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系列10：韵外之致
文/杜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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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我们讲盛唐时，讲到一个特有意思的想象。就是颜真卿、杜甫和韩愈这三个大家，其实活着的时候都不是很有名气。反而是死了之后，到了北宋，一下子被推崇备至，火了又火。
为什么颜、杜、韩会在身后有这么一个火箭式大飞跃呢？
这就得说说北宋赵家的发家史了。中晚唐时，天下大乱。五代十国，出了个北周将领赵匡胤，来了个“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从此赵宋王朝算是把这乱成一锅粥的天下给稳住了。
黄袍加身的赵匡胤
赵匡胤一上台，惧怕武官造反，干脆把文官提上高位，来了个传世三戒，其中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从此，白衣卿相主政，文人墨客的地位迅速上升。
宋太祖自己是造反起的家，当然怕别人造他的反，又是“杯酒释兵权”，又是忠臣教育的。这北宋几朝的文人士大夫，比如欧阳修、苏东坡，也都懂太祖的心思，吹捧了不少忠国忠君的文人榜样。颜真卿、杜甫和韩愈就是典型的受益者。
不过，这重文轻武，提倡文化的苗头，还要回溯到中唐说起。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并没有一下子就衰败，国家还是繁荣昌盛的。虽然文艺界已经没有了初盛唐的豪气迸发，但却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灿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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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诗歌来说吧，有大历十才子，有韦应物，有柳宗元、韩愈，有李贺，有白居易、元稹，有贾岛、卢仝，还有李商隐、杜牧，有温庭筠、许浑，千人千面，名家辈出。
胡应麟的《诗薮》就曾评价说：“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 ,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
他赞誉韩愈的鸿伟、柳宗元的精工、刘禹锡的雄奇、白居易的浩博、杜牧的俊爽、温庭筠的藻绮、李商隐的精深、许浑的整密，说他们都是晚唐文人中响当当的厉害角色。
诗坛盛况空前，散文也不例外。韩愈、柳宗元固然为后世景仰，当时流行的却是元稹和白居易，两人的散文可称得上是“万口传诵”。就连李商隐这一拨儿擅长的传统骈体四六，也同样是大放异彩。
书法上，颜真卿的真书日臻成熟，还有柳公权的楷书，李阳冰的篆书，也各有特征。
绘画亦然。人物、牛马、花鸟、山水，种类细化，出现了韩幹、韩滉、张萱、周昉等专业艺术家。你看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里那些贵族仕女，盛装柔丽、轻纱薄罗，悠闲奢华的姿态，可不就是中唐上流社会艺术风尚的真实写照么？
《簪花仕女图》
中唐上承盛唐，下启宋朝，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灿烂时代。它的美学风格，可以说是潇洒风流中流露着丝丝感伤忧郁的婉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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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文人的骨子里。你看他们，风格各异，趣味不同，但有个共识就是，文章不是私事儿，是国之大事。
白居易就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不是单单写给自己娱乐的，是要为应和当时的天下大事而写的，诗歌也应该是反映社会真实发生的事情写的。
即便是风流潇洒的杜牧，也同样力赞楚辞离骚“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钟嵘、韩愈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这固然有点道理，但不免过于狭隘化。因为文艺一旦成了伦理政治的工具，就可能被歪曲了。你看白居易自己，倒是写了不少讽喻诗，可哪一首都没有他的《长恨歌》流传的广。
《长恨歌》
而且，这些整天大唱“文以载道”“诗以采风”赞歌的士大夫们，自身就潜藏着内在的矛盾。
他们企望“天王圣明”，自己能“兼济天下”，可现实却常常是事与愿违，充满了尔虞我诈、官场倾轧，逼得他们不得不“独善其身”。
你看看柳宗元诗文中的愤激和超脱，韦应物的闲适和萧瑟，更有那高喊周孔道统的韩愈，现实中却完全是贪财好色的更一套。这大概也是中唐的特色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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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文艺的内在矛盾分化开来，就走成了两条路。一条是“为伦理政治服务的理学文艺观”，还有一条则是对现实世俗的无尽感叹。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天牛织女星。”
这些新词丽句，捕捉的是更为细腻的感受。“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
如果说，战国秦汉艺术是人对世界的征服，魏晋六朝艺术是人的风神思辨的反映，盛唐艺术是人的意气和功业，那么中唐两宋艺术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纤细柔媚的花间体，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已经开始从意气风发转向退缩萧瑟，逐渐向词过渡。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词的流行，让中晚唐文人士大夫的时代心理找到了归宿。
词境，通过长短句，细致生动地将心情意绪传达出来。
晏几道的“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柳永的“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花轻如梦，雨细如愁，唯美得让人醉。
柳永《雨霖铃》
这种“词境”，体现在美学上，就是对韵味的追求。
司空图的《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都谈过这种审美风貌和意境，强调要“神与物游”、“思与境偕”，“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
韵外之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从此，也就成了美学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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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正好是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典型代表。
苏轼是诗文书画皆能的文艺全能王，历来被文人们所粉。其实，他的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而词的数量也并不多，至于画，更是见不到什么真迹。可他的名气却如此巨大，成了美学史上的标杆，道理为何呢？
李泽厚先生说，苏轼的典型就在于，他是士大夫矛盾心理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
苏轼《赤壁赋》
苏轼是正统的，甚至有些迂腐气，他忠君爱国、抱负满怀。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潇洒风流的另一面，也是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关键。他的一生从未真正退隐归田，但他的诗文表达出的人生空漠感却比阮籍、陶潜的隐退更为深重。因为，苏轼的感叹不是对社会的退避，而是对人生的根本怀疑。当官不爽，不当就是了；可对人生，你是无法逃避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对人生的自我意识是少年的喟叹，那么到了苏轼的诗文，便是成年人的沉重感伤了。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他根本没有“江海寄余生”。他逃不出人世的大罗网。
他寄于佛学禅宗，羡慕陶潜，谈世事，作玄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追求的美，是一种自然韵味，一种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一种透彻了的哲理高度。理想是美的，他却并未真的如陶潜般归田种地。
他在散文《方山子传》里说方山子：“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这样任侠居山的“异人”生活，才是他所向往的。
不过，他这种深埋的出世解脱意念，惹得眼光敏锐的后人朱熹、王船山很不喜欢，觉得他这种态度，简直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然而，理学坚守者们再不喜欢，也不妨碍他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的流传，以致于他成了元画元曲和明中叶和清代的浪漫主义的先驱。这才是苏轼在美学上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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