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到!

文/伊卷舒

（一）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都能踏出不同的凡响，而且每一个音阶，都在递增向上，顺畅，又飞扬。

我唯一的女同事Arlene，就是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的人。她二十六岁获得西海岸名校S大的博士，随即在东海岸找到了教职，六年之后，又顺利地拿到终身教授的头衔。再过三年，她就提升为正教授了。她的老公是环境科学系的系主任，用我们系里女秘书的话说就是 “exceptionally handsome (超级帅）”。

我觉得Arlene很亲切。记得来面试的时候，我在洗手间遇到她。大冬天的，我用冷水往脸上浇，准备给全系的论文演讲。Arlene一双湛蓝的眼睛直视着我，慢慢地说，“最后一关了，坚持一下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她出了门，又折回来，加了一句，”放下你那些东方式的羞怯，抬起头，挺起胸”。她示范着把自己的头高高仰起，胸口耸立，后背弓成了一轮优雅的弯月。

我以为，Arlene 在我们系，一定是那个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

我也暗下决心，做女教授，要做Arlene 那样的女教授。

很快，我就发现，男同事无一例外地，只要一谈到Arlene，言语里多少带些微辞。像系主任拉旁塞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真不凑巧，只能把你放在Arlene的隔壁，那是唯一的空办公室。我希望你别成为她的翻版”。

罗斯教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在二楼待着不愉快，他就出面向系里申请，把三楼的活动室清理出来，让我搬到三楼上去。

还有几个人用了同样的一句话，“天哪，你怎么会顷刻之间，就和她成了朋友”。他们在“你”和 “她”上面都加了重音、长音。

等我明白了系里的男士，为什么不喜欢Arlene，已经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二）

Arlene是纽约人，三十六七岁，高挑曼妙，仿佛永远踩在一条看不见的直线上，有节奏，也有弹性。她的装扮也很出众，那不是一种抢眼的浓妆重彩，而是可以细品出来的精致高雅。她的发形，耳环，项链，围巾，手套，无一不是搭配得体，宛若一位老道的艺术家精心构思的随意之作。

每天上午九点，Arlene的红色跑车，准时弛进安栖楼前面的停车场。遥控钥匙，发出噗——噗——噗—— ，像是大幕拉开前的铃声。车上的大灯小灯交相闪起，像是大幕上方的聚光灯，为了引起观众注意，做出的特效。

Arlene穿着的大氅，宛若出征的战袍。大氅的下摆向外撒开，在封闭的走廊里，煽出猎猎的风来。那种飘逸和动感，把经济系沉闷，古板的一团厚重，划开一道大大的口子，让阳光照进来，让微风吹进来。

米勒的名画《我们能做到!》(We Can Do It!)，方正地挂在Arlene 办公室的门上。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身着工装服，头缠红纱巾，手臂高高举起,。她那双躲在弯弯睫毛下的深蓝色眼睛，直盯着每一个人，发射出一束束颤动的电波，把“我们能做到” 的信念，钻进人们的脑子里。

这是一幅美国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宣传画。女郎最为始料不及的是，她那振臂一挥，不仅为美国赢得了二战，而且还开始了妇女就业、参政的浪潮。

Arlene 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站在她办公室的门前，和画上的女郎重叠起来，像是娘子军团的统领，尤其当她斩钉截铁地说着这句口头禅，“他很怕女人，他感到女人的威胁力量”。

（三）

招呼了门上的红巾女郎，走进Arlene 的办公室。屋里面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气息，柔软，温馨。杯子上印的是意大利名画家波里切利的《维纳斯》，花瓶是法国印象派莫奈的《花园里的睡莲》, 还有她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时， 捡回来的各种石头，沙滩上粗细不等沙子和大大小小的贝壳。

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挂了一幅《在纽约的电影院里》，美国三十年代大画家爱德华﹒哈珀（Edward Hopper）的名作。在纽约的一家装饰讲究的电影院里，电影开始了。昏暗中，观众们全被银幕吸引去了。在前厅的小走廊上，站着一个金发妙龄的引座小姐。她身着蓝色的工作套装，靠在墙边，现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的右手托着半侧的脸颊，眼帘低垂下来。整个的画面弥漫着淡淡的忧郁和感伤。“引座小姐”在人堆里面，仍旧孤寂失落的神态，让我深感共鸣。

