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闻数穷，不如守中。
译：
天地不仁慈，以万物为祭品；圣人不仁爱，以百姓为祭品。天地之间，就像一个大风箱，看似虚空的道，却是一个无穷无竭的造物场，不断运动造出万物。执迷于多闻多识只会更快走向穷途末路，不如内观守静（以便体验“道”）。
评注：
第四节主要讲道是万物之源，第五节则进一步描述天地之间，就是道的造物场。
天地和圣人都循着“道”的存在，顺应大道进行创造与毁灭的游戏。
天地间就是道的造物场，由它的意志创造万物。
就像一个大风箱，呼啦着不断造出新玩意儿。
这个巨大的造物场看似虚空无物，但它的创造却无穷无尽。
执迷于多闻多识只会更快走向穷途末路，不如内观修行（以便体验“道”的存在）。
评注：
多闻数穷
老子认为仅仅用多闻多识的办法去了解外部世界，可能会更快的走向穷途末路，不如依守于内观静修。
老子一向反对迷信于知识、理性。他认为知识、理性有其缺陷，人类需要开启更高的意识维度。
老子多次说出一些“反理性”的话。比如：
19章：“绝圣弃智”
20章：“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47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81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这些话太“反动”，以至于好心的学者们为老子开脱。
比如47章，有人理解为老子只是在强调学习书本知识有时从直接经验中学习更重要。
又比如48章，有人理解为老子只是在讲哲学是高度的抽象，越抽象越简单越好。
凡此种种“为圣人讳”的作法虽然出于好意，但却不是老子的本意。
老子毫不掩饰对这一切的怀疑和轻视：知识、学问、聪明、机巧……。
因为他体验到了“道”的存在，这种存在是超越语言、超越知识、学问、智巧的。只要体验到“道”的存在，自然就不再执着于学问、知识、聪明
注意，他反对的不是知识和理性本身，而是对知识和理性的崇拜和迷信。
知识和理性代表着传统的思维方式、意识维度，而这个维度只能认知有限真理。
当我们发明的武器越来越先进，也就意味着我们离毁灭越来越近。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打。
在日常理解中教育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但爱因斯坦却说：“妨碍我学习的唯一障碍就是我的教育。”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常识是接近真理的，至少也是局部的真理，但爱因斯坦干脆说：“常识就是人在十八岁之前形成的各种偏见。”
一个缺乏常识的人显得幼稚可笑，但对常识过分迷信则是大多数人的幼稚可笑。
人们总是受到已有知识的误导，比如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比如中世纪的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现代人比中世纪的人高明很多，但我们也可以推论：两百年后的人也将比我们高明许多。
现代人对知识和理性的崇拜和迷信，和古人对神灵的崇拜和迷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更隐蔽、危险性更大。
现代西方最重要的一些科学哲学家的在这方面早已有共识。
比如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②，认为：“科学是一种信念，就像宗教的信念一样，这种信念使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一种‘虔诚的狂热’，想把自然界‘强行纳入范式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去’”。③
“不仅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检验和竞争也是非理性的，因为科学理论不是真理，而只是一种信念。”④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⑤写道：“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
他认为，“早在17、18世纪，科学受宗教的压制，它是一种进步力量。现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已经完全解放，并进而成为一种专横和压制其他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人们仍然只肯定科学、不肯定宗教信仰，这就犯了科学沙文主义的错误。”
他写道：“科学只是人们用以应付环境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工具，它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现在它的势力太大，干涉过多了，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有过分的危险。”
他又说：“科学是一种最新的、最富侵略的、最教条的宗教，因而除实施政教分离外，还必须圃辅以政府和科学的分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道主义。”⑥
（参见附录：老子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注，通行本为“多言速穷”，帛书甲、乙本最后一句皆为：多闻速穷。本书采用后者。）
评注：
不如守中
“中”，一般解释为“内部”。①也有说，通盅，虚空之意。
道家修行往往采用“内观”的修行方法，一般是指闭目养神，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去除日常的各种思虚，如果潜意识出现活动，只需保持静静旁观，顺其自然，渐渐即可达到神游八方乃至体验万物本源的境界。
佛教中也有类似内观的方法，称为观心、观想、止观、禅定。
开始的时候，借着观察呼吸来提升专注力；等到觉知渐渐变得敏锐之后，可观察身和心不断的自然变化，逐渐达到体验宇宙本体的境界，这就是所谓“观自在”。
其实，在道、佛两教之前，古印度已经存在类似方法。
中国的道教、佛教都发展出自身特色的方法，但其核心是类似的。
元代李道纯等人认为，这里的“中”，不是中外的中，也不是四维时空的中，而是保持心思清静、不动心的境界，而儒、佛、道三教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李道纯：“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
