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该篇是在2009年9月所撰《一代名士介子推》一文的基础上修改、延展而成的。介子推，一个有着争议的名士、隐士。历来，名士也好，隐士也好，只要是被有意或无意间推至“风口浪尖”的，都不得清闲。介子也不例外。
当我查找介子推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一是资料很少，再则，有些方面说法不一。这不奇怪，但凡入了历史记载的，便无绝对的“真相”可言。好在，源于真实事迹而生发出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展现却也是真实的。因此，我一贯认为历史不能平面铺陈地看，“立”起来，才丰富多彩。
介子推跟随重耳流亡了十几年，其间的辛酸苦辣自不消说。至于他是否真的割了自己的腿肉以飨重耳，建议大家只将此当作传说来看。
表面上，介子推的思想似乎受“老庄一派”的影响较大，但也只局限在了“影响”上，远未及其“精髓”。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觉得在他身上，虽具着“洒脱”、“高洁”的风格，并看似做到了“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如他主张“至公精神”，极力扼制过分的权利欲、占有欲等。这从他鄙视狐偃咎犯“居功自傲”，不屑与之为伍的态度可知。但他却远未达到“老庄思想”的“高上境界”，即“德行合一，以己推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更不具“内圣外王”之气，以“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从正面去“透视”负面意义，并以对负面意义的把控来显示正面的内涵。另外还有一点，他“居功不受禄”，携母隐居山野，至死不复出，看似是彰显个性、追求“自由的生活”，却恰恰将自己“禁锢”在了精神的“牢笼”里。
我们通过有限的史料来作一番探究：
重耳在当上晋文公时忘了封赏介子，普遍的说法是因文公事忙而忘了。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个可能性得基于几点：一是介子推的“割股飨主”之说不真实，试问，加此大恩于己而忘彼的人有吗？除非别有用心，忘是不大可能的。二是介子推非随王流亡的重要人物，我查《史记》的确未看出来介子是五大跟班之一。据《史记·晋世家》载：有贤士五人：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这里面并无介子推。太史公也没说起割股之事。但是，以后来文王圈山封地的案例看，介子肯定是在随王流亡之列的，只不过不在后人所列的“五大贤士”之中。三是介子很可能没能自始至终地陪王伴驾，他提前隐居了。
那么我们来理一下这里面的矛盾。如果真如我所猜测的，既然介子是跟随晋文公流亡的普通一员，后人因何将其事迹凭般地加工流传呢？我们先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段记载：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人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这里很分明将介子说成了五大跟班之一。这就与上说矛盾。这个矛盾可以忽视，仍当以上说为准。况五贤也是后人推列的。关键的是这悬宫之文，竟令文公想起了介子。大家留意，令文公想起介子的是这篇悬宫之文！我无从知道文公“看文思人”的那一瞬的即兴思维，或许是在当年流亡途中的某一不为人知的典故触动了他。于是，就在此文的引导、文公的默认下有了介子位列五贤之说？就有了文公忘而复念之由？也就有了后面的圈山封地之举？乃至有了焚山求贤、抱柳绝仕、携母同终、寒食祭祀的故事？这些都不一定要弄懂。
是传言也好，是事实也罢，介子推被世人记下了。确切地说，一种“精神”传接了下来。“割股飨王”的故事足以撼动人心，不管它是否真实，我读了《东周列国志》中描写的这段情节后是颇受感动的。在读了介子与母隐居山中，最后因文公“焚山求贤”而致母子相携抱柳身亡，我不禁落泪。我懂了，我懂得了我们华夏文化因何潺潺不休了，不要用鄙夷的目光去审视看似所谓迂腐的表层，介子的行径未必是“完全正确”的，所流传下来的“故事”也未必都是真实的，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感应”，并扩展自己的“思维域”。
