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传奇揭秘

            （一）陈世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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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美的人物原型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清官。陈世美原名陈年谷，又称陈熟美，生于明末清初，由于政绩突出，顺治年间官贵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康熙年间，升任户部郎中、侍郎，不仅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其道德品质也没有什么污点，更没有做出贪图富贵，杀妻灭子之事。

      陈年谷之所以被丑化，是因为清顺治年间，他的同窗好友仇梦麟、胡梦蝶找陈年谷求官，陈年谷对他们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仇、胡大为不满，认为陈年谷在求学期间，他们曾接济过他，现在他仕途已就，反而忘恩负义，不念旧情。

      二人怀恨而归，途中，在河南南阳遇上当地上演曲剧《琵琶记》。二人看到戏中所演的正是忘恩负义之事，于是计上心来。他们不惜花费银两，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蔡伯喈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年谷，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所以《铡美案》也叫《赛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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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香莲的生活原型名叫秦馨莲，她是陈年谷的第二任妻子。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根本没有戏剧中所编的那些情节，编戏人为了掩人耳目，把秦馨莲改成秦香莲，把陈年谷化名陈世美，并把事件发生的时间改为宋朝，由此也为铁面无私的包公添加了一项本不属于他的“政绩”。

      相传，清末时有剧团在均州演出此戏时，陈世美的第八代传人组织家族众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使演出被迫停止。据说，现在当地仍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二）奸臣”潘美委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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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剧目“杨家将”中，潘美以大奸大恶的形象出现，他陷害忠良，卖国求荣，成为与南宋秦桧不相上下的奸之大者。 然而，历史上的潘美却不是这个样子。 据《宋史》，潘美是大宋王朝的开国名将。潘美行武出身，直接参与了拥立赵匡胤称帝的陈桥兵变。在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诸将的兵权。

      但有一个人例外，此人就是潘美，由此可见，赵匡胤对潘美信任到了何种程度。 其后，潘美南征北战，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灭南汉、灭南唐，潘美皆为主力。 宋太宗年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

      在这几人之中，王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有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负有为朝廷提供军情的责任，因此，他不是统帅的下属，而是皇帝安插在边关的耳目。统帅对他也不敢不敬三分。而杨业的身份也有些特殊。杨业原为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后来才归降大宋。虽然归降以来也战功赫赫，可他毕竟不是根正苗红，受到蔑视和排挤也在情理之中。 很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宋边关几位主要将领各怀心事。护军王具邀功心切，便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明知出兵必败，但却不敢违抗命令。一边是副帅，一边是皇帝派来的护军，潘美自然只有装聋作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任杨业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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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和舞台上的故事有点接近了，杨业战败被俘，绝食三日而亡。杨业生得平凡，死得伟大，这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悲剧英雄。然而在他死后，杨业的人气却达到了最高点，成为民间讴歌的对象。而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潘美却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为陷害杨业的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清者被人唤作杨家湖，浊者自然是潘家湖。你看，有时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又蛮不讲理。

      （三）真实的“狸猫换太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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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真实的“狸猫换太子”事件。关于这个故事，戏剧中是这样演绎的：宋真宗时候，刘妃和李妃双双怀孕，但是李妃率先诞下了皇子，恶毒的刘妃为了自己的地位，把李妃刚生下的儿子带走，换成了一只狸猫，宋真宗大惊失色，以为李妃生下了个怪物，一气之下就将李妃打入了冷宫，立了刘妃的儿子为太子，刘妃因而成了皇后。

      那么真实历史上是什么样子呢？刘皇后的名字叫做刘娥，她出身名门，家里的父辈都是大将出身。据说她的母亲生她的时候，梦到圆圆的月亮钻进了自己的肚子，在过去，人们认为君主是太阳，皇后是月亮，因此这个梦，预示着刘娥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母仪天下。不过后来的刘娥，她的人生似乎并没有朝着母仪天下发展，她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家道中落，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刘娥回娘家生活。

      刘娥长大后，嫁给了一个银匠，后来就跟着丈夫一起到了京城谋生。刘娥长得漂亮，又弹得一手好拨浪鼓，并且十分善于交际，她在京城结识了襄王府的管家张耆。那时候的襄王刚满16岁，他就是以后的宋真宗。宋真宗十分喜欢蜀川女人，而刘娥恰巧就是四川女子，因此张耆一直想方设法想要将刘娥送给襄王。不久之后，襄王府举行选妃仪式，张耆觉得时机到了，他劝说刘娥的丈夫一起帮忙。

