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篇第二」16
【原文】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译文】
孔子说：“研习邪知邪见，是害人害己啊。”
【注释】
“攻”在此处作“治”解，意为研习，致力研究，专心从事。其用法如韩愈《师说》中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异端”即邪知邪见。儒家以仁道为正知正见，若以仁道为一端，则异端即为不仁之道，亦即邪说、邪知邪见。故“异端”与“邪说”常连用为“异端邪说”。
“斯”为代词，意为“这”，指代“攻乎异端”。
“害”意为“祸害”，不但害人，亦且害己。
“也已”为语气助词。在皇本和高丽本《论语》中，“也已”作“也已矣”。
【评析】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仁道。仁道的获得当然要靠学而时习，因此中庸说要“博学之”。
有人指称“异端”为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这显然是对孔子的误解。如果除“孔子”之外，皆为“异端”，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孔子又怎能说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话来呢？
因此，异端不是指某一门派、某一学说，而是指任何不仁、不善之见，它可能存在于任何门派和学说体系之中，甚至存在于孔门之中。因此，孔子才会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并不是要人不加辨别地学习，而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攻乎异端”则恰好与此相反，是弃其善而从其不善。
攻乎异端，是执于邪见，专务不仁。攻乎异端者，不但损德自害，而且一旦为政，便为害世间，其祸更烈。
为政者攻乎异端，就会以不仁的政治为害人民、国家和世界，因此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惨痛且不胜枚举。
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而为列强之后，即攻乎异端，专务侵略，给东亚诸国及其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既害人又害己。
一战之后，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随即攻乎异端，发动二战，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致使数千万人死于战乱。而德国自身也遭受重创，多年的发展成就毁于一旦。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所批评的美国民主弊端，也是由于参与政治的精英和团体攻乎异端所致。
至于中国所受之劫难，又何尝不是如此？
因此，弘扬一切正知正见，破斥一切邪知邪见，实乃当今世界的急务所在。
【异端历史】
1、斯大林：
俄塔斯社2016年1月6日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德国《图片报》记者的采访。普京在采访中说：“是的，斯大林是个暴君，许多人称他是罪犯。……应当了解这段历史和记住教训。专制和不受监督必然导致犯罪。斯大林时代就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
《南方周末》在其2009年12月24日的一篇题为《俄罗斯会为斯大林全面恢复名誉吗？》的文章中指出，普京认为大规模屠杀自己同胞的做法是“大规模罪行”，明确表示这种管理国家的方法是“不能接受的”。按照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都担任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的说法，斯大林时期被镇压人数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如果再加上被牵连的亲友，不同程度上的受害者当占俄人口的一半左右。
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为2009年10月30日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日写的博客中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为当今的年轻人忘记俄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大规模镇压感到遗憾，他说：“纪念民族的悲剧跟纪念胜利是一样的。而极端重要的是，要让青年人不仅拥有历史知识，还要有公民感。要能够满怀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国历史中最悲惨的悲剧之一。”
梅德韦杰夫说，国内各族人民都遭受了以1937-1938年为顶点的恐怖。他提醒到，“10月30日是千百万遭受摧残的人的纪念日”。这是未经法庭、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人们，被遣送集中营和流放地的人们，因从事“非此类”工作或因“社会出身”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们。那时轻易给整个家庭贴上“人民敌人”及其“帮凶”的标签……甚至一个人应有的体面的葬礼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的名字长期被从历史上抹去。
梅德韦杰夫声明：“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为镇压辩护。”“不允许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护。”
梅德韦杰夫号召“研究过去，消除漠不关心和忘却其悲惨面的想法”。他说，“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会去教育孩子们尊重法律，尊重人权、人的生命价值，尊重从我们民族传统和我们宗教中汲取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会去保守历史的记忆并把它传给新的一代。”“实事求是地接受自己的过去，这是公民立场成熟的表现。”
普京有句名言曾被广泛引用：“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就是没有头脑。”
2、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是柬埔寨左派势力。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66年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
在红色高棉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期间，柬埔寨估计有4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
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其实何需迷惑不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1997年，柬埔寨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2003年，柬政府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立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
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生于1925年3月，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15岁进学校。1949年毕业后，以良好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就学期间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由此在“攻乎异端”之后，迅速蜕变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环球网”曾在2016年8月18日刊发了一篇题为《“血魔”红色高棉的咆哮：华侨惨遭血腥屠杀》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红色高棉的暴行。以下为文章内容，有删减，略有改动。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金边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1965年波尔布特到中国访问取回“革命真经”。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尤其是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他要在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
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
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又在距离其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
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
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l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
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
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
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柬埔寨的大屠杀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
波尔布特临终前说：“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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