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胆英雄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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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北京大明朝刑部司狱司下辖的一间单人牢房内，一位侍者正为一名老犯人剃须修面。

突然，后者一把夺过剃头师傅手中的剃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下去，一时血流如注。

剔者大骇，急问老犯人：“和尚痛否？”

老犯人此刻已不能发声，以手指在前者掌心描划作答：“不痛！”又问：“和尚为何自割？”复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随后，狱卒在老犯人的床铺下发现了一首绝笔诗：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一个几近耄耋之年的老者，该有怎样的勇气夺刀自刎，他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他为何如此决绝地奔赴黄泉？

······

十四世纪初，当“我是谁”这样不经意的一句小小的拷问，酝酿和引发欧洲文化思想艺术史上最为璀璨辉煌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时，当西方世界以人为本，崇尚个体生命，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之时，东方的大明王朝，却将封建集权统治强化到了极致。

之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明朝历史选择抵触性回避，原因就是，总觉得极端专制制度压制下的大明子民好似一个个木偶，失去了活活泼泼的人性，“文字狱”的层出不穷，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发出自己的呼声。

于是，思想的精灵归于沉寂，心灵的火花被迫熄灭，剩下的都是匍匐在专制制度下的苍白羸弱的身躯，任人践踏驱使。

这种误解，根深蒂固，直到我看到方孝孺虽被灭十族，仍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直到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直到晚明思想家李贽知行合一般的亲自践行，我才终于如梦初醒，并为自己曾经的轻狂无知、自以为是而羞愧不安。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文人英雄，甚至，文人英雄那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气节比那些保家卫国洒血疆场的武将，更能撼人心魄，令人仰慕。比如屈原、颜真卿以及文天祥、方孝孺等。

但我今天要说的主角是李贽，就是开篇那位自刎而死的老犯人。

说起李贽，很多人不一定认识甚至从未听闻，因为他与于谦、张居正、海瑞或者唐伯虎、吴承恩、汤显祖等似乎都不在一个等级，甚至，连解缙、杨慎及徐渭都比他名气大得多。

也难怪，即使心学大师王阳明，估计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慢慢被国人认可，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历史不会一直沉默躲闪，总会在一定节点掀开盖头，让人一睹它的真颜。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位执着的李贽，为它涂上了几笔靓丽青春的色彩。他努力将自己活成一束光，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封建强权和孔孟伪道学，为争取自由和个性解放摇旗呐喊不遗余力。

他最终倒下了，但他构建的人格和思想的高峰，终于在三百多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仰望和攀登。当然，在七十年代，他也曾因上层建筑的需要，着实风光了一把，一时划在法家之列，备受学术思想领域激赏和推崇。

下面，让我们走近李贽，重温他跌宕起伏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明世宗嘉靖六年，即1527年11月23日，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南门外。他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26岁中举后认为足以糊口谋生，因此未参加会试（也有曾两次会试不中之说）。

举人，自然不及进士及第那样荣光显耀，但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考中。这就如今天的清北，不是一等一的学霸，断难进入。但在李贽看来，乡试中举，不过小菜一碟而已。

他曾用戏谑的口吻，轻描淡写发过一段宏论，大体意思是说：中举秘诀无非多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肚中有几百篇范文时，考场一坐，审对题目，根据题意从肚里掏出一篇，保准高中。

我不知道后来的蒲松龄、范进等有没有听到或看到这些信口开河式的率性之语，否则他俩情何以堪？我想，这简直是要让聊斋先生欲哭无泪、范进再度犯疯的节奏啊。

然而，细细体会，我们就不难发现李贽年轻时的叛逆以及他对传统科举制度以及八股文的蔑视和唾弃。

四年后，李贽开始了官宦生涯：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在天命之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历朝历代以来官员俸禄最低的时代，很多低级官吏的薪水根本无法维持一家正常的开支，比如海瑞。

据说，海瑞在为官期间，经常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但却绝不收群众一针一线，以至于有一天海瑞去菜场买肉为母亲贺寿，结果却成了当地的头条新闻，而且这件事情还被载入了史册(《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四》“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正因如此，明朝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即使面临严酷的律法，也前赴后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李贽为官二十多年却十分清廉，内心孤傲的他从来不愿与他人同流合污。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长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这是他在姚安写下的一副楹联，也是他清廉自律的自述，闲暇之余，学学陶侃和潘岳，修身养性，莳弄花草，哪怕搬搬砖块，有明月清风相伴，也不会去钻营和鱼肉乡亲。

