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然
1
二十年前，我、王超、林涛生活的这里还只是个小村镇。那时王超的名气有点响，但也仅仅局限于我和我的同龄人，如今知道的一定很少，因为有太多的人离开了这里，也有太多的陌生人来到这里，离开的很难回来，回来的也许只是中转。
我们三个属于从幼儿园开始的差等生，差到人生履历上没有一句值得加粗的。王超虽然小我和林涛一岁，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谁更有力气，也就是谁打起仗来更狠。长期以来，我们都跟着王超混，遇到麻烦事，也都是王超出头教育对方一顿，因为他经历了太多血雨腥风的打架，他喜欢总带着一把刀，他坦言，带着刀会让他“有安全感”。那时的林涛还是那个习惯用袖口擦鼻涕的小孩，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看见他那个因反复擦过鼻涕而发亮发硬的袖口。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几条铁路贯穿而过，近几年小镇行政级别逐年升级，先是由镇变成了街道，现在成了开发区，大拆大建开始了，甚至人们穿着和语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此时，林涛正在拆迁工地，接过身后递过来的扩音喇叭，大声叫嚷着要赶工期。有人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擦了擦鼻子后把纸巾扔在了脚下。
我坐在这里，看着新的高楼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开阔的视野逐渐缩窄，楼宇间只留下一个个狭小的缝隙。每当有火车经过，我的心还是会颤抖，那哐当哐当的声音直接敲打着我的内心，我始终忘不了二十年前王超被火车带走时那绝望的眼神。
2
我们最后一次行动那年，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头发上下功夫了，但仅仅限于涂点摩丝诸如此类，没有人染发，染发是后来的事情，等染发流行的时候，我们都长大了。午饭后我和林涛在村道上碰头，来到王超家窗外叫他的时候看见他正在往头发上猛抹着摩丝，头发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会走路那天，我们就喜欢偷东西，夏天偷过地里的西瓜和黄瓜，冬天偷晾在屋檐下的咸鱼，有一次，我们把停在某村“大队”院里的拖拉机的一个仪表盘给拆了下来，这个仪表盘一直藏在我们家床下。
那天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某种习惯，我们沿着墙根走，墙根下或许存在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比如我偷到了一块铁板，林涛拎走了一袋土豆。我们走进了一户院子，院子里有人在墙根下的阴凉处睡觉，肚子随着呼吸节律一起一伏。我们刚要偷偷进屋，我的脖子一热，像滴了几滴温水，我本能地用手抹了一下，原来是几只停在电线上的麻雀的排泄物，麻雀扑腾两下翅膀飞走了，只留下一根孤零零的电线绕过大树，穿过门房，通向广袤的田野中，田野中整齐地竖着几根木质的电线杆，电线杆下有几段铁轨。
那铁轨打我记事起就在那里，似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衡线通向远方。每天都有几趟火车经过小镇上的车站，有的停几分钟，有时停个把小时，车站只有一个平房，房顶都长出了茅草，从窗户上伸出来煤炉的排烟筒一年四季都在那，像锈住了一样，墙壁被熏得漆黑，其实整个墙壁都是黑不溜秋的，只是有烟道的地方更黑而已。小站的旅客很少，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他们整天晃晃悠悠的，也不知在干啥。
“去火车上看看”确实是我提出来的，那时我第一次有了这个主意，趁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爬一次火车，看看火车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火车小站的那扇紧闭的大门如同虚设，已经快要散架了，我们轻而易举地钻到了站内。有个带袖章的女人坐在那像木头桩子一样，还有个胖女人正织着毛衣，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皱了皱眉头，又低下了头。
一辆绿皮火车从北面徐徐而来，渐渐停稳后，残阳的余晖照在乘客脸上，有人正用手挡着阳光。最后一节车厢外有个小平台，平台外有铁栅栏环绕，我们就从那里翻上了火车。那一节车厢内并没有乘客，只是一些杂物无序地堆放在一起，似乎每样东西都附着着一段时光，空气中充斥着泔水桶的味道。走到车厢链接处，透过门上的玻璃向前看去，前面有些乘客，只是门锁着，过不去。我们把一捆铁丝扔了下去，这捆铁丝完全可以满足做弹弓、弓箭的少年需求。
