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即理——500年来第一人王阳明之心学（上）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谥号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史上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等人，都曾先后拜服于王阳明。研读这么一个仅次于孔孟的儒学大家的思想，作为现代中国人首先是要拜服，然后是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今所用。

        先举一个例子：  比如某政府机关里很多公务员买了N多套房子，是不是违背了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总体定调，就要被没收了呢？用“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而为善去恶”的心学来分析、判断和裁决，不被没收，至少要自愿上缴嘛！国中还有那么多人为房子掏空＂六个钱包＂，愁白了三代人的头哪！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大笑话了，对不对。道德化的＂良知＂此时显然不起什么作用，我还从没有听说过有哪位政府官员捐出了房子给新市民住的，是不是。那得用什么来判断呢？用法律，先判断合不合法，即买房的钱是不是合法收入？再对事实做出裁决。所以，心学是从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出发来做人做事，属主观唯心主义。现代社会生活是从客观公认的真理——法律为底线出发来做事做人。现代社会中法律才是所有人心中一分钟都不可别离的真理。

      在公元1507-1509年，王阳明贬任贵州龙场驿丞时，经“龙场悟道”开新儒学风气之先，王氏心学正式确立，中国儒学体系至此发展到最高成就，“孔、孟、朱、王”儒学四大家，最终集大成于王阳明的心学。

        儒学由孔子首创，到孟子继承时，就有心、理之分了，分为八大学派，研学方向各有侧重。孟子就是心学的开端，曾提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到南宋陆九渊正式开心学之门，最后在明代中期集大成于王氏心学。

        心学思想的进步之处，是相对于当时流行并被官方刊定为科举考试指定教材的＂程朱理学＂思想而言，极具反传统的思想解放意义。 

        一是把人心从死板的“天理”之中解放出来。“吾心即理”，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缓解了天理和人心的对立，倡导＂天人合一＂的有我境界。相对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的无我境界来说，更中庸（中用），更容易实现，更能解放人，增强了普通人入世处事的自信心。现代弊端：主观唯心主义，导致当时就有些王学子弟，束书不读，不明事理，无知者无畏，狂妄自大。现今的领导干部研习“吾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把握不好容易发生大权在握、真理在手、唯我是从、有权任性、无法无天、擅权败政、为所欲为的错误。

        二是把格物致知和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倡导＂知行合一＂，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最大。理学的天理是客观存在的，属客观唯心主义，不管你做不做得到，它都要约束你。你做不到，是人欲太强烈，是人心修炼不到位，所以要灭人欲、存天理。而心学告诉我们，知行要合一，如果探求明白了一种道理，就要去做，尽最大努力去做，做得到的道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天理。如果实在做不到，就要回头来想想这个道理的真伪，再重新悟道！这是心学对于孔孟朱学的最大创新。明朝的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李贽(公元1527—1602年)都是心学的实践者或发扬者。其中李贽最甚，走到了心学的尽头，挑战了孔孟和当时理学家的权威，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已摸到了近代＂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边界。不幸的是，李贽的人生非常悲剧，一个弃知府高官不做、到处讲学、启蒙人心的心学大家最后屡遭朝廷迫害而自杀于狱中。李贽的死，对中华民族追求思想解放的努力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此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近250年内，再也无一人敢明目张胆地领军反传统思想的斗争了。环顾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启蒙人心、自由思想的探求在刚要进入近现代的大门时，就倒在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门口。与西方同时期长达300多年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相比，就像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夭折在摇篮里一样，令人不胜悲愤。现代弊端：一是否认真理实践需要内因和外因共同发力。有些事做不成不是道理不对，是内因条件不够或外因条件不具备，不能由此否定真理的客观存在或自身努力的价值，比如广州黄花岗起义虽全军覆没，但起到了醒悟、激励国民的作用，半年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二是现代自然科学做不做得成有时还得看数学概率，要用严格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方法去实验、分析，用实验和工程数据验证。三是现代社会科学要综合运用社会调查、数理统计学、心理学等研究手段来分析判断，依法民主决策，然后推广实施。四是用知行能否合一来判断真理，还容易滑入实用主义、事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的窼臼。比如，为用而学、有用才学、不用不学导致“学到用时方恨少”，甚至产生反智主义；一件小事做成了就算成功了，以后都照此办理；存在就是合理，当上了官就是能力强素质高，谁官大谁对；逆淘汰干部，没有被提拔就是这个干部不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三是树立了人人可以参与的基于善恶价值判断的＂为善去恶＂实践观。人皆可成圣人。王阳明认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强调用心进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阳明心学认为人只要＂致良知＂，有羞耻，就可以为善去恶，修身齐家经世济用。致良知为善去恶，鼓励人人成才，并以天下为己任，按照自己的善恶判断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积极参与时政。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群众路线思想的祖师爷和最初的发端。在王阳明心学之前，普罗大众是只能拜服孔孟圣人之学的，以圣人的价值判断为准绳，言代圣人言，行为圣人训，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价值判断。致良知继而为善去恶，比理学更加有实践性和普及性！毛主席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有这个意思，原因之一即是毛主席年轻时对阳明心学也曾深读拜服，吸取了心学精华，并于1917年撰写有“心之力”雄文，深得老师杨昌济的赏识，获105分！但毛主席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思想远超阳明心学，个人成就也是如此。现代弊端：首先，以善恶为主流的价值判断过于简单化、主观化、道德化。事实上，世界万事万物不仅仅分为善恶两道，以此入世容易入门，但过于简单，容易被统治者或某些人煽动利用。其次，善恶判断来自本人的价值观，立场不一就有分歧，标准不一难以服人。第三，善恶只是主观道德价值判断，不是客观事实价值判断。判断人和事主要还是以事实为基础，合不合法，该不该做，做了什么，客观上对什么人有利。所谓善心做了坏事，恶人做了好事，世界很复杂，例子很多。现代领导干部研习这些，把握不好，一方面容易陷入凭个人主观好恶选人用人、感情用事、团团伙伙、利益同盟，如此主政理政则害人害己、害国害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许多反腐大案都已昭示；另一方面，容易形成漠视科学、轻视人才，不讲法规、官僚主义的官僚作风。

        扬弃阳明心学，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改造新旧儒学，结合工作实践，不断探求科学真理，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改造自身，干事立功，遵纪守法，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