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关闭大脑中日常意识的部分（主要是左脑）；释放出其他功能（主要是右脑）。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借助磁场切断人大脑内一些区段，就完全可以激活那些超级数学和艺术天分。他们在17名志愿者身上进行了试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对志愿者的整个大脑进行磁刺激，把他们大脑皮质的有关部分断开几秒钟，获得了惊人的结果。有5个人能很快算出某个日子是星期几，还有6个人能凭记忆把马头画得一点儿也不差，其余的人轻易就能记住好几个通信地址。
修行为什么吸引了从古自今这么多人，原因正在于通过修行释放大脑的高层次功能，超越旧有的意识模式，超越旧有意识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痛苦，使人获得进化和提升。
从生物学角度上说，生物的进化和突变是可以在几代完成，而人类意识的某些方面，完全有可能通过自我修练得以开启。
这种修行最基本的功效就是摆脱现有思维模式带来的痛苦和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宗教在历史中吸引了很多人。
靠现有的思维模式，去解决这种思维模式所导致的问题，是人类最大的自相矛盾。
我们的思维和大脑不进化，我们就无法避免偏见、仇恨、战争——你甚至无法忍受亲人的几句抱怨。
国家与国家之间更不避免会产生冲突和战争。
我们习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自己是好人，别人是坏人。
这种对自我的无条件认同是人的本性，而日常思维模式让我们把一切事物都贴上非此即彼的标签。
思维模式和感官体验又密切相关。
天生的盲人无法认知色彩，用再多语言、逻辑、推理去向他解释也无用。
不开启我们对更高存在（“道”）的体验，就无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也无法超越旧有的痛苦。
道教、佛教的创立者都是因为开启了对更高存在的体验，体验到对时间感、空间感的超越，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意识维度，才明白众生的苦恼是必然的，而要超越人生的旧有轨道，只能靠开悟。
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写过一个荒诞的故事：
法西斯当局抓了三个人，随便审问了他们几句，就把他们关到了一间地下室牢房里。晚上八点左右，一个军官对他们宣布了判决：第二天早上枪毙他们。
这三个反抗者根本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任何反抗行为，他们原以来会没事。
这里萨特想表达的第一个荒诞的地方：人们制定的规则，比如法律，只不过是实用工具，没有多少公平或正义可言，它根本不需要理由，你以为它需要理由，但那只是错觉。
在等死的这段时间中，萨特描述了三个人的心理。参加了抵抗运动的汤姆曾杀过不少人，虽然尽量表现得刚强，但当他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仍然免不了发抖，甚至不自觉的尿了裤子。年轻较小的余安在得知自己将被处之后，一直处在震惊和恐惧之中，他太年轻，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到临刑前，他已经瘫软在地上。主人公“我”虽然尽量控制自己，但死亡的即将来临依然使他感到人生的荒诞和渺茫。
第二天早上，汤姆和余安都被准时枪决了，但敌人居然决定让“我”多活一阵，因为他们想问出主人公那位参加反抗阵线的表弟在哪里。
此时，主人公已经做出了自由意志的选择，他下定决心要死得有骨气点，为了表弟，他可以牺牲自己。
出于恶作剧心理，主人公故意捉弄敌人说他表弟在墓地。其实他表弟在他表兄家里。法西斯信以为真，派出一队人去墓地找他的表弟，结果阴差阳错，他表弟和表兄吵了嘴，赌气离开了表兄家，而且刚好躲在墓地的一间看墓人小屋，结果在和敌人交火时被当场击毙。
当主人公听到这个消息：
“我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当我恢复感觉时，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我大笑不止，笑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这是萨特想表现的第二个荒诞的地方，我们的理性与这世界的无穷因果相比，常常是荒诞可笑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出于某种意图在干某件事件，但结果却不是我们能够完全预料的。
这篇小说有很浓的主观体验色彩，而且这些体验与萨特本人的经历很有关系，萨特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曾经参加抵抗运动，1941年被捕后，一直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后来，萨特从集中营中幸运的逃出。萨特在集中营里曾经无比真切的体验过死亡的威胁。
萨特为什么要把这篇小说取名为“墙”？
就是为了形容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处于有限理性、有限感官的包围之中。我们无法认识超越我们理性与感官的事物。我们就是困兽，如同《黑客帝国》中的尼奥。我们认识的永远只是有限的真相。
在萨特看来，只有“死亡”才是“绝对”的东西，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面对的那道不可逾越的墙。
这就是存在主义要面对的人生的荒诞与虚无。
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是我们杀了他”，西方人对上帝（绝对真理的人格化）的敬畏受到强烈冲击了，与尼采有深厚渊源的的存在主义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它试图鼓起人性自由意志的勇气。
存在主义说我们就像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每天不辞艰辛的推动巨石上山，到了晚上，石头又滚下来；第二天，他又不得不再次去承受那艰苦的考验。
在这个荒谬的故事中，那块巨石，就代表着人面对无穷因果时的尴尬，就代表着人的有限理性在普遍联系的宇宙面前的荒诞。我们以为我们在不断进步，我们以为我们在不断接近最终的真理，当这只是一种错觉。
存在主义的办法是：即使人暴露在命运的荒原上，即使人不得不面临有限认知能力带来的痛苦，我们依然可以用不屈的自由意志去面对。
这是一种很可贵的精神，但太过悲壮。
修练者的办法则是改变自身意识维度，进入高次元，彻底超越低次元。
老子在2500年前那个充满神鬼信仰的时代，就大胆的提出：道可能才是宇宙万物本源，道才是一切奥妙的大门(1章)，大道比上帝更早（4章），神灵是靠这浑然一体的道才显灵（39章、60章）。
老子实际上在2500年前就是在疾呼：上帝死了！因果死了！
这是极具勇气与信念的，没有亲身体验，没有人会这样说，也没有人会相信。
萨特用自由意志的去蔑视人生的荒诞，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壮超越。
