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思年
花总姓花，但并不花心，只是有点糊涂。当他明白强扭的瓜确实不甜的时候，才后悔不迭；而当他发现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时候，法院判决书已经送到了手里。
此刻，花总穿着印有社会花纹的黑衬衫，摇晃着杯中的啤酒，冰块哗哗作响。五颜六色的灯光经过玻璃的折射和桌面的反射后，照耀在他不以为意的面颊。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悠悠地说。
“还有一句，不听律师言，内裤不花钱，”我呷了一口酒，“因为没得穿。”
之所以跟花总出现在小酒吧的角落，一半是因为我正好在附近，一半是因为我想看看他请的大律师长什么样子。结果令人失望，那个拍胸脯、有关系、包赢的律师，不敢来。
两年前，花总找到我的时候，我还在一栋陈旧的律师楼工作。他一把推开玻璃门，大踏步走进会客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来个律师！”。仿佛律师就是那外酥内嫩的烤鸭，摆放在精致的盘子里，服务生将它呈上来，供食客享用一般。
那天，他跟我分享了他狂放的想法，而我的法律意见在他眼里，只是懦弱的表现。他的原话是，“你这么胆小做什么律师”。
他听从父母安排，迎娶了一位美貌的太太。两人性情不合，同居十几年，虽然有了个儿子，但并没培养出感情。最近几年，花总跟太太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次大打出手，闹得居委会阿姨都上门做工作，连社区民警的狗都认得他们了。
这样的狗屁婚姻，早该结束。
然而，花总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事业上。他跟几个兄弟投资开了家公司，自己持有50%股份。一旦离婚，股份就要作为共同财产，给太太一半。他一直在寻思要不要去委托律师帮他转移财产，结果还没行动，就收到法院传票了。
“这娘们……恶人先告状！”
“那叫捷足先登。”我纠正他。“所以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股份是我的，死也不让。你帮我转移财产，价格你开出来，我不是缺钱的人。”
不缺钱的客户，是个律师都喜欢。但花总这样的，我不喜欢，甚至在那时候还有点厌恶。凌乱的刘海、深重的眼袋、皲裂的嘴唇……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人厌恶，但他那咄咄逼人的架势、目中无人的神态和老子天下第一的语气，让我下定决心。
“这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才来找律师，已经晚了。”说完我摇头叹息，靠在椅背上，颔首注视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不过我提醒你，被法院知道你转移财产，要吃亏的。”
“怕了我就不姓花！”然后就冒出了那句至今我还记得的话：“你这么胆小还做什么律师！”
虽然气氛一度紧张，但我还是保持了克制。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还叮嘱他别犯傻，拍胸脯保证的律师一定不负责。他离开事务所之前，拿走了我的一张名片，扬言要找个大律师，我笑笑不语。
如果后来没接到电话，我可能已经忘记这个没礼貌的客户了。律师的生活就是这样，经常有许多新鲜事，也许是案子，也许是同行分享的八卦。你知道，经常吃川菜，突然换江浙菜，味同嚼蜡。花总的这个情况，也实在激不起什么波澜。
很久以后，突然有一天，我去外地开完庭返沪，在高铁候车大厅里，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魏律师……”
声音很耳熟，但想不起来是谁。等他自报家门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是花总。是的，两年前的那次咨询中，他根本没称呼过我。习惯于颐指气使的花总，在电话里居然换了种语气。
第二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清一色的红木办公用具，档案柜搞成了酒架，一个袖珍的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器搁在墙边。他给我沏了杯茶，茶香氤氲，多少掩盖了一点他办公室里的铜臭气。不对，是烟味。
花总在茶几上摆出了好几份判决书，我看了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就全明白了。
两年前，从我们事务所出去之后，经过狐朋狗友的介绍，花总去拜访了一位“大律师”。这位律师自称有路子，收了他20万，后期还有20%风险代理律师费，给他支招，让花总马上把股权转移到儿子名下，同时让儿子把股权质押给花总。
好主意！儿子又不是外人，不算恶意转移共同财产。何况股权质押给自己，这样就不能再转让给别人。花总心想，哪怕太太有天大本事，也拿不走股权，不愧是大律师！
花总根本想不到，看上去万无一失的布局，被人家几记重拳打得抱头鼠窜。几个回合之后，股权转让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股权质押协议也没活过中秋。更糟糕的是，法院据此认定花总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作价500多万的股权，只分得40%。
律师告诉他可以申请再审。当然，花总绝不差钱，只是输了一阵，面子上过不去。
“你帮帮我，那个大律师，虚头巴脑的，我再也不信他了！”
“怎么，你真想申请再审？”我哈哈一笑，目光落在墙边的推杆器。“花总，你打高尔夫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跟手中挥动的球杆化为一体？”
“没想到魏律师也是行家！就是这样的，不然死活进不去！”
“谬赞，我不会玩这个。其实我想说，你会不会偶尔也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球杆，而是那个将要被推进洞的球？”
花总哑然失笑，显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么我再讲得明白一点，那位大律师是不是跟你说这份判决可以申请再审，因为违反《公司法》规定？”
“他……是跟我提过，但我不信他！”
“这就是了。有时候你在设局，别人也在设局，你的局也许就在别人的局里。建议你及时止损，因为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份二审判决没有违法，推不翻。”
我起身告辞，他也不留，只是加了个微信。从他办公室出来，大口地呼吸着郊区的新鲜空气，似乎可以把所有烦心事全都抛诸脑后。那打不完的电话，写不完的文书，研究不完的课题，都可以暂时不理。
说实在的，从那天开始，我居然有点期待他的电话。毕竟后来复盘一想，我话说得太绝对，只是猜测，当然也不是全无根据。可是万一那律师真能手眼通天，我怕要变成一颗高尔夫球，钻进黑漆漆的洞里，才能藏得住脸上的羞惭。
然而，最终并没收到他的电话。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刚刚从法院出来，正准备联系永远打不通的执行法官，突然收到花总的微信消息：几张歪歪斜斜的图片，一行字。
得知再审维持原判，我长舒一口气，不禁感叹社会主义法治取得了长足进步！定睛一看，原来花总约我去一间酒吧。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我怎么能去，正准备回绝，又收到一条消息：那个律师也来。
有点意思了，我倒想看看是何方神圣。正好路程不远，去看看无妨，实在太好奇了。令我也没想到的是，我们在这酒吧里一坐，就是三个小时。花总今天话很少，酒倒是一杯接一杯，可那个大律师迟迟不现身。
“我猜，他不敢来了。收了你多少费用？”
花总没回话，只是点了点头。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像是报复，更不像是后悔。
这时候不知是谁把歌切了，喧嚣的DJ突然变成舒缓的流行乐，令人十分适意。我突然觉着，在这小酒吧的角落里，坐在黑暗中，居然可以产生很多哲思，尤其是在这样悠扬的歌声里。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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