就在我们要下火车的时候，隐约感觉到火车已经开动了，我和林涛相继迅速翻过铁栅栏跳了下去。王超把一条腿迈了过去，半个身子也已经到了栅栏外，只剩下把另一条腿抽过然后一跳，可越来越快的速度让他又退了回去，站在火车上满眼绝望地望着我们，我拼了命地向火车招手，追着火车跑，王超却僵在了那里。“快点跳下来啊”我有点声嘶力竭，有人确实从火车窗户里探头看了眼我们，很快又把头缩了回去。火车的速度让王超手足无措，那绿色的车体伴随着哐当哐的的声音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我和林涛面面相觑，没说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突然往家中跑去，林涛却把我拦住了：“你要干什么。”
“赶快回家告诉大人啊！”我的声音已经在颤抖了。
“这事不能说，咱们偷了火车上的东西，是要去坐牢的。”林涛警告我：“再说了，去火车上也是你提出来的，你是主犯。”
我很害怕，浑身已经湿透，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味道。此时林涛的鼻涕已经流到了嘴边，他使劲吸了吸鼻涕，又用袖口擦了擦。
第二天一早，林涛找到了我，告诉我王超爸爸开始找王超了，已经问过他了，问他见没见过王超，林涛再次警告我什么也不能说，不然我俩会被“小分队”抓走。我听到“小分队”就害怕，那是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不同于公安局，但是也负责社会治安，会抓人，会用电棍电人。林涛告诉我，王超不会回来了，只要我们俩不说，没人知道。
当王超爸爸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内心很纠结，我不知道说出了真相是不是王超就可以回来，王超现在在哪？可是我没说，坚定地摇了摇头说没看到，真相几次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那天下午，王超的爸爸到镇派出所报案，警察们接到报案也赶到了这里，但是他们未作任何处理，走了。王超爸爸多次到派出所询问，警察始终强调让他回家等，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他，然后话锋一转，诉起苦来，表示人手少经费又紧张。
王超就这样从我们身边消失了，父母关上家门，把嘴巴贴近了我的耳朵：“有人看见王超不见的那天跟你在一起，你说实话，到底知不知道他去哪了？”父母说话的声音极小，仿佛只是嘴唇一张一合带出来的动静而不是从喉咙发出来的。
我还是摇了摇头。那一年我和林涛十四岁，王超十三岁，那时的心就像一张白纸，往上面画什么就是什么，并且不易涂抹去。
3.
林涛学习成绩依旧糟糕，数学老师三年都不知道他叫什么，英语课代表也从不主动要他的作业，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港片“古惑仔”的海报，就连玻璃窗户也未能幸免，我问他这样阳光怎么照进来，他说这样能看见海报里砍人的刀的轮廓。靠窗的地方有一个五斗橱，五斗橱和墙之间的缝隙里藏的全是武侠小说。
读初中三年级后，我爸妈开始抓我的学习，我爸办理了“停薪留职”，专门在家看着我。他看我和林涛走得太近，担心我以后的日子就像林涛一样，就严厉警告我别和他来往，甚至连招呼都不能打。
我拼了半条命才考上了高中，林涛去了技校。那年头技校说是培养技术工人的地方，实际上啥也不是，只是混个毕业证而已。林涛到了那里，并没有多大的学习负担，但是混得很好，还受女孩的喜欢。而这主要靠打架，林涛说他一拳能把一个同性打趴下，也就是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受到女孩的欢迎。
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林涛来到我的学校，并且在我寝室的那张床上睡了几天，因为林涛把他一个叫李明的同学的脑袋用啤酒瓶“开了瓢”，李明带着一群人满世界找林涛报仇，他四处躲藏，最后想到了我，学校确实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林涛的到来，给我平庸的高中生活增加了几分色彩，我被一群因为空虚无聊而崇尚暴力的同龄人围在中间视若明星。
林涛给我宿舍的人讲，他的江湖经验除了打打杀杀，当然是几次被“小分队”抓到的经历，林涛建议大家不要小看“小分队”。被逮到的话，最美妙的是被电棍电，一下子昏过去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其次是狠狠揍一顿，到时候你从里面出来贴几块膏药和创可贴也就行了，这都算幸运。让人难受的是，他们会把你铐在窗户上方的窗棂上，让你脚尖着地站上整整一夜。他们也会大冬天的给你泼一身水，然后拿电风扇使劲吹你。他讲几句，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袖口擦擦鼻涕。
林涛走后，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他在宿舍留下的一本《九阴九阳》，然后像是日本鬼子撕碎妇女的衣服一样，把书撕得稀巴烂。
4.