因此，他的口碑和实绩相当好。

这不，姚安知府三年任满时，上级领导相当认可他的工作，意欲向朝廷推荐。不料，这位李贽听闻消息，拔腿就跑，并要求领导代交辞呈。他这是要裸辞！

李贽自幼倔强，早就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和黑暗腐朽，他善于独立思考，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因此，当官是不得已为之，是为了承担家庭乃至家族责任。

从政二十多年来，他明明胸腔内始终燃烧着一把火，且内心棱角分明，但他不得不数次浇灭热火，藏起锋芒，收起触角，在难以承受的精神孤独中踽踽独行。

他一直想跳出体制活出真正的自我，但他肩上有太重的担子，得为父母妻儿而活着，为整个家族活着，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中国人素来推崇矜持稳重的生活哲学，追求四平八稳的圆融和平和，尤其到了中年，似乎万事都不能逾矩出格。于是，大多数人，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漠然了春花夏雨秋月冬雪，辜负了一次次生命中最美好的遇见。

李贽，一直在等待逃离的机会，直到祖父、父亲、儿子和两个女儿几年内相继去世。如山的压力和责任一旦卸除，李贽想，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把了。于是，1580年，54岁的他，在有可能被提拔升迁之际，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的年纪，选择了重新出发。

我记得之前写过一篇小文，题名《撒把欢》，其中写道：“或许，人生最可贵甚至可爱之处，就在突然的那一撒手中。偶尔撒把欢吧，趁着我们还未老到那种地步。”

显然，我说的“撒把欢”，只是生活的一点小感悟或只是停留在增加点生活情趣的层面，而李贽突然的一撒手，在背负离经叛道的嫌疑中，愣生生地，将以一人之力对抗挑战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传统黑暗势力血雨腥风般的围剿和打击。

然而，既然选择了出发，既然目的地是远方，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因为他要去寻找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

为此，即使头破血流，哪怕付出性命的代价，他也无怨无悔，在所不惜。

一般官员，无论致仕或辞官，都会选择回归故里，不说衣锦还乡，最起码也有落叶归根的故土情结。但李贽不同，他和妻子径自去了远离家乡的湖北黄安。因为那儿有他的挚友耿定理以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性灵学派代表人物“公安三袁”。

三年前，他曾与好友耿定理约定“待我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之做官，并非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宗旨，他只是为“稻粮谋”，于仕途并无更大的志向。

简单而言，李贽是早已作好三年准备，待期满后，便拿着官家的俸禄养家活口，弃官归隐，也就是混得一份不错的退休工资后，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何况黄安还有那么多好友？

为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好真实洒脱的个性！

我一度以为李贽是在逃避家族责任，但后来想想，至亲都已离世，他早已无碍无挂，还有什么理由再去管顾所谓的家乡情结和宗族约束呢?

他内心十分清楚，以他知府的衔头和名望，如果一回去，势必终日陷于迎来送往的纠缠中而难以自拔。他对古往今来的读书、做官、买田三部曲早就不以为然，亟待摆脱因血缘或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他早已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和欺世盗名的所谓伦理纲常，他要学一把阮籍的狂悖和放浪，他想，即便死，也不用族人知晓，以免上演千古不变的哭笑闹剧。

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终极意义，他想重建自己的人生观，为此，自然不能再墨守成规。于是，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出走他乡，首先从地理位置上与故土决绝，接着从心里层面上与传统的宗族观念决裂。

他做的第二步，是剃发蓄须，活脱脱成了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另类模样。

当然，他人生中真正算得上第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是把圣人孔子请下了神坛。

他告知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认为人生而平等，提出通过努力，“人人皆圣人”的观点，坚决反对将孔孟的价值是非观作为唯一的标准。

也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心性千差万别，怎么可能强求同一？

他提出“人必有私”，孔子也不例外，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套束缚人性的虚伪礼教。他的话直白却又实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七情六欲，自是人间天理。