一天下课回来，忽见Arlene 门上的小名字牌变了。Arlene· 奥尼尔 一夜之间变成了Arlene· 麦卡锡。

“我终于又结婚了，祝贺我吧。”Arlene 满脸的兴奋。

“为什么改姓哪？”我很惊讶。

“我只想让他开心。”

系的男同事一定不相信，Arlene的嘴里会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相信，是她自己提出改掉原来的姓氏。

Arlene 的前任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海洋学家。他跟着科学考察队出海，比在家的时候还多。他们结婚三年之后分手了，因为，“他都不愿意陪着妻子去一趟意大利”。现在这位是我们学校环境科学系的教授，Arlene 第一天来学校上班，就看到一位“浑身沐浴在早晨阳光里的人……” 她觉得，他俩“曾经非常的熟悉，然而以前确实没有见过面，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在那会儿，这位麦卡锡教授，是三个男孩的父亲，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太太。Arlene 等了十年，麦卡锡最小的儿子上了大学，太太改嫁了一位冰球教练。他们才结婚。

我正感叹着，一个小教堂里的简朴婚礼，却是十年的漫长守候，Arlene轻轻地回答了一句， “为了他，我可以舍掉一切，在所不惜的”。

正如这两幅画的位置，《我们能做到！》是Arlene向外的宣言，而《在纽约的电影院里》，则是她内心的写照。

（四）

星期一早上，Arlene 呯地一把，推开我办公室的门，不由分说地拉起我就往外走，脸色煞白，浑身哆嗦，嘴里不停地说：“他们干的。一定是他们干的。”

顺着她的手指方向，我看见她门上的那幅画，女郎的嘴上，被人用黑笔画了两撇小胡子。

拉旁塞来了，看了看。皱着的眉头, 一直没有散开。

门前围着的人越来越多，男同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们畅快的笑，或者说，笑的畅快，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的几个循环之后，才平稳下来。他们当然意识到那笑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所以，除了竭力收拢脸上的笑容之外，还得控制前仰后合的身子，以及嗓眼里喷出的，绝非人的声带里能够发出的音响。他们平常木纳的面孔，一时间风生水起，惊讶、窃喜、幸灾乐祸等等细微，而又繁复的心理过程，闪出、扩大、伫留、消失。然后，他们装着有什么大事要办似的匆匆离去，边走边用手在脸上划拉一把，像是要抹平最后残留的那一绺笑褶。

Arlene不断地进进出出，完全无法安静下来，头发也失去了往日的一丝不苟，嘴角两边的口轮咂肌，多了几道深深的外环线。

我把Arlene 拉到她的椅子上坐下，对她说：“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无外乎两点：报告警察，要么不去计较。可是警察来了又能怎样哪？找证人，取指纹，给这位女郎照相存档。这么有创意的篡改，没准第二天就上了网络。”

Arlene 一直阴沉紧绷的脸松弛了一些：“我就是要大声疾呼地表达我的想法。这里是一个对妇女很有歧视的社会，听过种族歧视吧，可是黑人1868年就有了选举权，而妇女到了1920 年才有选举权。”

我感到痛心的是，Arlene 的势单力薄，像是身后没有一个士兵的将军，孤枪匹马，去迎战来自强大对手的明枪暗箭。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您为什么非要以这种方法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呢？我们能在这个传统的男人世界立足，不能说明问题吗？您不认为您的那几篇论证妇女权利的文章，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挑战吗？”

Arlene 腾地一下站起来, 两只眼睛仿佛能够喷出火来。

“在这里当教授，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是一步一艰难，才有今天的一切。这就是我最无法忍受的一点：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我们能做到，更别说去承认，我们能做得更好。”

“你看看，他们口才文采都不如我，连我的板书都是最漂亮的。可他们还是排挤我，贬低我。系里的大事小情，从不问问我的意见。你能相信吗？系里的招聘委员会，没有一次请我参加，也没有给我一次优秀教师奖，更别说选我当系主任了，尽管我的学生评语是4.8分（最高5分，最低1分），文章也多。”

Arlene边说边舞动着她那轻盈的手臂，她颀长的脖子，也被一阵"引颈向天歌", 抻成了一弧优雅的半圆。

(五)

一连几天，Arlene没有要把那张画取下来的意思。她一如既往地上课，看文章，处理数据。她办公室的门，还是用一个古董的门顶子, 固定在半开的位置。可是从她那脚下再也无法走齐的一字线，我看出了她内心的起伏波澜。

