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怪来也
正如夏内史所愿，孙毓筠的《驳任公国体文》和刘师培的《君政复古论》、《国情论》没多长时间就出炉了。事情做是做了，谁知事与愿违，不知怎么的起了反作用，竟而将梁启超的声誉逐日推高。不只是夏寿田，大概所有人都知道，这事情该算不得“成功”，若硬说是成功，那也一定是在八大胡同的小班里喝多了讲出来的酒话。在这场不成功的戏目之后，又有人把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拉出来上台面帮腔客串，写了一篇《救亡论》，鼓吹什么"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梁启超见招拆招，立即写了一篇《宪法之三大精神》作为反驳。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没几天，梁启超在京报显著位置又刊登了梁启超脱离进步党的声明。蔡锷心里真如明镜一般，他知道，梁师不仅在履行自己“作文章”的承诺，还尽可能地进行了周详的考虑，为了保护进步党不因此受到伤害，不使个人行为影响整个党派人士的安危，为了照顾大局为重，他才做出了这个重要决定，选择了脱党。
但是，就像是孙少侯和刘申叔的文章在梁任公的大文面前显得如何绵软无力，梁启超力透纸背，挥斥方遒的高论虽然把一班帝制派搞得灰头土脸，并且使得那些刊载、转载他文章的报刊杂志一时间销量激增，再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但总也是文人的笔终究代替不了刀剑枪弹，将袁大总统的军事力量一瞬间消为乌有，甚至将半个屁股坐上龙椅的袁皇帝拉下宝座。这很明显，袁世凯和帝制派不会为区区几篇文章动摇，舆论的力量毕竟有限，与轰轰烈烈的帝制事业比起来，简直如天边轻薄浮云一般了。
况且，他们还有很多独断制裁的办法。从年初开始，对舆论的控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从审查邮件、查禁报刊，到颁布所谓的《报纸条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没几天，袁世凯便又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出现过反对帝制声音的报纸受到了严重摧残。
帝制紧锣密鼓的筹办着，戏目眼花缭乱地上演，台上台下一片热闹景象。身处其中的蔡松坡，自然不能抽身事外，无论是作为民国政府的办事要员，还是作为曾经叱咤一时的军界名人，他都责无旁贷。现在袁世凯的身边，不赞成帝制或是稍有些戒心的人们都规避远去，周围剩下的人，都是些老于世故、不逆大势、推波助澜的角色，人山人海层层叠叠的向前拥着，这股子洪流，将袁世凯稳稳托着，向更高更远处奔腾而去。蔡锷清楚，自己哪怕不是那洪流里的一滴，也是水边的一株野草，不随波逐流，也要弯下腰杆，向流动的方向倾斜。不肯倾斜的，被袁世凯和及他的一群鹰犬狼豸不巧瞥见，一准儿的连根拔起。
那延续生命的根须，还是稳稳些地扎在土里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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