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二十年多前，在被称为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耕者轻其赋）中，我身负着督导的重任，来到这个山村，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他。
一
夏末秋初的一天，下着连绵的小雨。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村委会在哪儿，一路东张西望，看见了村初级小学，就进去找人打听。
星期天学生放假，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一位既不像教师、又不像家长的妇女，在台阶上的屋檐下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我问她村委会和村干部在哪儿？她不说话，却朝院子最里面的一排低矮老旧的一间阴黑昏暗的小屋子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又问她村干部在哪儿？她又朝那间屋子里看。我有点懂了她的意思，凝神仔细看，门里面有几个民工模样的人坐在一起。我站在场子中间朝屋子里放大声音问：谁是村书记主任？没人回应。
等我快走近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足足高出我一头、身材魁梧、威风凛凛的男人。深蓝色的中山装，深灰色的裤子上面，沾满了泥水的垢痕，脚和小腿伸在几乎齐膝盖的深筒雨鞋里，斜挎着一个只有远行者才背的防水大黑包，步幅大、步声响，一望而知是个理想中的豪杰。长脸、浓眉、阔口，鹰勾鼻，络腮胡，脸色腊黄，头发蓬乱，但目光烱烱有神，尖锐凌厉，仿佛能洞穿人心。
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来意，他却面无表情，不，凭着他的身高优势，俯视着我，眼神里流露出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的傲气。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山大王”不欢迎我。他身后的屋子里，一个声音追了出来，打破了我和他之间沉闷又尴尬的短暂的僵持：“他就是书记。”
出于礼貌，我伸手想和他握一下，他却一挥胳膊，硬邦邦地说：“走，屋里坐。”
屋子里黑咕隆咚，简陋又凌乱。这就是村委会，集办公室、会议室、寝室、厨房餐厅于一体。
他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地向我介绍了坐着的五男一女：村主任、副书记、副主任（兼治保主任）、妇女主任、村会计，还有学校食堂的大师傅。小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酒气，除了妇女主任，几个男人个个红光满面，不用疑想，肯定是刚刚喝了酒。我心里暗暗叫苦：像这样一天三醉的人，税费改革如何搞得好？
我坐下来，桌子上残汤剩羹，杯盘狼藉。正要把笔记本和文件放到桌上，昏黄的灯光下，忽然看见大碗下边有一小坨粗萝卜丝或丝瓜瓤之类的东西，刚要用手指尖撮起来扔掉，又忽然看清楚了，原来是鸡屎，不由得恶心反胃。强忍住心里的不满，请他介绍一下村里的基本情况和税费改革的进展。
他指着村主任说：“你说。”
我转脸正眼看村主任，才发现他没有喝酒，可神情卑微，少言寡语，老实闷儿一个；后来我才知道他滴酒不沾，说是“天戒”。他对书记敬畏得很，一声大气都不敢出。我既恼火主任的软弱无能，又愤恨书记的蛮横霸道。
谈完事情，他站起来，把碗盘里面的菜汤倒进一个大碗里，连嚼带喝，吃得干干净净，大手掌在嘴巴上抹了一把，叫妇女主任安排我的食宿，就带着其他人走了。我隐隐约约听到他在门口咕咙一句：“又是一个吃白食的监工，早点滚蛋早清静。”
妇女主任五十开外，泼辣干练，刀子嘴、豆腐心，年轻时准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此时却皮皱肉坠，腰粗发稀，眉眼走形变样，仿佛老天对她年轻时美貌的嫉妒，到老了才恶狠狠地惩罚；难怪文人骚客感叹美人迟暮，人老珠黄，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但对漂亮的女人更加残忍：岁月是盒除美灵。“风韵犹存”，那是说给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的贵妇人听的谄媚话，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就是糊弄人的谎言。山民们自我安慰地常说“深山出锦耀”、“山窝窝飞出金凤凰”，遗憾的是她没有飞出去。
