降临。这样的灾难足以让整个部族（姓）为之湮灭消亡。
所以，德运不同的两姓缔结婚姻，而德姓相同的就以道义互相劝勉合作，如此道义就会让人得蒙其利，有了大利自然又使得本姓旺盛强大。
姓和利互相持续，事业成就不变迁，如是方能长久巩固，让子子孙孙都能保护住领土和居所。
现在重耳你啊，和晋怀公可谓是德姓不同了，彼此乃是路人，迎娶他丢弃的妻室，而成就自己的复国大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2]
胥臣这番解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阐释了一大堆，其实无非就是要从伦理学的角度，告诉重耳一个“真理”——
娶侄媳妇，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不就是乱伦吗？只要能同心同德同志，那么复国大业可期。
然而重耳还是有些犹豫，又问自己另外一个陪臣狐偃，到底该不该娶怀嬴。
狐偃一撇嘴，大笑道：“这小子（晋怀公）的国家我们都要抢回来，何况他媳妇？你就听从秦国的安排好了。”
最终，重耳答应了这门亲事。
过了几个月，晋惠公夷吾死了，太子圉即位，他就是那个抛弃了怀嬴的晋怀公。
这时，秦穆公对旧女婿有多不满意，对重耳这个新女婿就有多满意了，为了报当年晋怀公抛弃他女儿的一箭之仇了，于是秦穆公趁着晋国内乱派出重兵护送重耳回到了晋国。
由着胥臣的讲述，我们大致可知勾勒出周人对“德”的定义，都是人天生下来身上就具备的原生价值观[3]。
学者李玄伯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就提出德为图腾性质说。
最初德与性的意义相类，皆系天生的事物。这两字的发源不同，这团名为性，另团名为德，其实代表的仍系同物，皆代表图腾的生性。最初说同德即等于说同姓（同性），较后各团的交往渐繁，各团的字亦渐混合，有发生分义的需要，性与德的意义遂渐划分，性只表示生性，德就表示似性非性的事物。但研究图腾社会时，我们仍须不忘德的初义。
这种原生价值观和本氏族之文化息息相关，比如商人身上拥有坏毛病，诸如酒德、凶德、暴德、受德、逸德等等，周人认为自身即便有也比较少。
古代氏族文化，都是同姓合族而居，是以德和姓关系密切。其实古人的姓，指的往往就是本族之定居点。
《左传》上还有一句话，叫，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
追溯上古，神农母居姜水,黄帝母居姬水,舜母居姚虚,因以为姓。故从女生。
总之，最初的姓，无非是几百几千人的聚落。
商周时代，商王朝的子姓封国是遍布天下，周人的姬姓之国也自不少，毕竟季历为周侯，姬昌为西伯，作为西土最强大的诸侯，愿意前来结亲的部族很多。
这时候，再去过分的强调封闭的姓，就有点说不过去，在周人的眼中，认同周人姬姓之文化习俗的，哪怕是再偏远，再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诩之为“同德”。
简而言之，认同周人周国周文化的族群，就具有了“周德”，而追随商人商国商文化的族群，则具有“商德”。
贴上“德”这样的标签，诚然有助于区别和识别整个东亚不同的民族国家——商人和周人。
勉强以现代术语比附之，周人口中所言之“德”，如果是泛义，即是鲁迅文章最常提及的主题——国民性。如果是狭义，那就是贵族本族之高贵美德了。
讲到了这里，再回到孔子和桓魋的冲突上来。
为什么孔子要讲“德”呢？
这其实和普通人遇到事情没区别，没背景的家伙，只能求助上天保佑，求助于警察叔叔公平执法。
可是有背景的家伙，那就高喊我爸是李刚了。
孔子也不例外，他的“天生德”，翻译起来，就是说，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微子，微子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成汤。
好了，最后再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乃是成汤之裔，微子之后，贵族血统是天生无比纯正，在我一人之身，哼，桓魋能把我怎样呀!