质疑其他人也就算了，这孔圣人岂是能对其说三道四的！那可是“天不生仲尼，千古将如永夜”的至圣先师、儒家老祖，可见这李贽的胆儿够大够肥！

但，李贽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孟的儒生，所以他想让孔子回归人之本身，拒绝将孔子神化，更是反对统治阶级利用孔子来牵制人性，禁锢人们的思想。

他倡导绝假存真的“童心说”，强调文章不能弄虚作假，而要表达个人真实的内心，如同一位永葆童心的孩子，对皇帝新衣所说的话，这对当时僵化的儒学有着很大的冲击。

李贽反对传统势力和假道学的第二个壮举是，公开挑战男尊女卑的固有意识，全力为女性代言。他认为头发有长短，但见识并无长短之分。他公然招收女弟子，无拘无束地与她们唱和交往。

其实，李贽晚年多病寡欲，袁氏老三袁小修就曾为他正名，说李贽之所以不惜在言语间纵情声色，都是为了揭露和反对道学的虚伪。

他的讲学另类而实际，完全超出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范围，且往往新意频出，大受欢迎。

据说，有一次，李贽出了一个谜语：“皇帝老子去偷牛，满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妇手，孩子打破老子头。”孩子们猜来猜去，都猜不出来。李贽笑着说：“你们不是猜不着，是还没有长这个胆量。要干大事，就得敢破旧规矩，敢想，敢说，还要敢干。”

接着，他解释说：“第一句‘皇帝老子去偷牛’是君不君；第二句‘满朝文武做小偷’是臣不臣；第三句‘公公拉着媳妇手’是父不父；第四句‘孩子打破老子头’是子不子。”学生们听了以后，感到分外有趣，到处传播。

于是，十多年间，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

好家伙，但凡李贽一开坛讲学，听者如蚁，他是来者不拒。商贾学子、贩夫走卒、官吏门客皆蜂拥而至，尤其那些平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也勇敢地推开了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争相跑去一睹和尚尊颜，聆听他的“大放厥词”。就这样，李贽一下子成了横扫儒、释、道的学术明星、超级网红、公知大腕，一时势头无双，风光无限。

这无疑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大义凛然，毫不畏惧。

几乎可以这样说，李贽凭一己之力，挑战几千年来的封建秩序，将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观念弄了个底朝天，并毫不留情加以鞭挞和批判。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即，后来五四运动中的反叛精神，追溯起源，是否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李贽先生的启蒙，尽管这些知识精英后来也一个个成了二十世纪初的启蒙大师。

我还在想，如果明朝多一些像李贽这样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那么即使晚一两个世纪，中国是否也可能引发一场思想、学术乃至心灵深处的“文艺复兴”，以此加快民主进程，让人真正成为自己内心的主人？

这当然是后话，我无能进一步解析。

普鲁米修斯为了造福人类，毅然盗取火种，甘愿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经受烈日暴雨的折磨和凶恶鹫鹰每天的啄食，他是人类的启蒙者。而启蒙者，大都要冒着付出生命的危险。

李贽亦如此，甚至，早在他决定为自己而活的那天开始，他就意识到了危险的迫近。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铁血勇气，裹挟着他一路前行，九死而不悔。

他不停地鼓吹他的学说思想，传播他的自由、平等等朴素的民主理念。

李贽的思想和文字都是那样的天然和纯净，不做作不虚伪，让人一眼见底，却有一股穿越时代的力量。

针对程朱理学的追随者耿家老大耿定向积极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观点，他针锋相对，义正辞严说：

······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实，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属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

明明都是私心，却在表面上、公开场合或讲学之际，还这公那公，口是心非，这些虚伪的言辞和表里不一的行径正是李贽一生不屑鄙视的伪道学。

联想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看我们周围，是否还存在一大批道貌岸然、口口声声满嘴利他主义的伪君子们？他们背地里在干些啥？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利令智昏、男盗女娼的恶行，比比皆是。

回过头来再介绍下耿定向兄弟。因为李贽晚年的困境就始于与耿定向的论战。

耿定向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下有二弟耿定理和三弟耿定力。李贽与老二耿定理是知交，所以辞官后就寄居在黄安耿家。其实，李与耿氏兄弟的思想学术理念大相径庭，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态和柔和的谦谦君子之风，一开始掩盖了他们相互间的对立情绪。

