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乌斯自认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而不支持他，于是就留下并侮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人；又遣使者向汉朝进贡，请求汉朝放回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元帝召集廷议，准备派卫司马谷吉送栾提驹于利受回匈奴。御史大夫贡禹和博士、东海人匡衡认为：“郅支单于一向未深受汉之教化，距汉又遥远，可让使者送回他的儿子，但送到边境就可以了。”谷吉上书说：“中国与蛮族有长期笼络和约束的关系，现今他的儿子既然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年，恩德还是很深厚的，如果不把他送回家，送到边境就完事了，则显出断绝关系，他也就再也没有向往汉朝之心。抛弃前恩，结下后怨，不好。前议者认为江乃始无应敌之策，受到屈辱，因此为我担忧。我有幸能持大汉的符节，承陛下诏书，向匈奴宣谕厚恩，我认为单于不敢造次。如果单于怀禽兽之心，侮辱我，那么单于就犯了大罪，一定远逃，不敢靠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节而使百姓安定，这是国家的利益，也是我的心愿。我愿意送他到匈奴王庭。”元帝答应了。到了匈奴王庭后，郅支单于大怒，竟然真的杀了谷吉等人。
郅支单于自知有负于汉，又听闻呼韩邪单于日益强大，恐遭到袭击，准备远逃。这时，恰巧康居王不断受到乌孙侵忧，就与诸翕侯商议，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平常臣服于它。如今郅支单于困于我国境外，可迎接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东部边疆，然后共同灭掉乌孙，让致支单于当乌孙王，我们从此就不受匈奴的侵忧了。”于是派使节到坚昆国，传话给郅支单于。郅支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又怨恨乌孙，听到康居王的计策，大喜，于是和康居合兵向西。途中，不少郅支人因寒冷被冻死，只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后，康居王把女儿许给郅支单于为妻，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了康居王。康居王很尊敬郅支单于，想倚重他的威势以威胁各国。郅支单于多次借兵攻击乌孙，打到了谷城，杀人抢物。乌孙王不敢追。西部地区有五千多里的地方无人居住。
十二月初九，贡禹去世。十九日，朝廷任命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畤祭天。祭祀完毕，留下来围猎。薛广德上书：“关东百姓困顿不堪，人民流离失所。陛下却日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实在担忧。如今士卒暴露在外，随从官员疲劳困倦，诚愿陛下立即回宫，多想想如何和百姓同忧同乐。这才是天下大幸！”元帝即日回宫。 二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要荐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的人，光禄勋每年按此考核郎和从官。”
三月，大赦天下。
夏后，雨雪、霜早降，桑树受到灾害。秋季，元帝祭祀宗庙，出了皇宫的便门，准备乘楼船。薛广德挡在舆车前，脱下帽子叩头说：“请走河桥。”元帝传下话：“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广德说：“陛下不听臣的劝告，臣就自刎而死，血染车轮，陛下就进不得了祖庙！”元帝不悦。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主不应有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应当听。”元帝说：“晓人不当如是邪！”劝告别人，就应该这样把道理说清楚。于是元帝改从桥上走。
九月，天降霜，庄稼受灾，发生饥馑。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以自然灾害请求引咎辞职。元帝赐给他们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免除他们的职务。任命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归乡后，把元帝赐予的安车悬挂起来，传给子孙，以示荣耀。
元帝为太子的时候，跟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即位后，赐孔霸关内侯爵位，号褒成君，兼任给事中。元帝想让孔霸当丞相，但孔霸为人谦虚退让，不好权势，常说“爵位太高，我有何德何能胜任啊！”御史大夫屡屡空缺，元帝又想让孔霸来当，但孔霸也是坚决辞让了两三回。元帝深知孔霸是出于诚心，就是也就不再勉强。元帝因此对孔霸很是尊敬，对他赏赐也是很重。
