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东
那时候，我只是冲着狄更斯的名头，很好奇地翻开了他的名著《双城记》。我脑子里满是问号。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孩子，甚至都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哪个年代，怎么可能读懂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我越读越吃力，也不知道为什么革命者反而变成了杀人狂，为什么好人变成了坏人，为什么淳朴的人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唯一能够吸引我的，是狄更斯富有特点的精妙语言。从头读到尾，我能够记住的也确实只有那些语言了。
为了把这本根本不理解的书读完，我白天在读，晚上在读，上课在读，回家假装复习功课的时候也在读。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在读，周末早晨一醒来也要读。学校晚自习的时候，我草草写完作业，就在角落里忙活上了，一直忙活到下学，忙活到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胖子，一张宽大的脸上戴着一副窄小的眼镜，大概是因为型号不够匹配的缘故，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是一副斗鸡眼。
这个老师有个特点，她经常喜欢在班上讲一些笑话，可是却不允许台下的学生笑出声，否则她又会绷起脸来骂爹骂娘。后来多数同学就学会了闭着嘴笑，再后来，上她的课，大家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她的课堂就好像一场葬礼，同学们的笑点就这样被埋葬了，只留下她一个人鬼魂似的自娱自乐。
这个胖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害怕别人看不起她。本来上着上着课，好好的，她讲了笑话，大家也都没有笑出声来，可是她却不知怎的，眉头一皱，指着孩子们破口大骂起来。骂到最后，她拍拍胸脯，告诉大家：“别以为我是小地方来的，我家固定存款五十万！”班上于是鸦雀无声，我们那所学校的孩子，绝对不是被她的财产唬住了，造成这份寂静的，是她莫名其妙的动机。
我是班上被重点盯防的对象。因为别人读课文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做代数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背单词的时候，我也在读书。其实一年到头来，我也就读了那么一本书，可是由于自身层次与狄更斯相去甚远，对我的提高反而并不很多。好在我本身就牢靠的英语底子，还能帮我捞一个“偏科”的名头，否则我真的要被看做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了。
狄更斯这个老头儿，很喜欢用人的动作去阐释人的性格。后来我听人说了，这叫“心灵剖析法”。他很少正面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事实上，他脑子里，没什么人是坏的。就好像后来高尔基说的那样，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好人，也没有什么坏人，而只有一群普通人而已。于狄更斯而言，爱本身是可贵的，但爱恨相辅相成，任何人的身上，都会藏有恨的部分。关于这些，那时的我当然并不理解。初中二年级的我，只是学会了像他一样，通过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来强调人物的特征，结果，在那个要求学生必须学会引经据典的岁月里，我对“创作”的尝试无法换来可观的作文分数。
那位胖子老师将我读《双城记》的事情告诉了家长。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转型的拐点上，我的家庭无形中展开了一场讨论。读世界名著，并不能换来我的高分。家人开始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甚至认为，文学名著不过是在教人怎样变得正直，其中道理，其实人人都懂。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都只好悄悄地阅读。为了不然家人将糟糕的成绩和“读闲书”联系在一起，我将数学习题摆放在桌子上，将《双城记》摆放在抽屉里。我要让他们知道，考不了高分，是因为我不擅长考试，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宁愿他们将我看做一个笨蛋。我也不知道文学究竟能教给我什么，即使是在那天凌晨，我皱着眉头，为卡顿先生被送上断头台而惋惜的时候（《双城记》的故事结尾），我都始终不明白我学到了什么。是牺牲吗？是无畏吗？是将自己送上断头台吗？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应该避免的吗？
在那懵懂的日子里，文学对于我，也只不过就是一场发泄。当然，那时的我认为自己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都是文学，而因为我读过伟大的狄更斯的作品，所以我身旁的同学所留下的文字，都只能算是习作。别人拿了高分的作文是习作，拿了低分的作文更是习作，而对于我自己，拿高分是应该的，拿低分的原因则只能是因为“老师不懂文学”。不过，一年到头，我记得好像拿过那么一两次高分吧，我相信，那两次一定是因为老师认真品读了我的文字，而别的时候，则恰好相反。
许多年过去了。初三的时候，我突破了一个阅读障碍。从小怀揣文学梦的我，突然在一个晚上，发现自己可以快速地阅读小说了。一个星期之内，我读完来自英法美三国的八部作品。除了狄更斯，我感受到哈代的力量，领教了巴尔扎克的幽默，也由衷地敬佩海明威的硬汉精神。那些日子里，我忘记了自己心底的疑问，也不再去计较文学的意义，只是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读下去。也许，阅读本身就是一次旅行，你只需在夜灯下，跟着作者的笔尖，敞开心扉，感受那人生的喜怒哀乐。这场旅行不需要路费，也摆脱了时间的束缚。你可以从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纵身一跃，跳进二十世纪美利坚的大海里。一切就是那么简单。
在疯狂的阅读中，我走过了成绩依然不太理想的高中时光，踏上了留学英国的漫漫长路。当飞机掠过伦敦上空时，我为看到脚下的泰晤士河而兴奋。
英国的三年大学生涯，我与社会学为伍。我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料，也开始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在那座小岛上，我开始思考遥遥领先世界的中国，何以突然沉沦？我顺着文化的路径、制度的路径一路追踪，直到最终找到答案。答案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走向衰亡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其实已经偏离了原本多元、自由的本质，走向一种自高自大、固步自封的极端。那不是中国文化，那只是中国文化的畸形状态。
而英国率先崛起，确有其深刻的内涵。
一个从封建生产关系进化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里，成熟的阶级意志，是社会平稳过渡的前提条件。依托市场，就必须拥有健康的市场，依托民意，就必须拥有健康的民意。富有争议的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铺垫了这样的条件，这才有了复辟后依然茁壮成长的君主立宪制。相比之下，法国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个国家碰到一个尴尬的局面。封建制走向极端，而资本主义又无从依托。革命是必然的，但革命之后，确实一场场混乱。于是，立宪派被吉伦特派打到，吉伦特派又被雅克宾派推翻，最终，还是强而有力的拿破仑独揽了政权，沿着克伦威尔曾经走过的道路继续向前。
《双城记》里原本淳朴善良的好人，正是在其不成熟的阶级意志驱使下，变成了心理变态的混账。一场反对压迫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不分是非的杀戮。毕业三年半后，我坐在书桌前，重读这部名作，感受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纠葛与无奈。而当卡顿先生为友情顶罪走上断头台时，人性本身的美感，其实早就超越了历史的是是非非。我兴高采烈地将重读这本名著的心得讲述，得到的是赞许的目光。
十多年前阅读《双城记》的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那时的我，不知文学究竟为何物，只知道它是有趣的，是好玩儿的。十多年后的今天，同一个人，阅读同一本书时，感受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震撼。也许，文学本身并不会将她的目的暴露给谁，因为她的灵魂，包含着整个宇宙，阅读的人，还在陶醉那独特的美感时，就已完成了自身全方位的提高。
一份热爱，连接着同一本书前的两个我。正如高尔基所言，读一本好书，犹如同一位高尚之人对话。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那个生活在维多利时代的老头子，分明对我讲了不同的话。
前一次他说，文学记录人生。
这一次他说，人生就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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