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甜软糯的闽南“炸枣”
七十年代，很穷，但年味很浓！
我们村，水田不多，种水稻受限，所以，三餐离不天地瓜——早上吃地瓜，中午吃地瓜干，晚上吃地瓜稀饭。偏偏我长了个会反水的胃，地瓜吃多了，就反胃。所以小时候的我，天天巴望着村子里有谁要娶新娘了，或是谁家的小子满月了、四个月了、周岁了、十六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喜事，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有喜糖喜饼吃了。除此之外，我天天记挂着撕日历，把一本厚厚的老黄历撕到底，就要过年了，过年了，家里就会有好多好吃的：除了那些难得一见数量有限的“寸金枣”“花生糖”等小零食外，家家户户都会自制年货，——用自家田里产的糯米做“甜果”，用自家田里收的萝卜做“菜头酸”，用自家田里碾的大米蒸“碗糕”，还做“十二生肖”、“鸡卷”、芋丸……而我最喜欢的是用自家田里种的地瓜做的“炸枣”——又油又香又甜又糯，实在是好吃得不得了，据说，小时候的我特馋嘴，常常是右手拿着一个在吃，左手还得抓两个备份。
油锅中的“炸枣”
母亲是五乡十里有名的裁缝师傅，一到年底，那活儿就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从农历八月开始，娶新娘、乔迁新居的喜事就多了。以前穷，一年到头都舍不得做套新衣服穿，但有喜事了，大家再心疼钱，也会开开心心地找块布料再找个师傅量量身，做件（套）称心的新衣，过年时好在亲朋好友面前体面体面一回。
那一年，大概是碰上好年景吧，大家都赚了不少吧，反正做新衣服的特别多。其中有两个大家族的，既乔迁新居，兄弟俩又同一日娶亲，全家大大小小几十号人都要做新衣，再加上两个新房里的一切新褥枕套等等，他们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竟不由分说地把母亲的缝纫机抬到他家去，让母亲安心地在他家把所有的活都做了，才放母亲回家。待母亲回家，年关已经逼近，虽说家里的年货都还没做，但还有很多客人的衣服没动工。为了不让客人失落，为了让客人可以穿上新衣过大年，所以，母亲只好一边不停地赶工，一边指挥我们姐妹学着做年货。
包馅的圆形“炸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真的没错。我们姐妹（主角当然是姐姐啦）很快做了“鸡卷”、“芋丸，蒸了甜果。做碗糕的粉发已经磨好拌好，等着发酵了。
但做”炸枣“的时候，我开始耍脾气了。“炸枣”的工序特多，最不好弄也最累人。首先，得把地瓜削皮——洗净——蒸熟——捣烂——拌粉——揉团——搓型——下油锅。“捣烂”“揉团”这两个环节最累人。蒸熟的地瓜一出锅，你就得马不停蹄地把它捣烂，然后趁热度还在赶紧加上已拌上白糖的面粉和适量的开水（地瓜冷了会变硬）搅拌揉搓成团。以前穷，没有先进的工具，只能靠着双手去揉，那地瓜的热度和刚加入的开水常常烫得人两手通红难受，再加上揉搓成团是个体力活，真的好痛苦。以前都是母亲做的，我们只知道“炸枣”好吃，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辛苦。可恶的是，当时的我并不懂事，对着母亲抱怨：“妈，以后不要做这些了，太难了，太浪费时间了，哪里有得买，买一点来吃就好了。”母亲白了我一眼，顾不上搭理我。
母亲的缝纫机就是这款的
“炸枣”炸好了，吃着“炸枣”真的好开心。但是，看着那桶迟迟未发酵的“碗糕泥”，却有一点担心。
蒸碗糕是一种技术活，更蕴含着农家人朴实的期望——笑开了“花”的碗糕预示着来年一定发。有的人蒸的碗糕不会笑，就会唉声叹气，觉得亏欠了什么似的。所以，一般人都轻易不敢自己蒸，常常拧着几斤好米，然后拜托亲邻好友一起蒸。母亲是个蒸碗糕的好手，当然是自己蒸了。但因为她正夜以继日地赶工裁缝客人的新衣服，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这次的“碗糕泥”是姐姐按母亲的口令一步一步操作的。为什么不会发呢？我们只好请母亲到现场检查指导。母亲仔细的查问了一遍，又看了看天，判断是天气太冷，导致发酵过慢。于是，母亲教我们给“碗糕泥”加温——先烧一大锅开水，再把装“碗糕泥”的桶架在锅的上面，利用蒸汽给“碗糕泥”加热升温。半夜的时候，“碗糕泥”发酵成功。我们便小心翼翼地装泥（把糨糊一样黏稠的“碗糕泥”打到小蒸碗里）下笼去蒸。三十分钟后，蒸笼打开，待蒸汽散去，一个个笑开了花的碗糕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开心地叫起来：“发了！发了！”然后手忙脚乱地把碗糕从小蒸碗里取下来，（当时没有一次性的塑料碗，用的都是反复使用的小瓷碗，要把碗糕和瓷碗分离，那真是烫得很哪）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装泥下笼去蒸，直至所有的“碗糕泥”都变成了碗糕。碗糕蒸好后，还有一道工序，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做，那就是给碗糕点痣——用温开水泡开一点点朱砂，再用筷子方的那头沾点朱砂水，在那又香又白又蓬又软的碗糕点上几三四点，那真是赏心悦目啊。
给碗糕点痣
现在，母亲不在了，市面上也能随时买到“炸枣”“碗糕”吃了，我却开始怀念做“炸枣”“蒸碗糕”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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