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未卜
半夜，刘家驹和他手下十九名特战队员全部换上了各式各样的便衣，乘坐一条悬挂新加坡国旗的海洋观测船从秦山军港出发，一路北上，开到江苏省启东县的外海停了下来。这里是离崇明岛北面不远的公海，距离大陆海岸二十海里左右。
月亮不时躲到乌云后面，黑暗之中的星星交替地眨着眼睛看着下面这片广袤无垠的平静的大海和不平静的人间。
海上无风无浪。刘家驹手握双筒望远镜焦急地向西张望。望远镜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接应的船还没有到。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潜入大陆，上岸后，化整为零分头前往北京。他们将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沟里集结，去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家驹知道这次任务艰巨困难得无以复加。部队是否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到达后是否能站稳脚跟，是否能与当地潜伏人员取得联系，是否能顺利取得空投物资，是否···，是否···，全部是未知数，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全盘皆输，血本无归。
这时，远处海上出现了一束灯光，是一只渔船。
海洋观测船用灯光闪出事先约定好的信号。远处的渔船也按约定闪了几下灯光，回答了暗号，正是来接他们的渔船。
渔船嘟、嘟、嘟地驶近了，船上有两个渔民打扮的人。
刘家驹带了几个队员先跳上了渔船：“船老大，怎么称呼阿？”
“我叫黄福星，代号‘车前草’。”
正是预先安排好的接应人。“但愿此人是个‘福星’，”刘家驹心里想，嘴上问：“怎么来晚了？”
“哎，别提了，只有俩人出海可不容易。对了，这是我的助手，‘海狗子’。生产队另外还给我们安排了俩人一快儿出海，好不容易让我们给甩了。”
二人说话时几个队员已经上上下下把渔船彻底检查了一遍，向刘家驹报告说：“干净。”
黄福星听到后不以为然：“公家的船，没人拾捣，怎会干净呢。可什么干不干净的，要紧的是可靠、安全，是呗？”
刘家驹没理他，挥手让全体队员上船。
没有依依不舍，没有告别仪式，海洋观测船扔下他们，掉头驶走了。小鱼船也掉头，带着这群不速之客驶向漆黑的未知。
刘家驹知道台湾已经向大陆先后派遣了八百多批特遣人员，成功率超过百分之六十。大陆这么漫长的海岸线，偷偷驶入一条小船，易如反掌。那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失败，大多发生在上岸后。这次他们选择了一条过去从未用过的路线，离开台湾很远，就是为了确保安全。
这一带比台湾冷多了，虽说只是深秋，夜里的海面上竟意想不到的冷。刘家驹的体格比不上其他队员，不禁打了个寒战。
突然，远处一簌白光忽隐忽现，有船来。刘家驹命令全体队员，赶快下到船舱里去。
二十个人全都挤在鱼舱后边，几筐死鱼，一张鱼网档在前面，几个破洞用几条死鱼挡住。令人窒息的鱼腥、鱼臭味几乎把人呛死。
嘟、嘟、嘟的马达声迅速靠近，是共军的海岸巡逻炮艇。雪亮的探照灯四下里罩住了黄福星和海狗子两人。炮艇的船头站着三个解放军，端着冲锋枪。其中一个喊道：“停船。熄火。干什么的？”
“我们是打鱼的，打鱼的。”黄福星关了发动机，堆着笑脸走出驾驶室。“我们是红旗公社脚洼大队的。这是我们的出海证明。”说着，他举起一张残破的纸，依稀还能看见一个大红印章。
“所有人都站到甲板上来，接受检查。”
炮艇靠了过来。
“是，是。”黄福星把海狗子拉到身边。
“怎么就你们俩？”
“唉，命苦呗。生产队的公鱼还差两筐, 抽签就···，不，不，我们是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多做贡献。”
炮艇比渔船大不了多少，也高不了多少。一个士兵跳上鱼船，另外两个士兵的眼睛和枪口随着探照灯扫视着渔船。跳上船的哪个士兵从黄福星手里抓过证明，用手电照着，检查一番，结果把它弄得更加残破。士兵又用手电里里外外照了一遍驾驶室，最后走到船舱口，命令黄福星打开舱门。