      刘娥的丈夫也是个贪财的人，十分高兴的扶了扶自己的绿帽子，将自己的老婆拱手送进了选妃的队伍中。果然，襄王对刘娥是一见倾心，但是刘娥毕竟是个穷苦出身，又嫁过人，因此襄王的母亲坚决反对，找到了皇帝赵光义，赵光义下令将刘娥赶出了京城，并且给襄王另外赐婚，把潘美的女儿嫁给了他。

      既然明面上不行，暗地里总可以吧，虽然名义上刘娥被赶出了京城，但是襄王仍然经常跟他见面，两人的地下恋情一直持续了十五年，可见刘娥的魅力不小。终于熬到了赵光义去世，襄王上位成了宋真宗，而刘娥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跟着宋真宗入宫成了美人。

      因为身份原因，刘娥还是无法成为皇后，当时的皇后是宋真宗的另外一个妃子郭氏。但是郭氏早死，而潘美在宋真宗还没当皇帝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此时六宫无自主，宋真宗也没有儿子，要是刘娥能生下个儿子，那么皇后之位肯定就是她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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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偏偏刘娥无法生育，刘娥冥思苦想之后，想出了借腹生子这个主意，她将身边的侍女献给了宋真宗，借由侍女刘氏为自己生下了一个皇子，于是刘娥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皇后，而太子的生母被封为了妃子。刘娥虽然养的是别人的孩子，但是她对太子，对太子的生母都算不错的，当然，她也是凭借着这两人才能坐上皇后，皇太后的宝座。

      这就是真实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狸猫，刘娥也不是个恶毒的皇后，总之，历史就是这样，演义的永远比真实的历史精彩。

      （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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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宋朝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后娶名门才女姣娘为妾。婚后，王安石忙于国事，常不回家。而姣娘正值妙龄，难耐寂寞，便与家中一仆人偷情。事情很快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一天，他假称外出办事，悄悄藏在家中，让轿夫抬着空轿子出了门。深夜，他蹑手蹑脚地溜到居室的窗外，听到俩人正调情。很生气，但他并没有惊动屋里的人，而是拿起一根竹竿朝树上的老鸹窝捅了几下，老鸹惊叫着飞了。屋里偷情的仆人闻声忙从后窗逃走。

      转眼到了中秋，王安石想借饮酒赏月之时婉言相劝姣娘，便趁着酒兴说："饮空酒无趣。我吟诗一首你来答如何？""是。"姣娘答。王安石吟道："日出东来还转东，乌鸦不叫竹竿捅，鲜花搂着棉蚕睡，撇下干姜门外听。"姣娘一听就脸红了。"扑通"跪在丈夫面前答到："日出东来转正南，你说这话整一年。大人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

      王安石见她诚心认错，心也就软了。他想：自己已经花甲，而姣娘正值花季，不能全怪她，与其责怪他们不如成全他们。中秋节后，王安石赠白银千两，让仆人与姣娘成了亲。事情传开后，人们对王安石的宽宏大量赞不绝口，"宰相肚里能撑船"成了千古美谈。

      北宋文人政客，彼此相识且多数同朝为官，他们之间政见不同，有些几乎是为“死敌”，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才华横溢者如王安石和苏轼，上演了一场“相爱相杀”，但最终“一笑泯恩仇”的千古传奇——我跟你政见不同，但不代表我不欣赏你的才华，不敬佩你的为人。

      宋神宗继位之后，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召王安石入京为相，支持他实行变法，王安石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为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此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由于变法触及到地主阶级的利益，且一些不合时宜的举措也侵害了百姓利益，导致实行过程异常艰难，遭到了以司马光和“三苏”（苏轼、苏洵、苏辙三父子）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王安石大苏轼16岁，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同年获进士，轰动天下之时，王安石已经是官场前辈级别的人物了。

      变法初期，因为有皇帝背后支持，反对的声音还比较温和，但王安石万万没想到苏轼这个在官场初露矛头的小子充当了急先锋，他写了一篇奏议《议学校贡举状》上呈皇帝，以为不必变法。

      奏议中所述虽是老生常谈，但苏轼的文采何等厉害，他分析时事，雄辩滔滔，其文章影响力宛若一波滔天巨浪，迅速席卷了朝廷所有人士，连一贯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开始动摇，这对王安石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他是个极聪明之人，不到半年，就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政权日益稳固，他深知一旦皇上改变看法，他的变法必然不了了之。