此后的几个月，我没见过林涛。直到那天，林涛突然跑到学校找我：“王超回来了！”我顿时愣在那里，王超回来后会对我们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我想象了无数个关于王超家人知道真相的后果。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几年前，我们欺骗了王超的父亲，几年后，王超却同样跟父亲撒了谎。他并没有跟家人透露任何关于我和林涛知道他去向的信息，而是说他自己爬上了火车。然后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起了他这几年的经历，给我的脑子里增加了一段本不存在的记忆。
火车在下一站停稳后，王超爬上了朝相反方向开的一辆列车，他认为火车轨道就像马路一样，坐上相反方向的列车就能返回我们的小镇，返回那个又小又破的火车站。可是，火车却没有按照他想去的地方开，而是在某个岔口转向了别的方向。当饿了一天肚子的王超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终点站下车后，望着孤零零的车站和逐渐散去的人群，流下了眼泪，从未有过的绝望如同冰冷的液体注入他的全身，从他的血管朝身体各处蔓延。
王超趴在候车室内涂着斑驳绿漆的木长条椅子上哭了好一会，而后向一个正在清扫候车室的带红袖章的人求助，那个红袖章戴头上的大檐帽给了王超无比的信任感，王超知道警察、解放军都是戴着大檐帽的人。红袖章给王超买来了面包还有火腿肠，还把王超带到了一家小旅店，告诉王超哪也别去，第二天会有人来接他。
第二天一早，一个满脸胡子的人敲开了王超的房间门，一说话满嘴的大金牙还能看到厚厚的牙垢。大金牙带着王超先是坐汽车，而后经历了拖拉机和三轮车，车顺着山路前进，最后到的是一个大型的工厂，工厂具体多大王超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很高很高水泥墙和很大很大的水泥院，大院门口绑着一只狼狗，它扯命嘶吼，扯断锁链朝王超奔来，被门卫室的大爷一口喝住，这狼狗才慢慢挪着步伐，退到院墙背后。
王超住的是茅棚屋，夜里有风吹来，王超哭着喊要回家。同住的人捂着王超的嘴，让他别犯傻。
王超在工厂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被人驱赶着不停地转。
三年后的一个凌晨，王超顺着水泥墙往后院走去，能看到不远处的房子上挂着“寒沟石棉厂”几个字，这几个字一直刻在王超的脑海里，任凭经历了再多的沧桑也无法将它抹平。后院停着一辆三轮车，三轮车上好多菜筐，菜筐里面装着烂菜叶子。王超很小心地缩在菜筐中间，他的四周无任何空间。接着车子挪动， 很久之后，王超能看到车和来往的路人，才从菜筐里钻了出来，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走进了派出所。
王超在警察的帮助下回来了，他的妈妈一年前刚刚因为癌症死掉，爸爸也整日喝酒，脑子已经被酒精腐蚀得不怎么好用，看见跟王超差不多大孩子都会跟着瞅好一会，问他知不知道王超的下落。
5、
林涛技校毕业后，到了一家国营工厂工作，我考上了大学。回家后的王超没有继续读书，在家玩了几年，而后就去工地学做泥瓦匠。那年，我和林涛十八岁，王超十七岁，此前的事在他们两个人记忆中留下什么样烙印我不清楚，但是我每当回忆，总觉得有一个神秘的漩涡，会把我身上的血液都吸干。我曾问过王超以后想做什么，他歪过头说闯世界。
我在去大学报道前，王超在我的背包里塞了十几张碟片，他坏坏地笑着说，一个人在外，兄弟们不能给你撑腰，到时候把碟片给室友都看看，看完保证他们绝对不欺负你，都抢着和你好。
又过了一年，王超后来辞去了泥瓦匠，买了一张地图，在家研究了几个月。他把一个个地名都用不同颜色的笔圈了出来，而后把快散架的地图塞到了背包里，告别了父亲，独自一个人踏上外出打工的列车。
王超又回到了他曾经呆过三年的城市，火车站年久失修，加上经济不景气，外墙皮都脱落了，候车室内的长条椅子依旧，涂在墙上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几个大字日见斑驳，到处蒸腾着发霉的味道。车站前的小旅店的招牌换成了快捷酒店，旁边还多了几个药店。