她似乎看出来支书对我的傲慢无礼，叫我不要往心里去，说他就是这副德性。还说对我算是好的，至少没有不理不睬。他最看不起白吃白喝又不干实事的上级，而且最恼恨变着法子损公肥私的干部。有一个总支书记（真是他的顶头上司了）上任后，每次召集所辖八个村书记、主任开会，中午一定要留大家吃饱喝足。到了年底，总支书记单独请他去，给了他几千块钱的发票，叫他从村“提留”里报销。他问为什么要由村里开支？总支书记说，这些都是每次招待村干部的餐费，总支没有钱，只好由村里负担。他顿时拉下脸来，几乎是咆哮道：“你有钱请我吃酒吃饭，我感恩戴德。你他妈的没钱，还打肿脸充胖子，请我吃个毬毛！拿来叫我出钱，我私人出不起；叫村里出，村里不是你的’小金库’，村民们的血汗钱不是供你遭塌的！”而他最敬佩的人，是乡里的一个副书记，也就是请他吃酒又叫他报销的总支书记的前任，下村到户都是晴天一身泥、雨天一身水，自带干粮，只喝农民的水，不吃农户的饭。当总支书记时，召集村组干部开会之前，再三声明，参会人员自备饭菜，总支没钱管吃管喝。
直到后来税费改革进行债务锁定时，我才明白他把每一分钱都攒得出汗的另一层深意：当大山外面那些看上去富得流油、花枝招展的村子一愁莫展、哭哭啼啼地面对着几十万、几百万的债务，这偏僻又贫穷的山村，居然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债务，反而拥有十几万的债权。村会计告诉我，这些钱都是村里垫付了应该由村民们负担的上交款。他也想大兴土木搞建设，改变山村的面貌，方便和丰富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比如架电话线，修村里的道路等等。如果把这些钱收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村民们的生活实在困难得很，他于心不忍。上级批评他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
二
这个山村有二百多户人家，男女老少近千人。但若论版土面积，比平原丘陵的大村也要大得多，方圆好几十里；又穷得多，全家老少一年忙上头，能有五六十块钱的节余，就算是富裕之家。八个村民小组，有四个不通公路，到农户去就得翻山越岭，走崎岖的羊肠小道；最远的农户，如果从村委会往那里走，而且走到后只和户主说几句话就往回赶，也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散落在高山深谷、密林草莽的山民们，过着漫长、悠闲又困苦的日子。他们的作息时间，固定而又散漫，早饭九点多才吃，午饭到下午四点，夜里九点以后吃晚饭。时间在这里算得上是最富裕的东西了。
他住在村子东面最远的村民小组，副书记又住在村子北面最远的一个小组，到村委会一趟很不容易，村主任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而他对我（好听点说）敬而远之，既没有让我住在他家里，也没有让我住在他家附近，好方便工作；所以，就让我住在村小学，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轮换着陪我。
村里的初级小学有四个教师，三十几个学生，只有二个班，一年级是一个班，二三年级是一个班，四五六年级到管理区的完小读。那时候外出打工的波澜微起，大潮还没有涌来，所以村里的小孩子还多。教师有一个是公办的，兼任校长，三个民办教师都是本村的人。妇女主任叫一个离家近的年轻教师回去住一段时间，然后把他的寝室打扫干净让我住。有十几个学生住得太远，就住在学校，和我隔了二间教室。
光阴荏苒。那天要在学校的场子里召开村民大会。我住在学校，出门就是会场；妇女主任和会计就住在学校背后的山边，一大清早就来了，等着他和主任，还有乡里来的干部。
坐着闲聊，说起村里的这所新建的学校。我说建这所学校很不容易吧？一定欠了不少钱。
妇女主任笑了笑，说：“我们有福气。一分钱都不欠。真是无债一身轻。”