老子的方式有所不同，他直接体验过更高的存在，体验过与万物合一，超越时间空间的感觉，他已经体验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更高智慧，他当然反对我们执着于原来的认知方式：知识、聪明、学问、心计……
老子觉得：在我们原有的认知体系，“不如守中”。不必过于沉迷于知识、聪明、学问、心计，不必纵情于感官欲望，而要静观修行，去开启我们更同维度的意识。
老子说仅仅靠多闻多识，靠“为学日益（48章）”的方法是不行的。固执于这种旧有认知方法，并不能让我们认识“大道”，并不能让我们认识到真理。恰恰相反，执于知识和科学，可能会带来毁灭性后果。
老子的态度很明确：只有通过“为道日损（48章）”的方法，才能强化我们对道的体验能力，从而去直接体验“道”的存在。唯有如此，才能超越我们旧有认知模式，才能摆脱有限理性导致的西西弗斯式的痛苦循环。
存在主义要我们拿出勇气去面对荒谬而虚无的存在。
老子则认为，我们的存在状态是可以从内在进化加以改变的，我们是可以“进化”的，而且这种改变才是根本性的。
与孔子比较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一》）
译：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求追求饱餍，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要明白，言语要谨慎。追随有道的人以求不断修正。这就是好学了。
评注：
对衣食住行、说话都要节制，不盈不满，不过分追求享受保持虚心慎重的态度，追随有道，这颇象老子。
与孔子比较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十四》）
译：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子贡说：怎么会没有人了解先生呢？孔子说：我上不埋怨天，下不责备人。既立足于现实情况去学习研究；又不满现状而力求达到天道。知道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评注：
孔子相信“道”、“天”、“天命”之类的更高存在，他渴望达到真理、达到本体。但是，他达不到。这就是他“不怨天”的可贵。
他在现实中孜孜以求的寻求真理，虽然碰到了诸多困难，但他相信真理的存在，他也因此而不责备他人。
他的追求似乎永远也达到，但他并不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注解，语出《论语·宪问十四》），以“骥不称其力，称其德”（注解，语出《论语·宪问十四》）的精神自勉，他既能够立足于现实，又有追求真理的远大眼光，这种精神，是一种仰望星空式的情怀。
【注解】
①《说文》：“中，内也。”
《汉语大字典》：中，“内，里面。”《周礼·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郑玄注：“国中，城内也。”《尸子》卷下：“荣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淮南子·原道》：“故机械之心藏于智中。”
“中”也可通“盅”，即保持精神上的虚无清静。
②库恩（Kuhn,Thoms
Samual.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曾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就学于哈佛大学，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开始讲授科学史，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最主要的代表。
③《现代西方哲学》第二版，夏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P218。
④ 同上书，P238。
⑤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98），奥裔美籍科学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⑥《现代西方哲学》第二版，夏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P239、240。
附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化趋势
传统的科学哲学都把科学看成是理性的事业，认为科学理论的发现依据于归纳法，它是理性的；科学理论的证明和检验依据演绎法以及观察和实验，它也是理性的。波普尔等人修改了这种见解：科学理论的检验和竞争是理性，它依据的是演绎法以观察、实验的证伪，但科学理论的发现非理性的，它产生于非理性的‘灵感’和‘直觉’。库恩发展了波普尔哲学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认为不仅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检验和竞争也是非理性的，因为科学理论不是认识，而只是一种信念。
费耶阿本德则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他明确提出科学不能排除非理性，而且它比通常所理解的要非理性得多。它既可以用理性的方法，也可以用非理性的言法，其中包括用迷信的方法，因为科学本身与迷信相类似，它只是一种信念。
在他看来，由于科学与宗教迷信、理性与非理性都对认识起重要作因，因而两者根本无需划界。关于它们的划界标准问题，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而已”
费耶阿本德认为：
“早在17、18世纪，科学受宗教的压制，它是一种进步力量。现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已经完全解放，并进而成为一种专横和压制其他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人们仍然只肯定科学，不肯定宗教迷信，这就犯了科学沙文主义的错误。”
“科学只是人们用以应付环境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工具，它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现在它的势力太大，干涉过多了，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有过分的危险。”
“科学是一种最新的、最富侵略的、最教条的宗教，因而除实施政教分离外，还必须圃辅以政府和科学的分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道主义。”
（摘取《现代西方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夏基松，238－243）
作者：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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