黄福星无奈，慢慢地掀起舱门。
那个士兵站在舱口外，弯下腰，用手电扫下船舱。
刘家驹掏出无声手枪，轻轻打开保险。只要共军的士兵一下船舱，他就开枪，然后他们将一拥而上，冲出船舱，但能不能冲上炮艇，就看天意了。
手电的光柱从舱前扫到舱后，照在他们前面的鱼筐上。
“解放军同志，您辛苦啦，您抽烟。”黄福星在上边分散士兵的注意力。
“船舱还是空的，就往回走了？”一边说着，士兵一边拾阶向下走。
“您不知道，海狗子，就是那小子，拉肚子，像是拉痢疾，没办法，得回去看医生。”
手电光从鱼筐上挪开，射向海狗子的脸。海狗子捂着肚子，装出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
一听是痢疾，士兵连忙停止了下台阶的脚步，转身退回到甲板上。他将出海证明还给黄福星，跳回巡逻艇。
巡逻艇开走了。
大家爬出船舱。刘家驹嘉许了黄福星一番。黄福星这时才想起害怕：“我的妈呀，我要出事了，我老婆孩子可咋办。菩萨保佑，神仙保佑，妈祖保佑，关公保佑，祖宗保佑···!”
往下的航行，不知是哪个保佑，反正没再遇见共军的巡逻船。
刘家驹他们上了岸。全部长、短枪，都留给了黄福星。没想让他拉队伍去打游击，只是暂时存放在他这儿，他们路上不方便带枪。黄福星在岸边一个岩石下找了一个岩洞，将枪藏好。
这时，天已开始朦朦亮了。
刘家驹把大家聚拢到一起。“弟兄们，老天保佑我们逢凶化吉。我们一定会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平安回家。大家要记住这个小渔村，‘后脚洼’。今天是十月二十三号，星期五，五天后，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下星期三，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在这里碰头，一齐回台湾。现在我们要按照计划分头行动。一、二、三小组和我要在明晚之前到达北平，不，从现在起我们要叫北京。我们要在北京郊区门头沟县的西官营村会合。四、五、六小组要在后天到达。这期间，大家一定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一定要遵守纪律，不成功则成仁。记着你们的妻儿、父母，不要辜负了他们，更不要连累了他们。”刘家驹心里觉得不忍，如此要挟，真是对不住这班弟兄们，不过，他也是不得已。“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吧。”
所有队员分成三人一组，只有刘家驹与一个名叫梁宏的年轻上等兵两个人编为一组。他们等所有人陆陆续续都走了，才起身上路。
刘家驹身穿一身半褪色的中山装，扮作一名国家干部。梁宏扮做他的下属。他们按照黄福星指点的方向朝村边走去。刘家驹祖籍东北，四九年随国军部队撤退到台湾，这次重返阔别十五年的大陆，自是又紧张又兴奋。
天已大亮了。小路上，有一位老汉赶着一辆牛车朝着他们要去的方向姗姗而行。老汉叼着个半长的烟斗，穿着打了层层补丁的棉袄，还披着一床破被单。牛车上满满装载着新编的柳条筐。刘家驹朝梁宏使了个眼色。梁宏会意，快走了两步，赶上牛车，与老汉搭上话。
“老乡，你这是去哪里啊？”
“去县城呗。”
“您老动身好早哇。”
“早什么早，不早啦。下午还得赶回来出工干活呢。”
“老乡，我们也是去县城。我们领导身体不好，能不能搭个脚？”
“吁。”老汉勒住了牛车。“上车吧，就是这牛车太破旧，领导能坐得了？”
“没问题，谢谢啦。”刘家驹边说边坐在了老汉身旁，立刻领教到那又苦、又臭、又呛人的烟味。身体不好是借口，能有当地人同行是一种很好的掩护。梁宏坐在车后，用几个柳条筐扣在身上，即档风又隐蔽。
“驾！”老汉一边赶车一边问：“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我们刚从海边来。我们是‘北京海洋潮汐研究所’的，是来这里研究日落日出时海水盐份浓度变化的。”刘家驹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回答。