我问她怎么把学校盖起来的？她说，那年春天，市人大到村里调查《义务教育法》贯彻执行情况，当时的学校房子破破烂烂，摇摇欲坠，不能回家而住校的学生睡在木板钉的床上，翻个身就掉在地上，有几个年纪太小的娃子怕摔跤，干脆就把被子铺在地上睡；说巧也不巧，说丢人也值得，调查组领导来的时候，正赶上学生吃午饭，那时学校里没有食堂，更没钱请人给学生做饭吃，只有一个老师，自己做饭自己吃。学生娃子一个个饿得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有二个女领导看了还偷偷擦眼泪。他们十分震惊和感动。在调查组长的一再追问下，我们才说出真实情况，有一些娃子每年总有二三个月，一天只吃二顿饭，还是一坨小小的野菜团。调查组走了不久，听说回去后号召捐款，光人大机关的干部职工就捐款十万，帮助村里修建起这所新学校；还拉来一车大米白面，分给村初小和管理区那里的完小。书记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村民代表会上讲，全村的人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建新校做贡献。他又出力又出钱，把家里多年的积蓄二千多块钱，全部捐献了。
会计在一边插话说，那时候实在是太困难，“三提五统”还有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年年初，摊派任务就下来了，“羊子还在山上吃草，皮就被剥了卖掉”，比如特产税，基本上都是估算，就说这一棵桃子树吧，按五十斤的熟桃子算产量，不管你卖不卖的出去，人家就按照卖出去了来算收入，一斤卖五角，按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提取，一斤桃子收七分五，一棵树五十斤，收二十五块钱，哪一家没有十棵二十棵？少的要交七八十块，多的要交一二百块；还有核桃、板栗树等乱七八糟的，算得人头晕，香菇按木杆子算，黑木耳按棚，一棚五块钱；一头猪子收二十五元，还要交一头统购；农业税一亩田征收三百多块钱，刨掉种子，化肥，农药和水费成本，每亩地只能刨出二十块钱的纯收入，这还没有算干活出的力气钱。我家种了八亩多地，一年要交一千三百七十多块钱的农业税；全家五人，连老人小孩每个人要交九十元的人头费，总共要交四百五十块钱。村里好多人打条子欠帐，我记得以前也是年年欠账，直到八零年，年底算账，才有了九十多块钱的节余。书记家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他捐出这么多钱，也是拿出了全部家当。
沉默片刻，我忽然想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问他俩，村里是不是有一个外国人？
他俩满眼迷惑，互相看看，又看着我，仿佛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又解释说，站在门口看小学生们游戏，经常听到一些小孩子喊一个小孩的名字，叫他“九千友谊郎”。
他俩恍然大悟，哈哈大笑。妇女主任说，那孩子不是“久千友谊郎”，是“九千有一郎”，正宗的本村人，是超生的第四个孩子。那对夫妻前三个生的都是女孩子，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空前一致，不惜粉身碎骨，也要一个“带把儿”的男孩，让家族得以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第四个果然是个男孩，罚款九千块钱，全家人欢天喜地，又求爹爹、告奶奶，几年才凑齐罚款。他爹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九千有一郎”。意思是花了九千块钱才有他。
说到这里，会计又说，我们这里的传统就是“重男轻女”，女孩将来是人家的，男孩才是自己的。再说种田耕地，砍柴造房，女孩子不中用。别说普通村民，就是书记”，他突然打住话头，好像泄露了天机。
我正在兴头上，刚想刨根问底，妇女主任嘴快，说：这都是公开了的，有什么不敢说的。书记家也是超生户。前二胎也是女儿。他不服气，硬是要个男孩，顶着上面的压力，四处放话，就算是不当书记，罚一万块钱，也要生个男孩。第三个真的是男孩，按规矩，罚了三千六百块钱。他那时候没有钱，只好用木炭和棉花，豆子来抵账。