王超上了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终点站，刚一下车，便有好多三轮车围了上来，手里举着“寒沟”的牌子。他记得那年，大金牙带着他也是在这里停过，还带他吃过一碗面。面馆还在公共汽车站旁，王超要了一碗面，女老板问他吃饱饭后要不要按摩。面馆有个很大的后院，院子里停着几辆半挂车，墙上歪歪扭扭写的“住宿”。
王超就这样又回到了“寒沟石棉厂”。从那以后，王超每日奔波于石棉厂和火车站之间，带着不同的人到了那里，只是每次路过面馆的时候，王超都会在那里住上一夜。
6、
我大学毕业后，工作，贷款，买房。林涛从工厂下岗后承包了镇里的一个鱼塘，他除了喝酒便是频繁地更换女朋友。林涛还接别的活，这种活不是手底下有百八十个泥瓦木匠接单子那种活，而是替人办事，只要收了钱，任何事情都可以办，他曾经收过一万块钱，从厕所弄来一坨屎逼着别人吃下。
我们渐渐没有了交往，逢年过节回村遇见，就是站在村道上寒暄几句。本来我们的生活轨迹不会再有过多的交集，直到王超再次回来。此时的王超已经是一个走到哪都腋下夹着一个皮包的包工头，脑满肠肥，一道熠熠生辉的金项链在他粗短的脖子上，头发染成了酒红色，并且长到给他一把吉他能甩起来的地步。多年前的几个同学成了他身称兄道弟的帮手，林涛就是其中一个。
王超回家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举办婚礼的，在迎亲的前一天晚上，按照习俗是要找个童男陪睡的，叫压床，王超让我给他压床，半夜褥子里面遍布的红枣和花生之类的东西把我硌醒，我看到王超正坐在床边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很有节奏。
黑暗中，我问王超；“你当初为啥又回去了，怎么想的？”
“咱们总是说大城市怎么怎么开放，都是放屁，越是边远的山区越开放。我跟你说，你可能不信，我囚禁在工厂干活那几年，看见小老板们过得很潇洒的，小老板就是大老板的手下，他们不用干活，只负责轮班看着我们，轮到休息的几个人不是就是在一起喝酒就是开着面包车出去，回来时三四个人每人搂着一个妹子，然后进了同一个房间，每次妹子都不同，我那时就眼馋。
“我逃出来后，去了派出所，可人家警察根本不管，还威胁我说什么什么是要坐牢的，那个词好像是什么棒子。
“诽谤”我立刻接上了话。
“对，对，是诽谤，警察拿出电棍在我面前晃，对说我诽谤是要坐牢的，最后把我送上了回家的火车，所以我回家后也不敢说实话。“天天干泥瓦匠挣那几个钱，累死累活，所以我就回去了。我回去了就是为了当个小老板，挣钱也容易，反正警察也不管，或许是老板早已买通了警察。我起先是从车站带了打工的人去了石棉厂干活，介绍一个人能挣五十块钱。后来看厂子，就是不让干活的工人逃跑，就像现在大城市那些巡逻员，东走走西走走，巡逻员手里拿的是胶棍，我们手里拿的是杀猪刀，当然是别在腰上的，工资很高，日结，一天能赚一两百块钱。有一次，一个干活的工人要跑，我接着跟上去，抽出杀猪刀，一道光闪过，那个人耳朵没了，耳朵掉在地上，我又一脚上去踩烂。砍掉别人的耳朵后，大老板说让我做他的贴身保镖，一天给三百块钱。渐渐地，老板有些不爱接的工程就给了我。
“我们闲暇时间那就钓妹子，有了感情后，把她送到酒店、发廊里去挣钱。妹子喜欢你之后会愿意做这些的。有的不愿意去的，把她关在一个没有一丝光线小房间里，脱光了打，真打，还有跪玻璃瓶，可以疼得让你想爬都爬不了。
“我老婆是在面馆后面按摩时认识的，她叫我去她家玩。这不明摆着的嘛。一进她房里，半句客套都没有，两人滚在一起了。我们处了一段时间，朋友让我把她送进发廊，但我不同意，我说算了，放她走。我让她连夜就走，她却不愿意走，就一直跟着我。 ”
我被这生猛如海鲜一样的描述震惊了，次日，我醒来的时候王超已经穿戴整齐，西装革履，他说他确实没有想过自己能穿一身正八经的西装。
王超结婚那天放了很多鞭炮，满地的红色碎屑，空气中刺鼻的味道久久不散。
7、
