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卷舒
牛津十天（上）
（一）
直到论文讲演完了，我才走出林肯学院的铁门。卸去了压力，满心的轻松，像出了笼的鸟儿。
走在几百年风雨浸蚀的古老建筑之间，像是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中世纪的岁月。看见一群穿着黑袍的神职人员，在距离伦敦90公里的浅河滩上，成立了牛津大学最早的学院。后来，38个学院陆续建起。这些学院的布局，都是四方的前院，高耸的尖顶，如茵的草坪，茂盛的花坛。阿斯默林博物馆，波德立恩图书馆，赫特福德学院的叹息桥和布莱克威尔书店等等的地标性建筑一一走过，感动于牛津人的继承，坚守和信仰。
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离大教堂不远。几个学生在练习划船，河边还有几座类似莎士比亚故居的宽顶草屋。三月底，岸边的细柳刚刚抽芽，在水中投下倒影。头顶上的“西天的云彩”，随意地飘着......很像一幅优美的风景画。我却没有感到徐志摩式的诗意和触动。
我禁不住地哀叹，我何以如此的感觉迟钝，或许是，我早已放下了那些诗词歌赋之类的“小女孩的小把戏”，我马上这样宽慰自己。
我在牛津小镇漫无目标地走着，特别同意龙应台的一句话，“独行是你和自然的一个单独约会”。我曾经一个人住在土耳其怪石林立的卡帕多西亚的山顶洞屋，也去过希腊有八百年历史的罗马式村落。在圣彼得堡的夏天，那些“白夜”的日子里，漫步在沙俄故都的各条宽街窄巷。 在独自的游历中，我有机会全身心投入地聆听，细看，体会眼前的一切。那些感动我，震撼我的人和事，情与景，都在清楚地告诉我，我是谁。
（二）
当我在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看到那十株直径二三十米的硕大无朋的树根，被展放在水泥平台上的时候，我简直是惊讶的不能自己。那些向着天空直立上去的，无数缠绕在一起的树杈，仿佛都在发出一声声的天问，谁——之——罪？
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树根展览
这些巨大的树根，来自非洲加纳的原始森林。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每四秒钟，就有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树林倒下，危害了气候，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的生存。2009年，牛津的一位年轻的女植物学家，带着一队人，从加纳运回十个大树桩，联合一位同样年轻的女艺术家，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把树根公开展出。英政府批准了她们的请求，展览最初设在伦敦市中心的拉法耶广场 （Trafalgar Square）。
不久，这些树根被送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赶在在联合国举办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展出。最后，这些树根运回了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门前的草坪上，搭建起来十个水泥平台，每一个树桩昂然耸立着。
这些千万年的原始树根，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们再也无法躲避，环境保护，这个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这些硕大无比的树根，向人们发出警告：再也不能对自然掠夺性地开发，对资源毫无节制地滥用，无法逆转的恶劣后果，已经彰显无遗。
我，还是会感动，只是缘于不同的因素罢了。
我被牛津人以树根为契机，换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的行为, 深深触动。那是因为她们的行为符合了我对文化精英，名师名校的最终理解和考量。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象牙塔里的菁英，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一如五四时期的北大青年，站在北京街头，振臂高呼，唤起民众。他们是李大钊先生倡导的，“铁肩担道义，双手著文章”的青年楷模，他们是“先天下之人忧而忧，后天下人乐而乐” 的时代先锋。
（三）
迄今为止，读到的几篇中文记叙牛津的文章，都是强调牛津的城市布局，院系设置,古老的传统, 建筑的雄伟，资源的丰厚, 校园的幽雅……这些是牛津的优势，牛津的魅力。然而，牛津最可宝贵的，是牛津的人，那些有着高远的目光，有着包容精神的人。
欢迎晚宴上，我被安排坐在特邀嘉宾勃朗宁博士旁边，他是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伊斯兰教。读着他的名片，我玩笑地问了一句，“您和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是亲属吗？”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早准备好了答案，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会提及这个问题”。勃朗宁教授抬起眼睛，带点不相信地看着我，微微笑了一下，儒雅地说了一句，“我来自伦敦东区，而诗人是伦敦西区的。”