九月二十四日，元帝任命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忌惮周堪、张猛等人，好几次在元帝面前说他们的不是。已经被免为平民的刘更生害怕受到陷害，给元帝上书说：“臣听说舜的时候任命九官，九官互相谦让，非常和谐。大臣们在朝廷上和睦，那么天下苍生就会欣欣向荣，所以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朝廷不和睦，而是互相诽谤怨恨，于是发生日食、月食，泉水沸腾，山谷易位，霜降失节。由此来看，和气致祥，不和睦就会发生灾害；祥瑞多现，国家安定，灾异多发，国家危险。这都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古今通义。如今陛下开三代之盛世伟业，招揽有学问的人士，对他们宽容，使他们有所进取。但现在一些不肖之人混进来，整个朝廷黑白不分，正邪杂糅，忠奸并存。奏章由公车上呈，但因上书而致入狱的人，充满了北军监狱。朝廷大臣不和，相互指责、陷害，惹出不少是非。这些迷惑视听、动摇皇上意志的事，不可胜数。分帮结党，往往是亲朋同伙串通一气去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之臣得势，是国家得以治理的体现；正直之臣被陷害，是国家遭遇动乱的根由。现在，这治理与动乱的关头，不知谁可堪任，而灾异之事频现，这正是臣所为之寒心的。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按《春秋》的记载，六年之内出现的灾异之事，都没有如今这般多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奸邪之臣得势了；奸邪之臣之所以得势，是因为皇上多有疑心。既然已用贤臣并行善政，如果有人毁谤他们，那么贤臣就会退去而善政也就不在了。有多疑之心，就会有玩弄是非的贼人来搬弄口舌；意志不果断，便给枉法之徒开了方便之门。奸邪之臣得势，则贤良之臣就不得不隐退；枉法之徒得势，则正直之士就没了。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之卦，小人之势长，君子之势消，则国政一天比一天乱；君子之势长，小人之势消，则国政一天比一天好。古代鲧、共工、驩兜与舜、禹一起在尧帝之朝，周公与管叔、蔡叔并居于周朝官位，当时，他们轮番进言相互诋毁、诽谤的事，说都说不完。帝尧、周成王能任用贤能的舜、禹、周公而灭掉共工、管、蔡，因此国家得以大治，其荣誉至今传扬。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同在鲁国做官，李斯和叔孙通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任用季孙氏、孟孙氏、李斯，而排斥孔子、叔孙通，因此国家大乱，国家之羞辱传到现在。所以，治或乱、荣或辱，在于人主所信任的人是谁。既然信任贤良，就要坚定不移。《诗经》上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并非石头，不可任人扭转，讲的是信守善义之心要坚定。《易经》上说：‘涣汗其大号。’发出号令，就像出汗，汗出来了是不能收回的。如今发出的诏令未过一个时令就取消，是在收回已出的汗；任用贤臣未到三十天便斥退，是在搬转大石头。《论语》上说：‘见不善如探汤。’看见不善之事如同触到热烫的水。如今丞相、御史大夫上奏，称那些奸佞谄媚之人不应留在官位，可是历年来都去除不掉。既然发出诏令如同返汗，任用贤人如同转弄石头，去除奸佞如同拔山，这样，还期望阴阳能够谐调，不就太难了吗？所以，一群小人窥见一丝漏洞，便修饰文字，用巧言来丑化诋毁，使流言蜚语喧哗于民间。因此《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默默地忧心着，愤恨这一群小人。小人成群，真的实在可恨。昔日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为拉帮结党（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引荐，不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比周）。为什么？忠心为国，没有邪念啊！今日奸邪之徒与贤臣并处于武士交戟而立的朝廷之内，他们联合同党共同谋算，弃善扬恶，信口开合，多作危言耸听之语，想以此让皇上倾向于他们。皇上若不经意间采用了他们的意见，这便是天地之所以要先行惩戒，灾异之事之所以连番而至的原因。自古明圣的君主，未有不施用诛杀之刑而能治国的，所以舜有放逐四凶的刑罚，孔子有两观之下的诛杀，然后圣德教化得以施行。如今陛下应以自己的明智，认真深思天地之心，阅否、泰两卦，厉览周、唐的用人之道，思虑秦国、鲁国的弃才之痛，以为警诫；考察吉兆之福，反思灾异之祸，用以揆测当今天下的变化。远地流放那帮奸邪的朋党，端掉制造危言耸听的窝巢，关闭一群枉法之徒的方便之门，方能开通正直的众人之路。能在疑惑中做出决断，在犹豫中做出甄别，使是非曲直明白可知，则百灾消灭而吉祥齐至。巩固太平基础，才是万世之利。”
中书令石显见到这份上书，愈加与许嘉、史高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
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青白而无光。中书令石显及许嘉、史高都说是由于周堪、张猛做事不利的罪过。元帝内心器重周堪，却担心招来他人非议，因而无所适从。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干受到元帝喜爱，常称赞周堪，元帝想让他帮个说个话，便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忿忿不容光禄勋周堪，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极善于机巧变化的人物，认为皇上怀疑周堪，于是顺随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只不容于朝廷，就是乡里之间也不容他。臣从众人那里听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曾谋陷自己的骨肉亲人，认为该杀；而臣前面上书说周堪不可以诛杀，是为国积恩。”元帝说：“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诛杀？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愚臣认为可以赐封周堪关内侯爵，食邑三百户，不让他管事。这样一来，陛下可以不失尊师之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元帝于是开始对周堪有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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