然而，耿定理的离世，让彼此失去缓冲的矛盾立即凸显无遗，结果双方反目，并由最初的纯学术争论演变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境地。

这不，1590年，李贽那本《焚书》公开刊行后，耿定向认为是对自己的攻击和诽谤，恼羞成怒之余，写了封公开信《求儆书》，指责李贽的异端邪说，随后，又联合官府，开始驱逐后者。

1591年，公安三袁中的二弟袁宏道陪同李贽游玩武昌黄鹄矶时，当地官员又以“左道惑众”为由，派遣一批地痞无赖，再次将其驱逐。

1594年，抱病在身的耿定向，继续著书，申讨李贽，诬蔑李贽使“后学承风步影，毒流万世之下”，说他和李贽的论战是“为天下人争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杀界限耳”。甚至心怀险恶地鼓噪“昔夫子得子路，恶声不至于耳”，唆使他的门徒和理学家们围攻李贽。

第二个向李贽发难的，是河南光山的蔡弘甫。蔡弘甫是耿定向的忠实门徒，他一方面为耿定向的《求儆书》作序，一方面亲自跳出来，抛出《焚书辩》对李贽进行诬陷和打击。

参与迫害李贽的，还有另一位耿定向的门生，曾任湖广按察司佥事的史旌贤，他扬言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惩治李贽。

总之，一时天空乌云滚滚，一场酝酿已久的腥风血雨将席卷龙潭湖，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正罩向体弱多病的温陵居士。甚至，李贽与女弟子澹然等的坐而论道，被污蔑为“男女混杂” ，结果，舆情汹汹，一些无知愚昧之徒声言欲杀李贽。

面对这些血口喷人的谣言中伤以及挑衅威胁，李贽坦言自己本心贵无事，但也不怕事，表现出了孤胆英雄般的惊天气魄。

他说：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世避地，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苛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

这是不是有点“不惹事，不怕事”的智慧和担当？正因如此，李贽坚定立场、重信守诺、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和反叛思想，将同时代的士大夫甩开了几条街。他活成了卫道士眼中的眼中钉，却也真正成了追求个性解放者心中的一盏明灯。

那些卫道士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终于出手了，围剿和追捕开始了。

但，李贽很淡定，一如既往在芝佛院撰写纪传体史论《李氏藏书》《藏书》六十八卷以及《易因》等书籍。

这部长达68卷的巨制，以纪传体的形式，语出大胆，讲述了从战国至元朝灭亡时约80个历史人物，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反传统评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千古一帝秦始皇，千古女皇武则天，几千年来一直是暴君、女祸的标签，但正是李贽，第一次将“暴君之最”的嬴政树为正面人物；才对“牝鸡司晨”的武则天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而大肆诛杀功臣的朱元璋，在他心中，比秦始皇更伟大，是万古一帝。

从这个意义上说，素有大明最后一个狂士之称的金圣叹很有可能也是李贽的忠实粉丝，所以他才会对当时被称作诲淫诲盗的《水浒传》《西厢记》唱赞歌，为它们正名。

我突然又联想起前几日写到的辜鸿铭，他们三人某种意义上何其相像，都是表面诙谐幽默或怪诞桀骜，但我深信：他们的内心一定有至性至纯至真的深情，所以表面虽滑稽，骨子里却沉痛无比。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黑云压城城欲摧，暴风雨就要来了，且是北方大地最凛冽的寒冬时分······

1600年，冯应京接任湖广佥事，以“维持风化”之名，与麻城县韩佥可，雇用流氓打手，烧塔毁寺，毁掉了芝佛院。

初春寒意袭人，74岁高龄的李贽，拖着孱弱贫病的身躯，开始亡命天涯，向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黄柏山逃遁······

尽管围剿李贽的阵营十分庞大，但朝野上下营救的力度也不小。一些仁人义士如山西刘东星、北京马经纶、安徽新安汪本钶、公安“三袁”、麻城周思久、周思敬等一众好友，都在为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其中最正直无畏、侠肝义胆的当数马经纶。

这位1589年的进士，仰慕李贽日久，他冒着风雪，跋涉几千里，向大别山奔赴。几经辗转，最终成功营救出李贽，并将他安置到了他顺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难。

