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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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那年，我在二十里外的中学读书，班主任姓谭，是个不苟言笑的关中汉子。

谭老师中等个头，不听话的头发象《封神榜》中雷震子的造型，粗狂的络腮胡在一副近视眼镜的衬托下，有几分张飞绣花的感觉。洗的发白的中山装，只要天气不是很热永远不会下岗，深蓝裤子时不时总有泥点子点缀，千层底的手工布鞋上时而带着草末时而带着麸皮，被一双大脚带进教室，停在讲台前，在粉笔末的装扮下更加引人注目。

据熟悉谭老师的同学讲，他家境贫寒，不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且还守着一个病婆娘，一家七口全靠他的死工资，入不敷出的日子让谭老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的多。改革开放后，谭老师为了生活，利用课余时间也和村里人一样，搞起了家庭养殖。

谭老师的家距离学校二三里路，每天来去匆匆赶回家吃饭，坐骑是一辆破旧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很有特点，只要骑行，车铃和护链板一起响，那响声不亚于隆隆机器。因此，每天只要听到一阵咵咵乱响之后，不用猜就是谭老师到学校了。同事们都劝谭老师拾掇一下，他说拾掇了N次了，跟人一样零件老了拾掇不好了。同事们打趣谭老师的坐骑属于贼不偷，他淡淡一笑说等来年就换一辆新的。

谭老师每天地骑着他的“贼不偷”丈量着家与学校之间的距离。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贼会光顾他家，悄悄吹了迷药，偷走了他家即将出栏的五头大肥猪。

记忆中的那天午后，雪后的太阳懒洋洋的低垂在天空，没有一丝温度。屋檐下，时不时有雪花的眼泪飞下来，落在地上，落在发梢上落在衣领中。男生们靠着墙跺着脚挤旮旯，挤得热火朝天争得面红耳赤，女生们在教室前打雪仗，跳着喊着好不热闹。就在我们玩的尽兴的时候，不知谁眼尖看到了谭老师，同一个眼神相互间迅速传递，然后便不约而同冲向教室。没等坐下，谭老师已走进教室，顾不得擦掉眼镜片上的水滴走到我跟前，让我去他办公室。教室里静悄悄的，我的小心脏剧烈地跳着。我纳闷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忐忑不安地跟着一脸焦虑的谭老师出了教室。

到了办公室，受宠若惊地接过谭老师递过来的一杯水，我不知道谭老师唱的是哪出戏。他示意我坐下，欲言又止后紧张站起身，搓着双手走到窗户前，背对着我看着窗外。我被老师这一举动搞懵了，怯怯地问他有啥事。

谭老师在窗前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告诉我前天晚上，贼娃子把他家的五头猪偷走了，据可靠消息说卖给我们镇附近村子的屠夫了。

“谭老师，您没报案？”我站起身问道。

“报了，民警让等消息，可两天过去了，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只好自己打探了。”透过镜片，谭老师的眼里满是失意。

“你家距离龙台坊远不？”谭老师欣喜地问道。

“不远，就在我们小镇的北边。”

“今天下午都是副课，我帮你请个假，能不能帮老师去龙台坊一趟？”谭老师说完一脸不安和愧疚。

我不解地问:“谭老师，我能帮啥忙？”

看到我一脸狐疑，谭老师忙解释，只要在那个村子找到门前有变压器的那户人家，看看他家的院子是否有猪就行了。听完老师的一番话，我觉得他真可笑。但看到他一脸愁云，真不好意思拒绝。答应他我试试，那个天真的中年男人居然拿出笔和纸，使出他的看家本领一边画图一边讲解。他讲的很仔细，眼睛透过镜片满是希望。为了不让谭老师失望，我只是一味地点头。那一刻，幻想着自己是神探狄仁杰，是见义勇为的勇士。

待到一切交代完毕，谭老师推出他的“宝马贼不偷”时，我头嗡一下大了。天哪！与其让我与它结伴而行，还不如我自驾十一路汽车回去痛快。想我一青春少女，怎能让这“贼不偷”毁了清纯形象？果断拒绝走出校门，而谭老师执着的让我哭笑不得。他推着“贼不偷”快步追上我，又递给我一双破洞的线手套。

