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讲台多年，但曾经的代课教师生涯，却是我生命里开出的最灿烂的花，永不凋零！---题记
（一）
九十年代初，辍学在家的我，机缘巧合下，被聘请为家乡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
那时的乡村小学大多是平房，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前排平房左侧是食堂，教室与教室之间，间隔的是老师的宿舍，每间宿舍住两人。第二排平房是教室。
当年站在三尺讲台上，我并不比五年级的学生高多少，在黑板上板书时，写高处的几行字必须踮起脚尖。
那时的老师身份有三种，第一种是公办老师，大多是师范毕业的，以男性为主，但乡村小学很少有公办老师，在一所学校里，教职工总数中，公办老师与其他老师的比列大概是1：5，乡村小学的主力军是民办教师，次之是代课老师。
民办教师在教龄达到一定年数的情况下，参加相关部门的统一转正考试，合格的去师范学校培训后，转为公办老师。
换言之，这是民办老师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但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位民办老师都有，需要指标。
代课老师几乎没有参加转正考试的机会，因为指标有限，民办老师都不够用，但是，代课老师的工作量却并不因此而减少。三种身份的教师，是同工不同酬。
幸运的是，那时乡村小学的老师们都特别质朴，不管是公办、民办还是代课老师，都没有给自己贴上身份标签。
同事之间相处和谐，特别是农忙时，哪位民办或是代课老师需要回家里帮一天，只要打声招呼，就有老师替他上完当天的课。
（二）
正式上课前，校长给我交代工作，我的教学任务是带学前班，32个孩子，语文、数学、音乐、美术、舞蹈等，一个人包干。
我去教导主任那里，领了一盒白色的粉笔，一盒彩色粉笔，学前班的语文、数学书各一本，外加一本厚厚的教师专用的备课本，这是那时候所有教师的标配。
就这样，我放下锄头拿起教鞭，开始了代课老师生涯。
然，走进教室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带领这群孩子比种田更辛苦，在地里干农活时，累了可以歇一歇，在学前班，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下了课，30多个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打闹，仍然不能离开左右，否则，玩耍中发生纠纷吵闹的、动手打架的，各种状况会让人随时处于崩溃中。
当时还没实行双休，只有星期天才放假，在上班的六天中，从孩子早晨进校门到放学之间，没有一刻的休息，也不能休息，因为一旦离开教室，哪怕是去一下厕所，教室里必然乱成为一锅粥。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摸透了这群小屁孩的脾性，课上，我给他们传授知识，他们不吵不闹，给了我师道尊严；课下，我就被他们同化，成为真正的孩子王，一起玩游戏，跳房子、下龙棋、斗鸡、挤油等，玩儿得不亦乐乎。
事实上，学前班的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还履行了保姆的职责，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务工，他们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尚可，但细节上做不好，冬季里，蹲厕所坑位大＊便弄进裤子里是常事。
我不得不去厕所，教他们大＊便时如何正确脱＊裤子，如何擦＊屁*股才能干净等。给披头*散发、刘海挡住眼睛的女生扎小辫子，更是常事。
幸运的是，所有的苦和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喜欢我，远远胜于我对他们的付出，常有孩子带给我一把熟花生，或是红薯干，如果拒绝，他们要么会哭着拽住我的裤腿，用眼泪来“逼”我收下，要么偷偷送到我宿舍的写字台上。
一次咳嗽时，有位小男生给我带来一粒蓝白相间的胶*囊，说是他奶奶喝的感冒*药，他私下拿了一颗到学校送给我。收下那颗胶*囊时，我道谢后告诉他下不为例，然后侧过身子，以免他看到我眼里的泪。
（三）
当时，乡村小学的学前班，并不只是单纯地各种“玩”，教师同样承担了教学任务，在每学年的期末，学全班也被纳入全乡九所小学的统一考试，考语文、数学两门。
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除了虚心向其他老师学习外，我还自费报了县里教育部门举办的暑期教师进修班，学费400元，当时还是借的。
代课老师的待遇不高，一个月50块钱，一年600元，还得年底才发，平时必须花钱的时候，回家里告诉母亲，她从来没有拒绝，即使家里没有，她也会去村里借钱给我。
我能在学校熬过代课教师的最初一年，主要来自于母亲的支持，没有她一个人承担全部农活，包括喂猪、放牛，我怎么有时间安心教书？
学校的规定是全部老师必须住校，礼拜六和学生一起放假，学校有食堂，有专职的厨师。
厨师也很辛苦，做完饭后要种菜园，我们吃的蔬菜不用带，但大米和油每个月都是教师自己带，包括公办老师。