是不是感觉孔夫子有点萌萌的，贱贱的，很逗逼吧。
孔子口出此言，无非是正常人遇到困难的正常反应，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罢了。
绝对没有后世一大堆儒学生讲的那么风骚漂亮。什么圣人有圣德，有文化使命感啊，所以才有这样视死如归的觉悟啊。
比如汉代包咸注曰：
“天生德者，谓授我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朱熹的《论语集注》曰：
“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则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
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云：
“《书·召诰》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为天所命，故此复言‘天生德于予’也。”
这一连串的胡说八道下来，还有什么真相啊。
这故事的真相，无非是两个贵族为了强调本家血统的纯洁性而生出来的闲气。
要是 放到今天的社会新闻，大约也就是——
汪小菲质疑王思聪不是他老爸亲生，声称要弄死这个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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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谈谈“君子不器”这句话。
做学问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舍近求远。
实事求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敬可佩。
最讨厌的就是朱熹这类同学非得舍近求远。
为何舍近求远呢，就是别有用心了。
要解释孔子的这句话，莫过于去从孔子的生平去寻。从他活着的事迹去找。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即鲁襄公二十二年。
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也即鲁哀公十六年。
这期间之历史多记载于于《左传》之上。
所以，注疏《论语》，第一本要读的书是《左传》。《左传》是解说《春秋》的书，而《春秋》是列于《四书五经》之中的。
孔子在《左传》上谈过“君子不器”这个问题吗？
谈过。
公元前590年，此时已经是春秋晚期，鲁国和齐国交恶，卫国派遣军队进攻齐国以解救鲁国之难。
在一场大战中，新筑长官仲叔于奚营救了卫国首相孙桓子(即孙良夫)，使他免遭齐军俘虏。
未几，卫国政府要赏给仲叔于奚封邑，以奖酬他搭救首相的功劳。仲叔于奚推辞封邑，请求得到规定只能为列国元首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元首级别的规格装饰马匹以朝见。
卫穆公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件事情传到鲁国孔子的耳中，孔夫子至为不满，发表了如下一通议论——
“可惜啊，不如多给他封邑。只有象征身份的礼器与名分是不能轻易假借给人的啊，而该由君主所掌握。
给予某种名分，即赋予某种威信；有了某种威信，即能保持其所得礼器。
各种礼器都是礼制的具体体现，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推行了，才能产生大众的利益，并靠利益治理民众。这可是施政的大节啊!
如果把礼器和名号假借与人，就是把政权假借与人呀。政权丢了，国家也会随之丧失，到时候想阻止也阻止不了。”[1]
要是按照现代人的评价，孔子这套言论可谓是迂腐透顶，不识时务了。这么大的功劳，就让了一套乐器和乘坐高规格马车待遇即可酬庸，何等之划算啊。
可是在孔子的眼中，在坚守周礼礼制者的眼中，只有“名”符其“器”，国家政府的秩序才不至于被破坏。
在西周乃至于春秋的礼法社会里头。
礼，就是界定，就是区别，就是分。
分的是什么呢？按照周礼，每个贵族根据他们各自的身份和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
在这里再为大家讲一个春秋时代的小故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典故——数典忘祖。
公元前527年，也就是鲁昭公十五年，晋国派荀跞前往京师参加周景王第一夫人穆后的葬礼，籍谈担任他的助理。葬礼结束后，减轻丧服的规格。
周景王宴请荀跞，用鲁国进贡的酒壶斟酒。
酒席之间，周景王对荀跞说：“伯伯，列国都有礼器贡献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为什么？”
荀跞向籍谈作揖，请他应对。