说话间，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都是户主，一百多人黑压压的把小场子快挤满了，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村主任、副书记、乡干部和我，在台上把税费改革政策反反复复地讲解了几遍，好让村民们听懂。
我们讲的时候，他在屋里睡觉。村主任请他讲，他精神抖擞地站在桌前，和颜悦色地对村民们说，他也是个村民，也要交税和“三提五统”，一分钱都不能少。现在弄个书记帽子戴在头上，说不定哪天被撤职摘帽子，就和大家一样，是平头百姓了。所以，他也希望把事关子子孙孙的税费改革搞好。如果搞不好，他不当书记后，村干部找他多收税费，他也要拔刀子、拿斧头对着干。
散会后，我和村干部说事，外面乱哄哄的。忽然，听到他的声音，怒不可遏地和一个人吵架。我正要出门去劝阻，村主任慢慢吞吞地说：“没事。他要是收拾不住那个村民，就干不了二十年的书记了。”
两个人吵得很凶，围观的人又跟着起哄，狂暴的吼叫和纷杂的争辩，像火星子一样在耳边飞迸乱窜，不论怎样聚精会神，静心聆听，也听清楚一句简短完整的话。我问村主任是怎么回事？村主任说，跟他吵架的人姓王，看了墙上公布的负担表后，发现与他田亩一样多的人，比他少交一块钱。于是就不干了，要改成和那个人一般多。但计算时四舍五入，那个人的小数点是零点三，而他的是零点六，折成整数，就多了一块钱。村民们真是锱铢必较。
架吵完了，人也散尽了。他昂然进来，像一只斗架获胜的大公鸡。顺手拿起满是黑茶垢的破瓷杯，咕噜咕噜地喝了二杯水。坐在那里愣了一会儿，对村主任说：“我看还要多刷些标语，不能大呼隆地写，什么坚决搞好农村税费改革！要具体些，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说，新的农业税费政策从什么时候执行？就写从1月1日起执行，就是元旦那天天亮。还有取消屠宰税和教育集资，要写实在，不要弄得云里雾里，叫人摸不着头脑。”停了一停，又说：“还有，你们都要把弦绷紧些，旁边的几个村里的刁民在串连，得寸进尺，巴不得一分钱都不交，你还倒找他几个钱，要上访告状。我们村里的人坚决不能搅进去。”
又说了一会儿话，他叫我跟他去吃饭。我问在哪里吃？他笑着说，就在和他吵架的那一家吃。我说，你刚才像头愤怒的老虎，恨不得一口把人家吃了，为什么又要去人家的家里吃饭？他又笑道：“又不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吃他一顿饭，还算瞧得起他，我不计较他了。我不吃他的饭，他还担心我要报复他哩。”
路上，我感觉和他的心路距离近了，话也多了。他问我：“你说，鸡叫天亮，狗叫盗贼，哪一个才是真的？”
我觉得两个都是真的，但看他的表情，似乎还有别的答案，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他一本正经地说：“鸡叫是真的，鸡一叫，天就亮了，起床下地干活了；但狗叫却不一定。它不仅叫不起来人，反而让人放心地睡觉。狗子嘛，看家护院，主人家有它就觉得安稳，可以高枕无忧。报警是它的天职和本份。来人了，不管好人坏蛋，它都狂吼乱叫。真的来了猛兽，它却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吱声。逃都逃不赢，哪里还敢叫唤？反倒是有主人家在，狗才有胆子，或者是想在主人家面前表示它的忠诚。”
这一番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别看他五大三粗，大大咧咧，可他是一个心思缜密、善于思考的人，而且别开生面，很是有趣。
到了那家，果然如他所料，而且王家人也认定他也会大驾光临，早就杀鸡剁肉，倾力摆上的宴席，算得上十分丰富，居然还有一个火锅，里面是干香春炖腊肥肉，满锅黑乎乎的像正在煮熬的沥青。我没有看见过他喝酒，这次却例外，喝了一斤多的苞谷酒。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喝酒如同喝水，还天南地北地乱吹，直到把那个和他吵架的人当场喝得睡到地上。
这一切，仿佛夏日的天气，刚才还是电闪雷鸣，现在却是晴空万里。
回来的路上，我说那个农民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为了一块钱要跟你拚命，请你吃顿饭，又花了一二百块钱。用请你吃饭的钱，能交几百年。
他嘿嘿一笑，说：“钱财归钱财，人情归人情，人情比钱财金贵得多。”
三
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中秋节。
