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条原文节录：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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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子思在《中庸》开篇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所著《中庸章句》在解释这句话时，认为天命、性、道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而且原本人人都具备，这点王阳明表示认同。但何谓教？朱熹认为，每个人的气禀不同，对道的认识，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所以圣人根据道的要求对人的行为进行了具体的规范，以便普通人遵从效法，这些规范就是教，比如礼、乐、刑、政等等。
朱熹对“教”的这种解释，王阳明不认同，原因有四：
一、道就是天性、天命，本身就是完备的，不需要通过圣人的规范来达到。王阳明与朱熹在这一点上的不同认识，其实暴露了他们的核心冲突，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只要心中纯乎天理，行为自然是合乎道的，知行合一才是真知良行。而朱熹则认为先要穷理，穷尽外物之理，才能尽性知天，礼、乐、刑、政就是物理的范畴，所以要从行为规范上去逐渐接近道，过则损之，不及则益之，才能和而中。
二、礼、乐、刑、政等是属于“教”的范畴，但这个教不是《中庸》之教。因为《中庸》下文明确指出，要做到不偏离道，必须戒慎恐惧，即慎独，王阳明认为这才是中庸之教。也就是说教是自教，而不是圣人之教。王阳明进一步解释说，子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性、道、教都是从本原上说的。具体来说，天授命于人，在人而言，天命就是天性；人遵循天性而行，天性就是人所行的道；人修道而治学，道就是人实行的教。
三、《中庸》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王阳明认为，率性（循性）而行是真诚的人必然会做的事，所以说“自诚明谓之性”。修道是要使自己诚心，教就是修道，所以说“自明诚谓之教”。显然，王阳明释“自”为自己，而朱熹注“自”为“由”。
四、教就是指修道。圣人率性而为就是道，但普通人要么不及，要么太过，无法率性而为即是道，所以要修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就是知行，到了知行合一，致中和的境界，教就是道，如此则性、道、教合一。所以《礼记·礼器》说：“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天道是最高的教，圣人的德是最高的德。《礼记·孔子闲居》说：“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就是说，天有四季，生长收藏，刮风下雨，落霜降露，这是天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也是天教，人教就是要合乎天教。
读一读《《礼记·孔子闲居》全文，我们就会领悟到一个这样的道理，圣心即道心，一切纯乎天理，自然而然。孔子说：“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中庸》：“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乐、刑、政之类都是人为的，所以要修身，修身就是修道，修道的落脚点就是修仁，能修仁则不违于道，无过之无不及，回归心之本体，即所谓率性之谓道。
王阳明最后总结说，戒慎恐惧就是修道的功夫，就是教，中和就是心之本体、心之天性，天性就是天命，尽性而知命，即《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学》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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