当然，对李贽恨之入骨的的政治势力并未因此停下迫害他的脚步。1602年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李贽，极尽污蔑之能事：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

这姓张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不会忘记强调现实的危险性，因此在奏疏的最后举报说，李贽如今移居通州莲花寺，而通州离帝都仅四十里之遥，“倘一入都门，招致尽惑，又为麻城之续”。

这还了得？

结果，那位曾经一度励精图治中后期却荒淫怠政的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年）下令：“李贽敢猖（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束并治罪。”

实际上，李贽为人看上去狂放不羁，却不同于那些表面上守礼而内心污浊肮脏暗中纵欲的苟且之徒，被指责为“异端之尤”的他，在生活上是个自觉的禁欲者。他同女弟子的交往，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完全基于正常不过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来了流言蜚语乃至最后的杀身之祸。

······

令人魂飞色变的特务来了。正卧病在床的李贽不明就里，问马经纶：“他们是谁？”答曰：“是锦衣卫的卫士来了。”

李贽一下明白了眼下的处境。他自然不想连累好友，于是从床上硬撑着爬起来，摇晃着走了几步，大声疾呼：“快取下门片！”躺在门片上后又催促马经纶：“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此刻的马经纶表现出了男人足够的血性和友人的铁肩道义，他俯下身大声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那么我就是藏妖的人。要死就一起死，决不让先生一个人去坐牢，我却留在世上。”

就这样，马经纶义无反顾陪同李贽上了路。到了通州城外，京中一些劝告马经纶不要随李贽入京的好友纷纷而至，他家中的几十个仆人，奉其老父之命，也哭着劝留。但马经纶都不为所动、不听劝告，依然一路陪伴李贽入京。

就这样，李贽被投入了诏狱。李贽入狱后，他坦然说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显现出一如既往的淡定洒脱之风。

李贽毕竟是名士，影响力太大，估计朱翊钧也不愿背负残杀名士的恶名，所以，并没有太多为难李贽，后者在监狱也没受皮肉之苦。根据审讯结果，他原本可以放回福建原籍，由地方看管。这，类似于今天的“假释”，将这一看似严重的案件，轻轻一笔，宕了开去。

但诡异的是，这次，李贽反而不淡定了，他慨叹道：“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

也是，一生不羁、酷爱自由的斗士，直到中晚年才好不容易实现了夙愿的他，怎么可能忍受即将到来的管束，何况还要让他回到一辈子想逃离的故土？

不，决不能！自此，这位勇敢的老人抱了必死之心。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幕壮烈画面。

根据袁中道记载，李贽自刎两天后，才终于告别了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悲惨世界。

马经纶获知消息，悲抑难耐，遂将李贽的遗骸葬于通县北门外迎福寺侧（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并在他的坟上建造了浮屠。马经纶对李贽的救难、收留、辩诬以及归葬，情义之重，堪称义薄云天，历来令人敬仰万分。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著述先后数次被禁毁，民间盗印、假托者不绝，门人汪本钶说：“（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

纵观李贽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不惜性命的自由捍卫者，一名痛苦的先知先觉者。为了自由，他弃官、弃家、弃发，到最后的弃命，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那么的无怨无悔。

或许，我想，他惟一的遗憾是，未能实现自己死后葬身龙潭湖的夙愿。那么，在拙文的结尾处，让我们去看看袁宏道笔下的龙潭湖-钓鱼台吧：

······龙湖，一云龙潭，去麻城30里。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10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阁红，隐见其上，亦奇观也。潭右为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临水，每一纵目，则光黄诸山，森然屏列，不知几万重。那“突兀一拳，中央峙立”的，就是钓鱼台······

四百余年过去了，龙湖潭早已面目全非，但人们不会忘记一位蓄须剃发的老者，曾在这里发出过自由、独立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呼声。

如今，很大一部分年轻人肯定以为，自由、个性是与身俱来的东西，还用得着苦苦追求和向往吗？但集体主义时代过来的人，都应懂得李贽的勇气和不易。

在万马齐喑，只允许一种声音、一种腔调、一种是非的时代，你去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试试？

单凭这点，我也得要向孤胆英雄李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