那天上午，我吃罢早饭正坐在床头翻文件。他“嗵嗵嗵”地大步走进来。在一起共事快二个月了，也许是年龄上的差异，也许是工作和生活环境上的差异，除了工作，我和他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但我对他的认识有些改变，不再认为他是个“山大王”，正如他说的，“我就是爹，我就是娘，就是这个村的当家人，所有的事情，再苦再累再难，我不管谁管？”
他放下背的大包，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本来打算乘闲的时候，带你去看看我们这里天生的老龙洞，自生桥和蓬莱观，前个二年，来了一群男男女女的照像人，说是好风光，好景点，稀罕得很。上面要求要发展旅游经济，打造城市后花园。只是事情太多了，工作又太忙，没有时间。等忙过了这些事情，再带你去看看。”
我说没事，那些景物长在那里都几千几万年了，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瞅一眼他背的鼓鼓囊囊的大包，只要他走出家门，这包就从不离身，相当于他履职尽责的办公桌柜。一大清早，他妻子就要给他做好一天的饼子，除了山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请他，他从来不在农户吃饭。天当屋顶，地当桌子，树当屏风，吃几块饼子，喝一肚子山泉。无论明月当空，还是狂风暴雨，就算是半夜三更，他也要回家睡觉。
我俩谈到村里的工作进展情况，他说，你别看现在虽然小吵小闹，大体上风平浪静，说不定哪天会突然蹦出来个惊天动地的恶性事件。
听他这一说，我想起几天前和妇女主任闲聊时说过的话。她说有些人看起来不吭不哼，慈眉善眼，可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一旦发作，好像眨了个眼，就家破人亡了。
她说，有兄弟两人，分田到户以后，两兄弟的田连在一起，哥哥的田在上面，弟弟的田在下面，上下只隔着一道梯田石墙。恰巧这石墙上长着一棵大银杏树，树冠一半在哥哥的田地上，一半在弟弟的田地上。每年秋里，银杏果子结满树上，压弯枝头。这银杏果我们叫白果，很值钱。城里的好多人每年秋冬交换的时候，都住在管理区那里，拿现钱收购白果。它就是我们这里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兄弟两人为这棵银杏树争得不可开交。那天上午，弟弟去晚了点，哥哥正在用长竹杆子打白果，打了一地，有一些落在弟弟的田里。哥哥就在弟弟的田里捡，被弟弟看见了。二话不说，拿着钎担，对着哥哥当胸一戳穿心过，等我们跑去，哥哥已经死了。人穷啊，穷得六亲不认，心狠手毒。
防患于未然，又谈何容易。令人唏嘘不已。
他拎起大包要出门。我问他去哪里？做什么？
他说有七组有个户主找他了好多次，要求解决家庭纠纷。那家原是兄弟四个，大哥到邻村当了上门女婿，自己的田地平均分给了三个弟弟。老二觉得自己大些，就把老大分的田地应交的税费一人包了。后来三兄取妻生子，妯娌之间起了龃龉，老二的媳妇唆使他叫两个弟弟平均负担，老三老四的媳妇不干了，于是兄弟之间撕破脸皮，问题就遗留下来。这次税费改革要一锤定音，因此，老二要求村里干部出面，快刀斩乱麻，彻底解决纠缠不休的问题。他今天就是专门去处理。
我说和他一起去。他说我搞不清楚里面的沟沟坎坎、弯弯道道，叫我别管。
他走以后，我也出门，漫无目的地走，打算遇到无所事事的老年山民，和他们聊聊天，了解一些没有发现的问题，和村民们的想法。
地里的烟叶已经发黄，烟农正忙着日夜在土炉里烤烟叶；山上沟里的银杏树一片片的金黄，果实累累，山民们正在采摘，把落下来的收集起来，去掉散发恶臭气味的腐烂外皮，白花花的内核能卖个好价钱。山路边的坡地上，枣皮（一种中草药）果子一蓬蓬，红艳艳的诱人，如果肯费时用力，一天摘下的小小果子，就能卖个百十块钱。可是，只顾得抢摘银杏，山民们对这极其丰富的、野生野长的小东西毫无兴趣，一任它们自生自落，化作尘泥。
在一块平缓的山坡上，我极目远望。隔着藤蔓，忽然看见下面山坳里的一棵大树下的草地上，他独自一人坐在石块上吃饼子。“隔沟能说话，相会得半天”，等我攀枝牵藤走到那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只见他双手抱头，仿佛非常痛苦的样子。我急忙跑过去，他已仆倒在地上，仍然双手捧头，面孔因痛苦而扭曲。突然，他放声哀嚎起来，声调都变了，身前身后的树叶和野草也仿佛瑟瑟发抖，叫人感到恐怖。我听说过他从年轻时就有个时好时坏的头疼病，没想到发作起来竟然是如此可怕。他黑黄的脸色白煞煞的，从额头到下巴全是豆大的汗珠，松针似的头发也是湿漉漉的。他的全身急速地翻滚扭动，似乎要把体内的疼痛甩出来，或者要摆脱什么东西的撕咬。
