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忽然走到我的床边，我已掀开了被子，正准备睡觉，看她脸色，虽然灯光昏暗，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她神色凝重，双目失色，形容颓败。
她说：“我的一百块钱丢了，一百块钱。”
她哭了，一声比一声大，眼泪也大颗大颗的落下。
那是二零零三年，我们上高一。
那时的一百块钱是我们一周，甚至两周的生活费。
我说：“你先别哭，冷静一下，想想是不是放到了什么其他地方”
她带着哭腔说：“没有，没有，我就放在了枕套里”
我努力稳定她的情绪，开始翻她的枕套。
我把枕套整个抽出来，翻出里子来，什么也没有。
我把她的被子平铺、翻面，再平铺，用目光一寸寸搜寻，仔仔细细检查了边边角角。
又逐一检摸索她的被单、褥子。
我把她的床整个儿翻了遍，一无所有。
我开始在她床下找寻，翻她的鞋子，仍是没有。
我连她身上也搜了个遍。
她哭得更厉害了。
室友们也纷纷围上相助，再次翻看她的被子、衣物、鞋子。
简直要挖地三尺了，仍毫无所获。
宿舍熄灯了。
她也不再哭了，面如死灰，泪痕犹在。
我陪着她开始在走廊、楼道、卫生间寻找。宿舍熄灯后，走廊、楼递间和卫生间的灯是亮的。
我们住四楼，找到一楼的时候，发现宿舍大门已经关上了。
她说：“今天下午出去买饭的时候，可能丢在了外面”
我说：“宿舍大门关了，我们出不去了”
我们大概是下午五点半出去吃的饭，其时已是十点多了。我想：即便丢在了外面，也不一定能找到了。
宿管阿姨就住在宿舍大门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她走到小屋门口喊：“麻烦你给我开下门，我的钱丢在了外面。”
从黑漆漆的小屋里传来宿管阿姨的声音：“明天再说吧！按照规定，现在是锁门时间，我不能再放任何人出去”
她说：“求求你，让我们出去吧，我们真的需要出去，就算出事也不怪你”
依旧是发自黑漆漆的小屋里，宿管阿姨让我们回去睡觉，说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我们出去。
我想屈服……。
我看她——像一只癫狂的野兽，冲向大铁门，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手摇晃、用脚踢跺大铁门。锁着大铁门的是一个铁链子和一把锁。
她一边跺一边愤怒地，机械地喊：“开门，开门，开门…”
我看到她的泪水，像一汪汪的细流，像秋天的雨，漫漶在脸上。
她像疯了一样。
大铁门、铁链子发出哐啷哐啷的撞击声，她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宿管阿姨无奈，终于走出了小黑屋。
看到宿管阿姨出来，面对宿管阿姨的大呼小叫，她只是直勾勾地看着，眼睛里露出倔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凛然的光芒，压低了声音，仍是喊“开门，开门”，脚上仍是一刻不停地踢跺着。
强烈的声响划破黑暗，像刀丛、箭矢从大铁门刺向四周的黑暗。
被声音震慑的女生们，一会就聚起一团，大家吵吵嚷嚷地出来围观，我怀疑连同二楼、三楼、甚至四楼的学生们都涌出来了。
众目睽睽的围观，宿管阿姨的凶光，还有她的疯狂，让我极为局促不安。
我想：宿管阿姨会打电话给学校的某个保安组织之类的，或者会告诉我们班主任，或者会报警，然后我们就会被抓起来，关到某处，我们的老师都会知道，我们班的同学都会知道，我们会被全校通报，宿管阿姨也会从此与我们为敌，处处为难我们……。
在这方面，我其实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我越想越害怕，越想退宿。
但是想到作为她最好的朋友，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站在她身边，我有这种责任感。就是这种朋友的责任感制衡着我，也可能是我对她的无条件信任，她从来都勇敢无畏，所向披靡的，她从来不会畏惧什么现在和将来，规矩和强权。
走出宿舍大门之后，早春夜晚的风是寒冷的，白色塑料袋在半空打转，街道冷冷清清，鲜少行人。
她并没有低头寻找，只是毫无目的地游走，我的寻找也有点心不在焉，我只觉得寒冷、恐惧。
在我，黑暗之中暗藏险象。
我们好像并不是出来寻找什么，只是让自己走进黑暗，沾染黑暗，隐身黑暗。
我们顺着大路一直向东走，一直向东走，她并没有说话，我也没有。
我们终于看到一个亮着灯的店面，是一家网吧，她示意我进去。
在那之前，我们只是听说，从未进去过，那是坏学生去的地方，那也是城里孩子去的地方，我们有这种自觉和自律。
但，在网吧呆上一夜，那是对生活费的极大浪费，那是可耻的、罪恶的。
我们呆了一个，也可能是两个小时，就又走进了黑暗中。
夜晚的街道，静寂、迷离又冷漠、骇人，我们孤立无援，孑孓独行，寒意遍体。
我提议：再往前走，就是一家大医院，我们可以去医院，那里有人，我们不会那么害怕，也不会那么可疑。
夜晚的医院，亮如白昼，我们看到白大褂和鲜红、褐色的血，我们看到一簇一簇的人，满脸的疲倦与悲戚，他们或形色匆匆，或步履沉重、或呆若木鸡，夹杂着号哭声、啜泣声、吵闹声。
那年我们十五岁，我们颤抖地蜷缩在医院走廊的躺椅上，等待天亮。夜风凄冷，灯光明亮，人声嘈杂。
我们半明半昧，昏昏沉沉，睡眼朦胧中艰难地等待天亮，那是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当我们准时坐进教室早读时，她在书页里发现了那一百元。
那时，我们青春正好，课业繁重，未来杳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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