覆水难收，何况他是我的班主任，一个丢了五头猪的受害者。面对一双布满血丝的眼，我唯有接受。

雪后的天，冷的出奇。我把那双破手套垫在车把上，骑着“贼不偷”，在咸户公路上是一道奇特的风景。每前进一步，“贼不偷”就撕心裂肺地干嚎着，手被冷风吹得生疼。“贼不偷”惨烈的哀叫声总会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我低下头，把半个脸藏在围巾之中，用尽力气把愤恨发泄在“贼不偷”身上，越是报复它越吼得凶猛。我绝望了，真想把它扔在路边一走了之。可一想到谭老师忧郁的眼神，我心软了。

虽说龙台坊距离小镇二三里路，但没有亲戚在那个村子，也就没理由去那儿。历史上，龙台坊为汉朝皇家上林苑。三国时的《上林赋》就有关于龙台的记载，唐姜晞《龙池篇》也有一句:始见龙台升凤阙，应如霄汉起神泉。岁月流逝，曾经的皇家上林苑被岁月冲得了无痕迹，曾经的皇室血脉也不知在战乱中去了哪里，只在关中腹地留下这一美丽的地名，从繁荣走向沧桑走到今天。

八十年代初，勤劳的龙台坊人一部分人干起了屠宰业，因为诚信在方圆百里都有名气。我不知道，谭老师从哪得到的消息，一定就认为他的猪被卖到了龙台坊。即便是屠宰户买了，他的猪有啥记号？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要回？再说，已经两天过去了，即便是小偷卖给屠宰户，贪心的早就将猪变成银子了。那一刻，谭老师的形象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手被冻得通红，再也忍受不了“贼不偷”的哀嚎。我下车后将手中的破手套狠狠地扔向白茫茫的雪地里，那一刻，有骂人的冲动。我最想骂的是那些可恶的小偷，有手有脚为啥要做见不得人的勾当。五头猪啊，那可是一个家一年的希望呢。五头猪，也是师娘的救命钱。想到这儿，我跑进麦田踏着厚厚的积雪拣回手套，再一次奔向目的地。

不是周末，我没有理由回家。怕被熟人碰到，只有绕道去龙台坊。下了咸户路，六号路在雪后被来往车辆碾得惨不忍睹。“贼不偷”在泥泞中终于不吼了，我推着它象推着一列火车。不一会儿，我便累的精疲力尽，“贼不偷”也躺在泥泞之中。我在路边找来一截树枝，一边抢救“贼不偷”一边埋怨自己，不该接这烫手山芋。可一想到我若半途而废，回去要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来圆谎，我便打消了退缩的念头。毕竟，相对于撒谎，我更愿意用尽力气与“贼不偷”做斗争。

踩着泥泞，推着“贼不偷”艰难地挪动着，又冷又饿。那一刻，想象着自己就是过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小战士，唯有咬牙坚持到底。

一路艰辛终于达到目的地，凭着那张图纸的印象挨家挨户寻找，走遍了整个村庄，也没找到相对应的电线杆和那户人家。我绝望得想哭。

当我满身泥泞地推着“贼不偷”回到学校时，夜幕已经降临。谭老师在办公室焦急地等着我，桌上的两只碗扣着饭菜。

顾不得吃饭，我将所看到的一五一十给老师简单地做了汇报。当我说到没有找到和电线杆对应的那户人家时，谭老师苦笑道:瓜女子，变压器不是电线杆，都是老师不好，这大冷的天让你白跑了一趟。咱不说了，赶紧吃饭赶紧吃饭。

那天，我既疲惫又羞愧，十六岁的人了，居然连变压器都不认得，这就是偏科的痛。那次事件，成就了我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那年冬天，只要想起我就想笑，但只要看到谭老师，我就没了笑的欲望。

直到第二年春天，谭老师的五头大肥猪也杳无音讯，他的鞋上再也没了草末和麸皮，陪伴他的还是那辆“贼不偷”，每天撕心裂肺地吼着，吼着，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