看着二人文质彬彬的样子，老汉深信不疑。
“老乡，你这身子骨挺硬朗啊。”
“可不是嘛，要靠它天天干活吃饭哪。”老汉一边说一边把破被单往刘家驹身上帔。“看你穿的这么单薄。南方这风可阴毒，不比北方，别吹着···”
“老乡，我不是···别误会···”刘家驹一时窘得不知说什么好，想推脱，竟挣不过老汉的臂力，看老汉一片诚意，只好将脏兮兮的被单披在身上。
“老乡，这一车筐子能卖不少钱吧？”刘家驹拉起了家常。
“这些筐是生产队给县里合作社加工的。我们一天编十几个筐也就是那么五、六个工分。”
刘家驹受训时知道大陆农村实行工分制。可情报说的并不十分具体。因此，他不太了解，生怕说错话，赶忙把话岔开：“家里有几头牛啊？”
“什嘛？”老汉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这牛和这车都是生产队里的。个人怎么能有牛呢。”
糟糕！刘家驹心里暗暗叫苦，怎么又说错话了！国民党总是称共产党“共产共妻”。刘家驹一直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觉得这一定是望文生义，故意陷害抹黑。现在的社会里，人们怎么可能“共妻”呢？中国人的几千年的伦理和道德传统哪去了？那不是猪狗不如了吗！家庭不是瓦解了吗！如果家庭瓦解了，社会不就崩溃了吗？可中共建政已经十五年了，不但没有瓦解、崩溃，反而可以凝聚人心造成了原子弹。可见宣传不过是宣传。刘家驹不信“共妻”，所以连带对“共产”的说法也产生怀疑，这才不知不觉说走了嘴。
“这两年生活还好吧？”刘家驹检最安全的话题。
“好什嘛呀，”老汉拉了拉棉袄的领子，抵御风寒。“看你们是北京的知识分子，不是运动干部，我跟你们说，也就是靠着海边打鱼，上交了公鱼之后，还能余下一些，这两年才没被饿死···”老汉打住了话头，前后左右看了看，生怕别人听见。“还是你们城里人好哇。北京人更是好福气，跟毛主席住在一起，当然饿不着啦。”
刘家驹一时不知再说什么是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话题，竟一时语塞。“是，好，好。”
一队民兵迎面走过来，十几个人排成一列，每个人身后都背了一杆长枪，枪上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
刘家驹把原本帔在双肩的被单拉到了头上挡住了大半张脸。一股刺鼻的霉味混着油腻味让刘家驹几乎窒息，恨不得把老汉的臭烟斗抢来吸两口。
领头的一个民兵朝老汉打招呼：“早哇，老张头。上县城啊？”
“早，嗯阿。”老汉答道。
“站住 ! 他们是谁？”民兵头指着刘家驹问。其他民兵从背上摘下长枪，呼啦啦，枪口指向刘家驹和粱宏。
“吁！”老汉勒住了老牛。
“同志们辛苦了。”刘家驹掀开被子，跳下牛车。梁宏也跟着跳下来，站在他的身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办公事。”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介绍信。”
民兵头把介绍信举到眼前看了看，又对刘、梁二人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番，突然眼睛一瞪。“介绍信是假的。你们是特务。抓起来 ! ”民兵们包围了刘家驹和粱宏，几把明晃晃刺刀同时逼到他们胸前。
刘家驹不慌不忙地说：“你再仔细瞧瞧，那上边的公章怎么会是假的呢 ! 我们可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单位。”刘家驹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红本。“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的调查研究可是为了给党中央、国务院攻打台湾做决策用的。党中央正等着我们的调查结果呢。耽误了大事，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 ”
几把刺刀缩了回去。
“那，你们的调查结果呢？拿出来看看。”那民兵头不死心。