      反对变法的人中，苏轼名声最响亮，文采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王安石采取了“以儆效尤”之法，迅速把苏轼踢出政权中心，让他去开封府当推官，天天审理案件，无暇顾及其它。

      王安石没料到这一举措误打误撞成全了苏轼的名声，他杀伐决断，精明利落，在百姓中口碑相传，反而闻名遐迩。

      但也由此，二人交恶愈演愈烈，不过二人交恶只为政见不同，立场不同，是为公，不为私。

      苏轼虽然跌落政权中心之外，但是宋神宗仍旧非常欣赏他，很喜欢读他的诗，也喜欢看他的策论奏议，所以一再打算把苏轼召回身边修起居注，当然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

      二人针锋相对，王安石全面打压之下，苏轼为官想要大展拳脚的抱负一一落空，苏轼愤懑，更加针对王安石，直到他出任考官之际，出题故意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终于触动了王安石的逆鳞，他多次要求宋神宗罢黜苏轼。

      前面所说王安石是个聪明之人，他懂得官场进退之法，也懂的如何猜测圣意，而苏轼本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他一度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最终苏轼自请外放，王安石当然立刻成全了他，苏轼被安排到杭州做通判，二人交恶正式告一段落。

      苏轼就是块金子，到哪里都可发光，而且他性格有“随遇而安”的一面，来到杭州后，他照常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西湖治理地仅仅有条，赢得不错的名声。

      苏轼与欧阳修作为北宋的文坛领袖，所作诗词传播甚远，他的某些文章或许只是发发牢骚，却被御史抓住把柄，说他攻击时政，斥责皇帝，欲置他以死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

      而此时的王安石因为变法引发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外部又有保守派各种阻挠，变法难以推行，王安石请辞丞相，隐退江宁府。他听说“乌台诗案”后，立刻给宋神宗上了奏议，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引申出来就是北宋没有以言杀士的先例。

      王安石没有因为苏轼是政敌就落井下石，反而对他伸出援救之手，可见二人交恶确实为公，也足见王安石心胸之广阔，为人为事乃真君子作为。

      除了王安石，朝堂之上还有其它人对苏轼伸出援手，包括其弟苏辙和曾经跟他政见相左的变法派“死敌”，而苏轼曾经自以为的同一阵营的保守派“好朋友”大都选择了沉默。想必此时的苏轼，才真正看透官场险恶，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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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东坡先生去常州赴职之时，路过江宁，专门拜访了时在江宁的王安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苏“江宁相会”，一直为后辈津津乐道。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完全辞去官职，“裸退”隐居钟山，他与苏东坡相会时，穿着跟钟山农民一样的衣服，骑了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苏东坡见王安石已在江边，慌忙下船作揖而礼，郑重地对王安石说：“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此时二人远离朝廷，王安石历经官场黑暗失子之痛，苏轼外放在野不算得志，二人都处在人生低谷期，却在江宁结伴而行，游山玩水，谈佛论诗，度过了一段惺惺相惜的时光。

      64岁的王安石两度为相，在官场历经浮沉，经历过惊涛骇浪，他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合朝廷为官，劝他远离政治，归隐田园生活，对苏东坡以一个长者的身份提出建议。苏东坡离开江宁后曾写文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感激和景仰：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另外，苏东坡还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曾谈起过想在江宁买田，与王安石在钟山相伴终老，终不得如愿。

      当然王安石对苏东坡的评价更高，他评价苏东坡为：

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

      此时王安石64岁，苏东坡48岁，距离他们初次交锋已经过了十几年。江宁相会两年后，王安石就病逝了。皇帝哲宗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奉旨为王安石拟敕文：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

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这是一对政敌，也曾争锋相对，剑拔弩张；但最终他们握手言和，惺惺相惜。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各为主张，绝不向对方妥协；但在品格文采上，他们互相欣赏，引为知音。二人和而不同，在文人相亲的道路上成为典范。

      高尚的人格修养，从广阔的胸襟开始。

    （六）西门庆、武松、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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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庆，是女人眼中的负心汉，男人中的败类。也是民间地痞、恶霸、官僚、淫棍的典型代表。

      如果放在现代，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而且不在少数。但是古代也存在这样的人吗？如果有，那么西门庆的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根据某个人而杜撰出来的？

