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条原文：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谓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与吕大临论中书》是程颐和吕大临讨论“中”的一篇文章，在文中程颐说：“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所谓大本即未发之中，达道即已发之和。又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
显然，薛侃把未发之中理解为静，把已发之和理解为动，故有“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之说，此说并非程颐的原话。
王阳明说，心的体不是静，心的用不是动，动静只是一种状态。静时有中与不中，动时有和与不和，只有中是心之体，和是心之用。我们说心之体的时候，心之用也包含的心之体之中了；我们说心之用的时候，心之体必然体现在心之用中，中与和是不可分的，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
如果说，在静的时候，可以看见中（心之体），动的时候可以看见和（心之动），这个没有问题。
《传习录》学习到现在，我有两点非常强烈的感慨。
第一、宋代的儒家学者做学问，动辄就要把《大学》和《中庸》两个小册子里的词句找出来，进行发微辨析，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风气。这源于二程兄弟开始推崇《大学》和《中庸》，并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本次提到的程颐与吕大临专门就“中”和“赤子之心”进行的辩论就是一例。作为他们的继承人朱熹穷一生精力著述了《四书章句集注》，并得道朝廷的背书，四书成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这就从理论上和体制上确立的四书的崇高地位，难怪学人言必称四书了。
这种风气，从好的方面说，宋朝的学者可能更注重逻辑思辨和理性思维，这是我国传统学者比较忽略的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风气严重脱离实际，只在从书本到书本上下功夫，不是一种好的学风。另外，将《四书》里的每句话都视为绝对真理，凡事都要从《四书》里去找依据，严重的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理论创新。凡事都要找语录，这在历史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第二、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实际上就是要对程朱理学进行反动，改变这种空对空的治学风气，提出知行合一、事上练的主张，应该是一大进步。但是，由于有朝廷的背书、程朱作为学术权威的地位已经刻骨铭心，即使学习了阳明心学的学生也无法摆脱这种影响，而王阳明自己也不得不在形式上亦步亦趋，只能不厌其烦地给学生们解疑答惑，试图在实践中纠正人们的僵化认识，树立心学注重实践的思想，因此《传习录》中大量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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