东区和西区是伦敦穷地儿和富地儿的界线。勃朗宁也就说明了他和那位出身富贵的大诗人之间，血缘和门槛都不相同。
晚宴设在学生饭厅里，只是铺上雪白的台布，饭厅的工作人员为大家送上饭菜。中间巨大的壁炉，火光温馨，给古老的饭厅，带来了暖意。四面墙上，挂着几百年来的校长，校董的肖像画，他们大多是英国皇族，或者贵族。唯一的例外，是在进门的右上方，有一幅主厨在工作的油画，这位平民出身的主厨，为林肯的学生做了一辈子的饭。把他的画像和其他的大咖挂在一起，用勃朗宁的话，“这是林肯学院，也是牛津大学的与时俱进”。
林肯学院的饭厅，中间的那幅画就是主厨先生
勃朗宁快七十岁了，一头整齐的白发，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语音语调都透着温和。
“我最了解的中国人是郑和。” 勃朗宁说。
“我最了解的中国古人，也是郑和。”我接上一句。我知道郑和是伊斯兰教徒（回教徒）， 勃朗宁把郑和作为研究的人物，毫不奇怪。
我曾经特别着迷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小的时候，看到一幅画，那是把郑和下西洋的旗舰——宝船，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乘的小船，作一个同框对比，真有一座大山和一座小丘的差距。我曾幻想，郑和带领着大明船队在十五世纪初（1403-1433年），七次下南洋，到达了非洲，中亚，比欧洲大航海时代整整早了七十年。如果他们再走的远一点，发现美洲大陆的没准就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了。
“那就不是英语，而是中文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了”。我加上一句。
“哈哈， 那太好了，我一直遗憾没有年轻时学一门中文哪。”勃朗宁和我见到的很多老美一样，永远在任何场合，都能说话得体，又不失时机地送出一句好听的话。
勃朗宁高兴地叫住拉克利夫博士，我们会议的主持人，英国政府的前传媒部主任。指着我说，“这位女士是我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
（四）
我告诉这位“出身东区的勃朗宁”，在他之前，我是“出身西区的勃朗宁”的铁粉。可是，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吃惊地发现诗人勃朗宁选择与莎士比亚（纪念碑）、乔叟、雪莱、拜伦、狄更斯和哈代等等的大文豪们为伴，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而不是与先他而去的妻子，诗人伊丽莎白，并葬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的诗人之角
勃朗宁教授听完我的话，会心地笑出声来，“我的那位本家，想来跟我一样啊。喜欢与同行，朋友在一起，畅谈各自的想法。从这些心与心的交流中，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和灵感吧”。
我也被他爽朗的笑，给弄笑了。眼前出现那片诗人之角，一百多位英伦600年以来的文艺精英，一如他们生前的习惯，聚在大客厅的一个角落，不知日月地争辩着各自的见解，时而沉思不语，时而侃侃而谈。我好象听见他们隔着时空的一问一答，赞同反对，他们充满智慧的辩论，他们意义深远的总结。
勃朗宁教授转过头来，湛蓝的眼晴清澈透亮，问了一句，“你知道我们伊斯兰中心最初在1969年是怎么成立的吗？”
我摇摇头，在那天之前，我压根都不知道牛津还有一个伊斯兰研究中心。
教授告诉我，半个世纪之前，他创建牛津的伊斯兰研究中心，只是缘于他和一位巴基斯坦的同事，在午餐上的闲聊。
这两位研究东方宗教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今后的世界上最大的冲突，将不是人们普遍看到的，东西方的冷战，也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矛盾斗争。而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最佳方式，是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了解。所以，他们当场决定，开始筹建一个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让双方理解，沟通，对话，以达到最后相互谅解，和平共处。
我常有一些英文词听不懂，可是这会儿，我一字不差地听明白了勃朗宁的每一句话。小时候背过的那个笔画很多的四字成语，“醍醐灌顶”，应该是准确地形容我那一刻的感觉。
我告诉老教授，从今往后，我有两位姓勃朗宁的崇拜偶像了，一个罗·勃朗宁，一个提·勃朗宁。
勃朗宁告诉我，他们新建了一座更大的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下一年竣工，他将邀请我届时来参加庆典。
第二年的春季学期，我收到他们的邀请函，可是忙于各种的琐事，没有机会再访牛津了。这是我一生中，每当提及，就会觉得遗憾的一件事。
直到今天，我依旧会常常想起勃朗宁的那句话，“只有了解沟通，才能化解冲突”。
（文章为伊卷舒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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