      在兰陵笑笑生的代表作《金瓶梅》中，西门庆以大淫棍的形象出场，最后也是死于淫乱。据史料记载，兰陵笑笑生可能是明朝的大才子王世贞。王世贞的父亲是因严嵩父子陷害而死的。无权无势的王世贞不能给父亲报仇，但是自己写的一手好文章。历史上有名的《首辅转》和戏曲《凤鸣记》，都是大骂严嵩的。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小名叫“庆儿”，号“东楼”。“东楼”对应的是“西门”，在加上严世蕃的小名庆字，就是西门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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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世蕃，历史上记载有妻妾几十人，吃穿用度都极尽奢靡。严嵩因为宠爱儿子也没有对严世蕃严加管教，反而父子俩都如出一辙的贪婪作恶。甚至还有不得势的皇子向严嵩父子贿赂送礼的事情发生，更加让严世蕃目无法纪，自大狂傲。

      《金瓶梅》和《水浒传》中的西门庆都是花花公子形象，长的高大帅气，在加上自己的权势，才会到手无数美女。但是真实的西门庆却不是一枚帅哥。他长的四肢短小，并且身材臃肿，还有一只眼睛是瞎的，这个外貌如果放在现代，就是个残疾人，是不好娶到老婆的。但是，严世蕃是谁？那时严嵩的儿子呀，人家的爹爹是明朝首辅。这严世蕃又是独子，所以想嫁给严世蕃的女人也是不计其数。

      这严世蕃别看长的不咋滴，可是他的智商和体力却是比普通人高。严世蕃二三十老婆，就是夜夜欢歌，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精力特别旺盛。严世蕃的聪明还曾被称为嘉靖第一鬼才。他特别会猜别人的心思，而且一猜一个准。就这一项绝技，就让嘉靖皇帝喜欢的不得了。严嵩也靠着嘉靖对儿子的青睐一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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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浙江通志》记载，武松是个常在涌金门一带卖艺的流浪汉，当时的杭州知府高权路经此处，看见武松武艺出众，于是便让他到巡府干差事，不久后受任都头。后来，因功升为提辖，成为高权的心腹。

      武松的后半生《临安县志》里记得较为清楚。说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而被罢官，武松也被赶出了衙门。继任杭州知府的叫蔡鋆，即京城太师蔡京之子。蔡鋆任官期间，虐政殃民，杭城百姓怨声载道，背地里都称其为“蔡虎”。武松公愤私仇越积越多，终于有一天，他藏匿在蔡府前，候到蔡鋆即呼啸而上将其捉住，旁人尚未反应过来，武松已将其数刀捅死。武松最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后死于狱中。当时的杭城百姓，为感其为当地除一“虎”，自发为其殓葬，造墓于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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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打虎”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其作为《水浒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得以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亦可见文学成就之高。但鲜为人知是，这则故事的蓝本源自元末明初将领卞元亨的传奇往事，换句话说，施耐庵是将此人的传奇经历移花接木到武松的身上，经过艺术加工，最终才有了经典的传世。

      施耐庵本是元末明初的大才子，在元朝中过进士，曾在杭州做了三年的官，因与上司不和，辞官归隐苏州。军阀张士诚占据苏州后，聘请施耐庵为军师，对他很是礼遇。张士诚迫于朱元璋的进逼，一度向元朝归顺、求援，遭到施耐庵的反对。施耐庵苦劝张士诚无果，便再度辞职归隐，此后再没有复出做官，在坐馆教书之余，便是集中精力写《水浒传》。

      《水浒传》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事件为背景，以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将宋江及其党羽共三十六人的事迹扩充开来，最终形成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汇。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不少人物原型取自张士诚集团的成员，经过艺术加工，最终成了性格鲜明的梁山好汉角色，而武松的原型正是张士诚手下的大将卞元亨（一说卞元亨是施耐庵的表弟，此处存疑）。施耐庵笔下的好汉原型多出自张士诚集团确有些根据。

    卞元亨是元末江苏盐城县人，自幼饱读诗书、能文善赋，诗词音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是一位文艺气息很浓的才子。不仅如此，卞元亨身材魁梧、天生神力，能轻松地举起千斤重物，是远近闻名的厉害角色。卞元亨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中最具话题性的事件，便是曾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

      盐城以盛产海盐闻名，境内多盐场，尤以伍祐场（即今盐城市伍佑古镇）较为知名。当时的伍祐场还是个林深草密之地，屡有猛兽出没，其中便包括华南虎。在虎类当中，华南虎的个头虽然比较小（2-2.5米），但体重依然在三百斤左右，对于凡人来讲依旧是庞然大物。