如果将介子的这些“零散”的事迹仅当作“茶余饭后”以为聊资的故事的话，至此即可。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非止于“闲趣”，而是意欲理清一些“头绪”。尽管后人对关于介子的事迹传述不一，但对介子本人的评价基本是统一的，均认为他是一个“淡泊名利”、“功不言禄”、“忠孝两全”的高尚之士，这是无需置疑的。但，若思考得再深一些，是会发现在他身上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诚然，他的“功不言禄”是自身所具的一种“清高”，却也是一种缺乏积极的处世态度。文王结束十数年的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大展宏图的机会，此时，最需要的是有识之士的大力扶持，并不希望有功之臣“功不言禄”，介子当时的“不告而别”实非“忠心”之举。至于介子对狐偃咎范的所谓“居功自傲”及“邀功请赏”的不屑，甚至因此而不愿与之为伍，这是缺乏“大气”的表现，显得有些“狭隘”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狐偃咎范其人：
狐偃，姬姓，字子犯，称狐偃咎范为多，出身戎狄，其父狐突，因狐偃拒不听晋怀公之命返回晋国而被牵连致死。首先，从诸多史料可知，狐偃是随重耳流亡毫无争议的“五大贤士”之一。重耳流亡，源于国内骊姬之乱。狐偃是重耳的舅舅，力劝其逃亡至北狄以避祸乱。这便有了重耳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经历。史料中对介子推的介绍不多，《东周列国》中有“割股奉君”之说，且不管其真实性，想必是有些缘故的。十九年的伴主流亡生活，狐偃也好，介子也好，以及所有随同之人，只要是坚持下来的，都毫无疑问是居功至伟的。至于介子鄙视狐偃等人的“贪天之功”实在是“言重了”。
晋献公二十一年，太子申生因骊姬诬陷其有弑君篡位之念，自缢以示清白。这一事件引起了狐偃的警惕，并强烈预感到危险正在逼近重耳与夷吾（重耳之弟），他思忖再三，觉得“走为上策”，便开始了运作。在与两个外甥商量后，向晋献公请命由重耳镇守蒲城（今山西隰县），夷吾守屈城（今山西吉县）。这一安排，是为“流亡”所作的准备。待一年后时机成熟，狐偃便偕同其兄狐毛、赵衰、先轸、贾佗、魏犨等人（这里仍未提介子）护重耳出逃，目标是重耳的母国-狄，这是狐偃极力主张的，也是在当时最为稳妥的安排。他们在狄一住就是十二年。在这期间，晋献公去世，重耳接到消息后十分悲伤，想回去奔丧。好在狐偃及时劝阻，规避了一次极大的风险。当时秦国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在位的秦穆公是一个玩弄政治的高手，他一直关注于晋国的动态。在晋献公去世的节骨眼上，他派公子絷赴狄国，名义上是慰问重耳，实际是进行试探。公子絷当面跟重耳说：丧父固然心痛，但这也正是您夺取政权的绝佳时机。重耳将此话告知狐偃，狐偃即刻识破了秦国的用心，便教了他应对的方法，从而巧妙地获得了秦穆公的由衷认可。不久之后，又一个看似的机会来临，献公其他的儿子都死了，只剩下重耳和弟弟夷吾两个王位继承人。当时，晋国当权的是里克，他倾向于重耳，便派狐偃的父亲狐突到狄国请重耳回国继位。重耳召集狐偃和赵衰及狐突到密室商议。狐偃斟酌再三，觉得时机仍未成熟。他将晋国国内当前的形势分析给大家听，得到大家一致的同意，决定再等等。便让狐突回复里克，说自己未能尽孝，无颜当国君，让他和大臣们择贤而立。里克无奈之下，只好到梁国迎回夷吾继承王位，是为晋惠公。惠公上台，对其兄重耳心怀忌惮，派刺客追杀之，并恐吓狄国，若再袒护重耳，便派兵攻打。狐偃获悉此消息，知道狄国已不可久呆，便与同僚护重耳再次出逃。这次逃亡的目标初定卫国，奈何卫文公胆小，怕得罪晋惠公，乃不见重耳等人。狐偃恐重耳沮丧，便以言语开导：自古，成大事者必将历经磨难，小小委屈算不得什么。便再次主张投奔齐国。途中饥饿，在卫国境内的五鹿，见一耕地的农夫，重耳不顾公子身份，上前讨要食物，岂料农夫面露鄙夷之色，居然抓一块泥土递与他。重耳羞愤难当，欲与其拼命。狐偃忙阻止，笑道：此乃上天恩赐，百姓给你土块，预示着您将拥有自己的土地。重耳听罢，顿感释然，恭敬地接过土块，并向农夫表示感谢。至齐，齐桓公热情款待，对重耳恩渥有加，怎奈不久，齐桓公去世，五子争立，诸侯叛齐。狐偃见此情形，知不可期，便毅然决定离开。重耳多年流亡，意志已然消沉，加上在齐国有姜氏相伴，枕于安乐，遂无去心。狐偃做通了姜氏的思想工作，合谋“醉而载之以行”。若非狐偃的机智果断，重耳便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谈何后来的“文公霸业”。
以上这些只是有字可循之事，十九年，其中多少辛酸与磨难，怎可说这些守护者们是“贪天之功”，又怎忍心责怪他们“居功自傲”，他们所有人都值得为自己的付出感到“骄傲”，包括介子。
“淡泊名利”是一种高境界的“修为”，是一种自律，是值得世人，尤其是处于“喧嚣”、“浮躁”的环境中的世人所崇尚的，但并不代表要摈弃人性中的本真，况且人性中的一些本真的东西本身就合乎于“道”，非受人的意志的转移而摈弃得了的。“修炼”是一个过程，“修为”是一个愿景。介子之所以被后世人认可，是因为他的自律、他对自我“修炼”的那种锲而不舍的执着态度令人敬佩。与介子的“出世”态度相反，狐偃所彰显的是他积极的“处世”态度，他对晋文公的“宏图霸业”，对晋国的由弱变强，以及对国家责任“当仁不让”的作风的充分体现更加令后世人认可。
历史不单单是一面“静立”着的“镜子”……
其他文章：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