王超回来后再没有离开，镇上大拆大建后他就搞点工程，盖公园、扩马路，只要有钱赚的都干，他腋下的皮包内一直装着一把匕首。那时，周围已经出现了众多饭馆和娱乐场所，王超时不时约上他的帮手喝酒、唱歌。
那天，王超、林涛还有另外两个人喝了五瓶白酒，喝完酒大家还不想散，有个家伙说去唱歌，整点啤的洗洗肠子，大伙同意了。但是林涛没去唱歌，他说想去洗浴中心，洗个澡按按脚，王超他们唱完歌可以去洗浴中心找他。
林涛也不是特别喜欢按脚，只是他那段时间特别喜欢洗浴中心一个叫小红的按脚妹妹。洗浴中心老板是个女的，叫王娜，长得也不错，给林涛递了烟，还陪林涛在前台沙发上聊了会，告诉那天小红正在忙。
林涛就在大厅里候着， 躺了好一会，也不见小红来，正好碰上一个走过的按脚妹，林涛抽了张纸巾，擤了把鼻涕后问：“小红呢？”那姑娘指了身后一个包间就径直走了，林涛凑到房门前听了听，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借着酒劲和这些年积攒的胆量，加上好奇与嫉妒，一脚踹开了房门，然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他竟然一拳将小红打飞了。几个保安，将林涛团团围住，老板王娜赶来了，再三致歉仍然无法让林涛释然，出于报复，林涛提出让王娜陪他一夜的要求，于是林涛被保安一顿揍，抬着扔出了洗浴中心。林涛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王超搬救兵。
正沉浸在难听无比的歌声中的王超掐灭烟头，在地上踩了几脚，立即带着人直奔洗浴中心。王娜跟王超也是认识，当年也是靠手下几个人的拳脚在社会上混的大姐大，后来认识到光靠打架不是混世正道后，渐渐收敛了。王超本来和她井水不犯河水，想做个和事佬，摆个酒局双方一笑泯恩仇，可是林涛的话点燃了王超的怒火，让林涛吓坏的景象是，他一脚踹开包厢门，看到王超他爹正悄无声息地趴在小红身上。王超妈妈死于癌症后，他的父亲就开始酗酒，穷了大半辈子，晚年王超有了钱开始了寻花问柳的生活。这正是王超不能容忍的，自己的父亲竟然跟自己所谓的兄弟同时干了这种风流韵事，而且是同一个女人。
满身酒气的王超不对女人动手，他推开王娜。此时王娜的姘头也来了，叫李明，就是上技校时被林涛开了瓢后来领着人满世界找林涛报仇的那个李明，为此林涛还在我的宿舍躲过难。李明看到林涛哪里肯算完，直接让保安抄家伙，每人手里拿着约三十公分的钢管，像恶狗一样朝王超他们几个扑过来。王超掏出匕首直接向李明胸口扎了上去，血顺正着半尺长的刀柄流了出来，带着腥味的热气很久都没有散去。
王超自己报了警，还叫了救护车把李明送去了医院。派出所到了后履行程序一样把王超带走，警察和王超也是朋友了，刚开始还说这连防卫过当都不算，最多是误伤。可是医院传来李明的死讯后只好将王超羁押，然后走司法程序。法院一审判了王超过失杀人，刑期二十年。警察朋友安慰王超，赔偿点钱，动用点关系，在里面表现好点，七八年就出来了。
8.
小镇的拆迁成了市里的一桩大事，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首长参加小镇全面拆迁重建典礼时候，李明一家老小披麻戴孝地出现，震天的哭声打断了庆祝与贺词。首长怎么做出的批示无人得知，人们知道的是，小镇的领导换了一批，派出所所长和干警也换了。再之后就是法院重判，王超因故意杀人判处死刑。
我去监狱看过王超一次，他已经瘦得脱了形，四目相对，居然长时间无言，我不知道王超为啥一言不发，只是我忘不了他那绝望的眼神，与二十年前被火车带走时一模一样。
我还有好多话没和王超说，比如关于爱，关于人生，关于未来，和关于这座承载着记忆即将面临的全面拆迁的小镇。林涛接替王超承揽了许多拆迁工程，小镇斑驳陈旧的民房墙上随处能看到大大的红色“拆”字，新耸立的高楼与待拆的旧房夹杂着。一个小镇变化的印记，显现出纷乱的脚步，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不知是否记得这个小镇上曾走过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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