我惊慌失措，方寸大乱，拔脚就跑，想到村委会打电话，请医生来急救。他大吼一声叫我站住。又不停地用双拳敲头，有如一头受到重伤的猛兽，一声连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在荒山野岭里四处回荡。又过了一会儿，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情况似乎好转一些。喘息声渐渐地小了，他叉开双腿，伸长双臂，仰卧在被他翻滚扭动时碾压得狼籍满地的草丛上。周围死一般的凝重沉寂，我蹲在他身边，看着他恢复了平静。
我把他随身带的黏糊糊、滑膩膩的毛巾在溪水中搓了搓，拧了个大半干，给他擦干净汗水淋淋的脸。他完全清醒了，只是仿佛从鬼门关里拚命逃出来，身体还虚弱得很。我要扶他回去，他摇一摇手，叫我不要担心，那要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疼痛止住了，也就没什么事了。他摇摇晃晃地扶着树干站起来，无论我怎么劝说，他就是不听，还要坚持去山那边的农户，调解兄弟妯娌之间的纠纷……
山村的税费改革任务终于圆满完成。最后的几天，他更加忙碌。为了村民们卖的烟叶不被收购者恶意地压级压价，他和村主任三次下山，宴请收购人员，搞好关系；为了确保每户农民的负担卡与乡财政所、农经站的证、表、微机等数据一样，五次跑到几十里外的乡政府核对。而他自己的烟叶有两炉在烘烤时损坏，七八棵银杏树上的果子还没有打下来，而此时的收购价，已经腰斩，从十五元掉到八元。
离开山村的那天，他和村主任各自在采摘家里的银杏果。此时此地，真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不能再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收拾好行李，让学校的校长转告他一声，希望他和村干部到我家做客，就走了。
快要出山口的时候，我叫司机停下车，带着几分不舍和惆怅，回望那蓝天白云下泛黄发红的山峦，和掩映在碧绿松林里的农房。
我的眼前浮现出他那高大威猛的身影，几个月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他俨然冬天里的火焰，能把人灼伤，更能给人温暖。“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他就是这个山村的高个子，有他在，天不会塌下来。正如他的自信：“我就是爹，我就是娘！”他有爹的严厉，也有娘的慈祥。这山村需要他。他的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他的嫉恶如仇、敢做敢当；他的光明磊落、赤胆忠心；他的忍辱负重、公而忘私，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而，也许他只能在这个遥远又偏僻的山村，才会格外地光彩夺目；一旦走出贫穷的阴影，他可能就会成为历史悲壮的投影。
尾 声
十几年一晃而过。一位同僚到那里任乡党委书记，我请他打听一下那位山村书记。传来的消息犹如当头棒喝，晴空霹雳：好几年前就去世了。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静静地躺在大树下的一片凌乱的草地上。
又是一个秋日，天色灰濛濛的，我再一次来到阔别已久、变得陌生的山村。村里的很多人搬到了山外的城里，看不见一个年轻人。田地荒芜，任凭墙倒水淹；学校空荡，听不见朗朗的读书声；银杏价贱，果子满地散落。人们常常悲叹“物是人非”，此时更是物非人非。在一棵老槐树下，我向一位百岁老人询问，来到了他的墓前。放下一束鲜花，禁不住热泪盈眶，思绪万千，默默无语地肃立了很久很久，耳边一声凄婉的鸟鸣，把我从悲哀中唤醒。
凝神眺望着远方云烟缭绕的笔直峭拔的山峰，恍惚之间，我觉得他没有长眠在脚下那冷冰冰的泥土里，他就是那座高耸入云的伟岸的山峰，顶天立地。
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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