      话说卞元亨听说伍祐场有老虎为患时，凭借着年轻气盛、一身肝胆，竟然徒手找老虎单挑。可卞元亨即使再莽撞，也懂得不能跟老虎正面相搏，而只能以智取胜。所以卞元亨在与老虎碰面后，面对着老虎的扑、掀、剪，用辗转腾挪来躲避，然后趁老虎泄气的机会，用脚尖猛踢老虎的下颌骨，一招便将老虎击毙。

      卞元亨只手空拳打死老虎的事迹很快便传遍乡里，立时成为远近颂扬的大英雄，而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便将他的事迹搬到武松身上，经过艺术的渲染、夸张，终于造就了“武松打虎”的经典传世。从这点来看，武松在历史上的原型正是卞元亨，只不过武松打虎的情节比卞元亨更精彩、更丰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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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士诚起兵后，卞元亨投身于他的帐下，以大将身份征伐攻讨，立下赫赫战功。卞元亨在军中与施耐庵私交甚好，平日里经常切磋诗词歌赋，很是相得。张士诚称王后变得骄横跋扈，除兄弟亲戚外，对外姓将领、谋士礼遇渐薄，由此引得卞元亨、施耐庵等人的失望，致使二人最终脱离张士诚归隐。

      明朝建立后，卞元亨因长期侍奉张士诚的经历，不想在新朝做官，所以面对朱元璋屡次三番的征召，每每都给予回绝，并赋诗“恐使田横客笑人”来申明本心（“及士诚跋扈，屡谏不听，辞去。朱元璋见卞元亨如此不识抬举，心中非常恼火，便下令将卞元亨发配到辽东充军。

      卞元亨在辽东流放三十余年，直到明成祖登基后才被赦返乡，此时的他已是年过七十的垂垂老翁。卞元亨超级喜欢培植牡丹，等到返回故里后，依然以吟诗作赋、培植牡丹来自娱自乐，并自称东溟叟，又号柏门老人。在获释返乡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卞元亨在家中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三岁。卞元亨文武全才，留下的作品很多，遗著有《柏门诗集》、《牡丹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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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中最有反差萌的要数武松和武大郎，一个身高八尺，一个身高五尺，都不知道怎么长的。这也是大多数人对武大郎的印象，直到我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新闻”：1994年，考古学家发掘了武大郎墓，推断真实的武大郎应该身高一米八。

      武大郎本名武植，河北清河县武家那村人，自幼家庭贫困，父母早亡，考古证明武大郎身高一米八。他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从小聪颖过人，崇文尚武，尤其喜欢诗书。

      前半生的不幸造就了这位七尺男儿，在他中年的时候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 并且出任山东谷阳县令，在任期间兴利除弊，清正廉明。看到这里各位看官惊呆没有，武大郎不但不是卖烧饼的，还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呢。

      再来看看武大郎的配偶潘金莲，潘金莲乃知州家的大小姐，出生富裕，住在距武大郎1.5公里的黄金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对武大郎一心一意。从小便爱慕武大郎的才华，早在武大郎穷困潦倒的时候，潘金莲不顾家人反对接济他。武大郎金榜题名后，这段良缘终成正果。并且生育了4个子女，并且没有任何的出轨，尤其是潘金莲的贤良淑德，反而是贤妻良母的好榜样。

      那为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中这对夫妻所为人不齿呢？后来得到证实 武大郎家贫时，曾受过好友黄堂的接济。后来，黄堂的房子被烧，投靠已经当了县令的武大郎。但是武大郎绝口不提关于资助的事。黄堂感到不满。

      于是，黄堂四处散播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丑事”，张贴“大字报”。武大郎和潘金莲成了焦点人物。

    西门庆见黄堂抹黑武大郎后，决定给黄堂出主意。西门庆让自己成了谣言里的“男小三”，与诸位女人谱出一段段荒唐之曲。

      而当事人武大郎却还蒙在鼓里。但黄堂回到家里后，却发现家里建起了新房子。妻子告诉他，这是武植派人建的。而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施耐庵信以为真，写进了《水浒传》。

      这一事件，见于施耐庵后人的道歉诗中，也在武大郎本人的墓志铭中得到了证明。但是道歉信的内容并没有被公示，据说如今放在了武家祠堂当中。

      然而我感觉其实没这个必要，毕竟只是一个小说罢了。虽然全文没有公布出来，不过我找到了其中一部分节选，只是不知道真假：

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

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

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

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