“调查的正式报告要回去起草、准备。这里是我们调查的资料和数据。”刘家驹说着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资料。一个文件夹里夹着几十页纸，上面或是画着一些图表，或是记着一些数据。刘家驹又加了一句：“这些可都是保密资料，你看了可要保守秘密呦。”
民兵头接过资料，翻开来，假装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堆着笑脸说：“首长，对不起，别生气。这是我们对敌斗争的需要。您多担待，多担待。”说完双手将文件夹和介绍信、工作证还给刘家驹。
等民兵们走了，老张头说：“瞎咋呼！他们对陌生人都这样。别往心里去。”
刘家驹笑了笑，说：“没什么。”
老张头又说：“准是头天晚上又打牌，起晚了，都啥时候了才去巡逻。”
“他们这是到哪儿去巡逻啊？”
“海边。说是防止国民党特务，这十多年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也没见着。”
刘家驹心里暗自庆幸。好险!
去县城的路不算远，老黄牛迈着四方步足足走了一个半钟头。到了县城，向老张头问清了去长途车站的路，又费了好大力气说服他收下五块钱 --- 他说他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 这才告别了老汉向县城的另一边走去。
县城不大，冷冷清清。他们三转两转找到了长途车站。下一班去省城的车还要过一个小时才发车。他们买好了车票，肚子开始饿得咕咕叫。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国营小吃店”。他们进去买了两碗粥和两个烤白薯。
这个小饭馆只有两张桌子。另一张桌子边围坐了几个人正在七嘴八舌议论着什么。只听其中一个人说：
“那郭三这回可要立功受奖啦。”
“可不嘛地。”另一个人说：“你说他是怎看出来的？”
“那郭三眼睛可真毒。他发现那三个农民灰头土脸的，可脖子干干净净，指甲是黑的，可牙齿是白的，他就开始怀疑了。”
刘家驹心里格蹬一下，暗叫糟糕。只听那人继续说：
“最厉害的是那郭三不动声色，稳住了那三个人，让自己的儿子通知公安局。等公安来了，把那三个人全堵在屋里。”
“听说那三个人一开始还想狡辩，拿出石家庄的介绍信。公安局一个长途电话打过去一查，假的 ! 马上就都给关起来了。”
“你说那三个人是做嘛的？”
“谁知道呢，兴许是干走私的，每人一身的鱼腥味，也兴许是小偷、强盗、逃犯、杀人犯，还说不定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反正，公安局一审就能审出来。”
见那几个人的眼光不住地往这边瞟，刘家驹觉得自己身上也有鱼腥味。他和梁宏匆匆吃完饭，溜出了饭馆。刘家驹知道那三个人是第二组。他很懊悔仍然有细节没有留意到。他们这次执行任务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为了分散注意，他们七个小组都分别装扮成不同的角色，有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机关职员，学校老师，还有解放军士兵。每一组都准备了相应的工作证和介绍信。他们留意了所有能想到的细节，比如，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等都除下了手表，只有每个小组的组长在内衣里揣了一块怀表。每个人的服装、鞋袜都是通过渠道从大陆搞到的，没有一件是台湾货。可还是有漏算的地方。
长途车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开到省城要两个多小时。刘家驹和梁宏一路无语，抓紧时间休息。刘家驹很想打个瞌睡。他闭上眼睛，可根本睡不着。看来那三个‘农民’弟兄暂时还没有露底。可他们一定会遭遇酷刑，在酷刑面前他们能坚持多久呢？一定要坚持到我们完成任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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