我时常惶惶不安地盯着走廊，仿佛Arlene 的门上挂的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什么大的战事。

第一天，男学生男老师的反应都一样，他们昂首阔步地走过女郎的面前，禁不住地爆出各种意味的笑。第二天，男人们的笑消失了。他们快到女郎眼前的时候，总是加快脚步，迅速地瞟上一眼，然后匆匆离去。到了第三天，男士们的脸上似乎有了一种集体的犯罪感，他们低着头，绕着走，生怕女郎犀利的目光，榨出他们灵魂深处“藏着的那个小来”。

我每天从不同的角度上，在不同的光线里，看着那个嘴上翘着两撇小胡子的女郎。她也能生出好多种脸相来，愤怒，悲壮，不屈，怪慎，调侃……三天之后，我也由开始的气愤，变得放松，最后竟看出一种喜剧意味来。在经济系沉闷、冷漠、做作的气氛里有了世俗的宽松。平面的一幅画，变成了立体的一部戏，静止的画面变成了动态的交锋，并且，还有出招的先后，水平的优劣，境界的高低。

从第四天开始，Arlene 的门前一下子热闹起来，各种嗓音的“祝贺你”，连绵不断——他们说的是Arlene 的文章《再论平等》。这些男同事似乎忘记了时间差，也忘记了专业差。这篇文章是几个月前发表的，讨论的是家庭经济学的问题，和他们的专业方向，相隔的有几座山那么远。他们对文章忽然有了非常多的兴趣，像选题，数据，文献资料……他们的措辞，如同博士生一样的谨慎, 语调也像大学生那样的谦逊，当然是在学生们大考之前的那会儿。

Arlene把头高高昂起，各种的揶揄塞进回答里。男同事们的热忱，没有被Arlene的锋芒带刺吓退回去。他们几乎是以一个姿势——靠着Arlene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那里。红巾女郎不是在他们一臂之遥的前方， 就是在他们一掌之隔的身旁，取绝于他们依靠在门框的左边， 还是门框的右边。男士们就这么站着，等着Arlene把嘴边的硬话说了个遍，等着红巾女郎把他们的心理盯了个透，才最后离去。

Arlene又走回了她那一字线的踩步法，脚步更加沉稳。她身披的大氅向左右两边的摆幅，增到极大值，习习带着风。

（六）

几天以后，Arlene带着起子钳子一堆的家伙事，让我帮着把画取下来。我这才看见Arlene挂画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细致又精心。她先用长长的透明塑料夹条，包住画的四边，再用凹扣的钉子，把长夹条固定在门上。我们一个个地取下钉子，打开夹条，把画卷齐，用宣纸包好，再装进她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硬纸板做的圆筒里。

我们的动作，像是在摆弄一个易碎的古董，而心里则像在操办一个追思会。在我们四手取下画来的一霎那间，我感到一阵割皮似的疼痛，就像是摘下的不仅仅是一幅画，也剜掉了自己的一部分。从此之后，安栖楼二楼东角的“三剑客“，只剩下两位了。我无不伤感地说了句： “The game is over, let’s go home.(戏演完了，让我们回家吧) ”。这是电影《真假公主》里面皇太后的一句有名的台词。

Arlene摇摇头，“这戏是不能完的”。她平静地说起跟这幅画有关的点点滴滴。她有三个优秀的哥哥，她一直想赢得父母的注意力，让他们觉得Arlene也能做到。这幅画是她启程去西海岸读博士之前，她爸爸从纽约的索斯比拍卖行，买来的真品，送她作为礼物。这位女郎目睹了Arlene，为了证明“我能做到”，一路走来的风云雨雪。

听着她的叙述，Arlene和那个目光直射，右臂高举的女郎，在我眼前来回地切换，渐渐地合在一起。我毫不怀疑，即使那幅画被收到封密严实的筒子里，Arlene也能让它再次演绎出活色生香的作为来。

（七）

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Arlene 在生活中, 是那个每一步都踩到点上的人。只是我对如何走好每一步的过程，有了不同的理解。我再也不会认为，从一点跨到下一个点， 只是轻松地左脚抬起， 右脚放下， 走在柔软的地毯上， 或者大理石的街面上。而是，每一步前行，都包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多少焦灼难熬的等待，屡败屡战的勇气， 还有永不退却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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