籍谈回答周景王说：“列国受封建国的时侯，都在王室接受过明器，用来镇抚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能给天子进献礼器。晋国地处深山，和戎狄为邻而远离王室，天子的福气不能到达，对付戎狄还忙不过来，哪里还有礼器贡献呢？”
周景王大为不满，说道：
“叔叔，您健忘了吧!晋国的创始人唐叔姬虞是周成王姬诵的同母弟弟，难道反而分不到王室的宝器吗？
密须国的鼓和它的‘大路’型车辆，是周文王姬昌举行军事大检阅时使用的；
阙巩国出产的皮甲，是周武王姬发战胜商朝时使用的，当年都由唐叔姬虞接受下来，以此居住在晋国的地域内，戎狄居住区也包括在他的封疆里。
那以后，周襄王又赐给晋国天子级别的名牌车——大辂和戎辂各一辆，以及与此配套的仪仗、用黑小米加香草酿造的酒、红色的弓箭和勇士。
这些礼物都由晋文公重耳接受下来，以此拥有南阳地区的土地，并得领导和监督东方各国，这不是分到了宝器又是什么？
有了功勋就给予奖赏，有了劳绩就给予记载，用土地来奉养，用礼器来安抚，用名车仪仗来表彰，用旌旗服饰来显耀，让子孙后代永不忘怀，这就是所谓天子颁赐的福气嘛!
福气不到达晋国，又到哪儿去了？
而且过去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文献，以此参预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因此便以职守关系称作籍氏。
直到王室档案局长辛有的次子辛董前往晋国，晋国才有了董氏档案局长(史)的世袭职务。你是主管典籍文献官员的后代，为什么忘了这些呢？”
籍谈哑口无言。
等到客人们离开宴会厅后，周景王依旧难以释怀，说道：“籍谈大概不会有后代继承爵禄吧，他列举典籍而忘了祖宗!”[2]
《左传》记载的这个故事中，讲到西周王朝中央政府分封诸侯之时，必须颁赐符合诸侯身份的土地、礼器、豪车、旌旗。也即所谓的——
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
这些颁赐确定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又自然，诸侯在收到天子的赏赐也会有所回礼，上述酒席宴会上特意提到的鲁壶就是鲁国进贡的。
因为有了礼，才会有分。为了区分的需要就必须一一命名。所以孔子为什么特意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道理就在这里。
周天子给予诸侯名的同时，还得颁赐器，由此礼、名、器之间构成回环往复的关系，尊卑上下的秩序由此确立不移。
这时候，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之意，不是一目了然吗？
他所劝喻的乃是贵族君子如果名位尚未达致，就不要惦记不该是自己所能享用的“器”。
土田、彝器、车服、文章等等，无非是“器”，只有克制住对“器”的追求和占有，才配的上称之为贵族中的模范“君子”。
至于朱熹同学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左传》找答案，非得搞了一套玄之又玄的理论出来，这就叫做别有用心啊。
《集注》朱熹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这些圣人的徒子徒孙啊，非得把孔子这一教主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发挥出各种“大义”出来。
他们习惯了造神运动，非得让孔子随时随刻的伟大加三级。
孔子泉下有知，估计会说——朱朱，我好累哦，你不要再搞我了，求求你啦。
最后，我是研究历史的，对讨论经典没什么兴趣。我只是告诉你一种可能的真相，至于你们接不接受，你们自己判断即可，和我无关。
我是指路人而已，我感兴趣的是破案。至于作案者是好人坏人，对好人要不要量刑轻一点，对坏人要不要加刑。是法官们（或者说圣贤之徒）做的事情。我不做任何这类道德评价。
我没有批评孔子一个字。我只能说，孔子如果这么做，可以理解，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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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写到这里了，待续。
我知道下面肯定一堆圣贤徒子徒孙骂个没完，懒得理会你们。
烦死你们这些读书读傻的书呆子。
回头想起来，再来细细胡说，告诉你们怎么将《左传》和《论语》结合起来读，怎么将《诗经》和《论语》对照着看。
[1]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左传·成公二年》
[2]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钅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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