我后来还兼职无偿负责学校后勤，每个月第一天，会用称称每位老师带来的米、油的重量，并做好记录。然后做一张表格贴在食堂的墙上，哪位老师哪一顿在学校就餐，就在他的名字下画一个星号。
这是我在代课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当“官 ”，同事们戏称我为“火头军”。
（四）
教了两年学前班后，学校另外聘请了一名代课老师，带新一届的学前班，而我被任命为五年级的语文老师。
身为教师，除了必须具备的教学能力外，还要掌握“四项基本技能”，即唱歌、书画，会一门乐器，擅长一门体育项目。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必须达标。
当时，乡村小学教师很少有高学历，但基本是全能的，好在那时候年轻，接受新鲜事物也快。
为了达到这四种技能，我也是拼了。唱歌虽然嗓子粗，但能保证不跑调；至于乐器，我学过吹洞箫，特别喜欢《梅花三弄》，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总感觉中期不足，吹不出那种高亢、嘹亮的音域，只好作罢，改为弹钢琴。
学校的钢琴与现在我看到的豪华版无法相比，外形简陋，那时候同事们都是自学，也没有人教，我就采取最蠢笨的办法，在琴键上用笔标出“多、惹、米、花、嗦、拉、西”，再对着曲谱弹唱。
慢慢熟悉琴键后才擦掉，这在当时成为一个笑话，传到了其他乡村小学，并被同事门效仿之。
《映山红》是我弹得最熟悉的，还有《牧羊曲》、《送战友》、《少年壮志不言愁》等。
至于书画，那时候学校发了毛笔、墨汁，也是必须练习，当时没有想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从事书画鉴赏、经营，成为了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从不否认自己的书画基本知识，就来自于当代课教师的那些年。
教学楼落成典礼时，部分县、乡及学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合影
（五）
在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反过来也促使了我的成长。
孩子们放学后，夜晚的校园是安静的，我备完课，批改完作业后，在长长的寂静的夜晚，为了打发时间，爱上了写作，并开始有长短不一的散文、教育论文等在相关期刊上发表，三块、五块的稿费成为补贴生活的唯一来源。
期间，经历母亲去世，个中甘苦，至今无法下笔成文。
后来，我投稿不再局限于本省的期刊，而更多的是投向《中国青年报》这样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并肩的三大报纸之一，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无意中发现，越是大报和大型期刊，越是容易过稿，而且给的稿费也多。
一次，邮递员给学校送报纸，给了我一个大塑料袋，说他把我的两百多封信单独装在一起，里面还有一张168块钱的稿费单和一张十块钱的捐款汇款单。
当时，我正在上课，虽然心里疑惑，但等到放学吃完晚饭后，才回宿舍打开塑料袋，数了数一共是258封信，随手拆开一封，读完才知道是读者在《中国青年报》上看了我的文章后，给我写来的。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我总共收到了3000多封信。此事也惊动了电视台，他们去给我做了节目，反响很大，但外界这些繁华，从来没有使我产生离开讲台的想法，虽然那时候工资依然还是一年600块。
当年读者来信中，很多持续帮助过我的，今天依然有联系。感恩。
（六）
砍柴书院征文‖ 我把青春献给三尺讲台
后来，由于教室和宿舍太破旧，学校在大队集*资、并获得县卷烟厂的资助，盖了一栋二层的教学楼，新的厨房。原先第一排的教室和宿舍拆除，第二排教室维修后改为宿舍。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随之而来的是生源减少，部分孩子随父母去了务工的城市，部分去了镇上租房借读。
有的老师因为待遇低，加上没有转正的希望，也辞职去了大城市打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坚持到了最后，在学校传来高年级的学生都要转到镇上住校读，只留下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时，我知道我得主动走了，毕竟，剩下的班级有几位年长的教师教就可。
告别三尺讲台，背上当年去学校时的行李，离开我奉献了最好年华的小学。旋即北上求学后，再次走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后主动辞职创业至今。
而家乡的小学，在我离开后不久，就彻底停办，所有孩子都去了镇上求学。
京城距离家乡千里之遥，当年的小学在今天也仅仅残留下那栋已破旧的二层小楼。
可记忆里，那学校、那讲台、那群孩子，那个长发披肩的女代课老师，依旧鲜明。
时光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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