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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以往的文章之中也做过有关于墨辩的专题，我总是在这其中津津乐道，不过却总是给诸公带来在理解之上的困扰，我今日将运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法，对于前几日所提到的墨辩进行一个总结。
今天，我所谓的《墨辩》，便是今行本的《墨经》。我昨日也提到过诸如胡适者，将惠施、公孙华等人，划归于墨家之列。在此看来可以理解，毕竟墨家学说，在西汉司马迁之前，便已失传多年，故在《史记》中，并无墨家之列传。直到中国近代，这种中古的思想，才被从故纸堆之中，重拾而出，对其思想，有此理解已实属不易。至于，名墨之交集，便是正名思想，两家之差异在社会地位之上，名家诸子更像辩者，他们以辩论为业，是名副其实的辩者或者是辩师；而墨家诸子更像是诸侯的家客，各位巨子更像是一个组织错落有序的宗教头目。（此假借前人之学说，我认为墨家远未到宗教的地步，具体为何说呢？我在上一篇文章之中已经提到过原因了）
说完了在我眼中的名墨之辩，我们书归正回。针对于墨辩的核心奥义，便是故（在此解作原因）以及法。“法”对于笔者来说，本人有不同于他人之理解。胡适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之中，提到了两个概念“有之必然”以及“所若而然”，便以此将两者并列而视，将法的部分看做与故同意，然则，我认为不尽然。我认为两者属于包含的关系，即法含于故之中。
若按胡适先生所说的故为“有之必然”的话，则证明故，是墨者针对于辩论的一种原因，便可以引申为故便为判断是非正确的一种标准，则可以很好理解为故为果之因。然则，反观于法，此乃可效之方法（笔者所解），则法为“所若而然”，亦可解为果之因。而为何又解作法含于故之中呢，因为科学种种，便为了寻正确之原因，实乃以“故”为“法则”，则有“故”为“法”之纲领。
针对于我所提到的“有之必然”以及“所若而然”，我要进行一定的解释，以便于更好地理解。“有之必然”是相当好理解的，那就是做一件事情，通过“故”也就是方法，可以完成一件事。比如，做一个两位数加减法，123+654=？便可以通过这一理念来进行论述。如可以应用最简单的竖式进行计算，便可以得出结果777，我便可以称进行加法的竖式是“故”，123+654便是前提，777便是结果，同时，竖式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法”，所以，我说“法”与“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相互转换的关系。
“所若必然”则是知道为了产生相应的结果，而使用的方法便是墨家辩论所说的“法”。回到上面我所说的123+654的计算之中，为了得出结果我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是竖式，我便将其称之为“法”。有心的读者，似乎可以注意到，对于竖式这一方法，前后被赋予了两层意义，一为“故”，一为“法”。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所不同呢。
依据墨家的演绎法来说，这两个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同法的必定同类”之说，可以得知，在我所列举的例子之中，得出777结果的方法都是竖式，因此，由此看来“故”与“法”是一致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在这里我便不再详解了。因为，“故”在此条件下，也可以称为解决问题之方法，便为“法”。但为何我又将“故”置于“法”之上呢。便是因为，依据墨家的归纳法，通过“有之必然”的方法，才可以归纳出“所以然”，也就是“有若必然”之解。故根据，两者之间的关系，沿用当代的归纳法，便得出了“法”从属于“故”的结论。
我对我的看法进行了最基本的阐述，那么，我的推理合不合理呢？墨者有云：
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墨子·小取》
因此我也验证了我结论的合理性。
墨家十讲将进入最精华的两讲，我会详细谈谈墨家思想在社会的延续，欢迎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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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穆翕，一个贩卖快乐二道贩子，下篇文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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