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诺贝尔文学奖的节奏

作者: 涂鸦童子 | 来源:发表于2018-05-29 07:26 被阅读2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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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以及前苏联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总会十分执着的思索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种思索最有利的武器是被中国作家所讳莫如深的现实主义。所以,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可以说比中国有更多的理由浸淫于西欧体系的所谓现代主义,可是这些作家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十分传统的现实主义。与之迥乎不同的是中国作家,对所谓的西方思潮太过迷信,最终这些作家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迷失了自己,当下的中国小说或者中国诗歌若说有什么弊端的话,我个人认为在于缺少民族性。

我一直对所谓的西欧现代派作品并不感冒,甚至不屑一顾。在我看来,西欧现代派文学更强调的是“人之初,性本恶。”战国时的荀况也强调“性本恶”,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荀况固然认为“性本恶”,但同时荀况还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能促使人向善。西欧的哲学家们则认为“人性的恶是第一位的,先天性的,相反善则是后天性的,第二性的。”这种哲学归根到底其实是在否定善,这种思潮长期发展下去,最终将导致人文主义精神的消失,导致人道主义的灾难。也正因此,我个人是极端憎恶所谓的精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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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主旨被认为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儒家学说的最大特色在于确立了一种社会秩序,正是这种秩序,使得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岁月沧桑,仍旧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然而由于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经济模式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几千年来我们都没有着重提出建立一种景然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是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而奢求景然的社会秩序恐怕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如果要说我们有什么失误的话,我觉得就在于过度迷信“GDP”,而远远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经济秩序。其恶果在于差不多每十年中国经济都会发生一次巨大的经济动荡:七十年代末,华国锋主席高瞻远瞩提出要引进几十亿美元的外国先进设备。可是有人却提出几十亿美元太少了,非得几百亿美元不可。当时中国的国力何等孱弱,几百亿美元的投资下来,中国根本承受不了。

有人评价说他只是一个过渡……

八十年代,我们又提出价格体系改革一步到位,结果导致物价飞涨。

九十年代,我们提出中国发展慢了,要向东南亚学习。东南亚在干什么,泡沫经济,于是大量资金投向了原本奄奄一息的国营企业,投向了房地产。以至于中国经济可以说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后果不堪设想。

朱镕基总理在其最后一次视察某工厂过程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担心的是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应该说他有这样的担心,那么这样的担心就一定会成为现实。因为他的担忧只是其个人智慧的一种体现,无法成为一种全党共识。要成为一种全党的共识,需要自然更多的反思与批评,然而我们的现行做法却是回避这样的反思与批评。然而也正因为我们总在回避这样的反思与批评,所以这样的错误会一直延续下去,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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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在我们党召开遵义会议时,毛主席为避免打击面过大,提出这次会议只批评军事路线的错误,不涉及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应该说这体现了毛主席的审时度势与睿智。

然而嗣后,当王明带着国际共产主义的光环来到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到底要不要独立自主的走自己的道路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随之而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事实上是遵义会议的一种延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所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的问题。

乱云飞渡仍从容

我特别列举这样一段史实旨在说明这样一点:系统性的失误必须要得到系统性的纠正。你就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回避批评、回避对历史的反思的做法只是一种驼鸟政策,最终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愚蠢、盲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成就固然巨大,不过失误也不少,其最大失误就在于过度迷信“GDP”从而形成了当代李德主义。因为种种原因,在此我不便展开讨论。我只想说明一点,魏征之出现在唐初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批评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毛主席说共产党人要戒骄戒躁,如何戒骄戒躁,唯有批评,唯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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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着力介绍的是我个人创作的一部小说《故乡,那一轮红月亮》。这就小说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是一部中国版的《日瓦戈医生》。

然而,作品要承担的反思力度却远远高于《日瓦戈医生》:一方面,作品要对过度迷信西方的现代派种种思潮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则要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进行深刻反思。

与《日瓦戈医生》相似的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桑菁也是位诗人,是一位坚持走民族化创新道路的诗人。她的诗歌坚持“真、善、美”,始终关切着人民的疾苦,关注着现实的矛盾,融中国古诗的传统于现代诗歌创作之中,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因为她的诗歌追求是那样卓尔不群,所以她的作品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过度西化的现代派占统治地位的整个中国诗坛的承认与正视。

当然,如此庞大的反思体系,如此深刻的追问力度,仅凭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于是小说塑造了另外一位男主人公方舟。方舟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而桑菁却是贫家少女,两人之间甚至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为沉重的反思带来了一丝暖意。

现实主义,尚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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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我的故乡武汉市汉南区还是个欣欣向荣的地方。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区,大有一种新兴气象。可是这种新兴气象却在其后的岁月中遽然中止了。正如同前文中所指出的,九十年代,由于我们错误地推行所谓泡沫经济政策,于是一些大手大脚的干部开始走上历史前台,一方面是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在东北,是大范围的工人下岗,在我们这个地方则是大量的工厂兴建起来便停产,成为一座座摆设,人民生活在困顿之中。

小说以九十年代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这样的困顿,再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作为诗人之一的桑菁的深刻反思。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反思是很有必要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都不知道前事是什么,那么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同样会犯迷糊。或者说小说的主旨之一就在于深刻地反思过度迷信“GDP”所带给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深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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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很钦佩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文学的,因为人家敢于反思,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现实主义。虽然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文学在苏联发生巨变之后是否还能坚持这一创作特色尚是一个疑问,但我却坚持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作家反思整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武器。现实主义不仅不会过时,相反还应得到加强。任何质疑现实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只会消弱这种反思的力度。并且如同俄罗斯或者前苏联那样,现实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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