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读历史？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是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莱德说，熟知历史，使我们知道人这种动物能干得出什么事来，使我们对未来更有想象力。

《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说，不能以史为鉴，但是历史很有趣。

而一代通儒钱穆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一，当信任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第二，所谓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第三，所谓对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之最高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却与古人。

第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必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2，

钱穆，字宾四，出生于清光绪年间，一代通儒，具有“一代宗师”“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等称号，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先生曾执教于国内一流大学，包括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1950年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学作品，出版近80余种，可谓是著作等身。

在北大教授“中国通史”期间，他与胡适均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有“北胡南钱”之称，后来，将其教授的“中国通史”内容整理成书，名为《国史大纲》，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材。

“中国通史”曾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三度开讲，在北大教授四年，除本校学生外，许多外校学生慕名而来，课堂每每人满为患，可谓是盛况空前，西南联大亦是有过之无不及，钱先生上讲坛无路可走，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2017年3月由钱先生的学生叶龙整理出版了《中国通史》，此书可视为《国史大纲》的课堂版，因为有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在前，又因是课堂内容的整理，故《中国通史》偏重简约，要言不烦，全书十万余字。

《中国通史》按时间主线叙述，自神话传说起（皇帝、蚩尤），一直到孙中山辛亥革命胜利成立中华民国均有讲述，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全书共分为十篇，各篇或讲一个王朝（第七篇、第八篇）或讲几个王朝（第一篇、第二篇），总之叶龙先生既能还原当时真实的上课场景，又能秉承要言不烦的原则记录课堂内容。

3，

书中对钱穆先生独到的历史解读均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例如钱穆先生认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禅让，原因有必然和偶然两个方面。

必然方面，王莽是读书的贫苦子弟，并非伪君子；王莽的太太打扮简朴，可见王莽并无做王之意。

偶然方面，如果王莽的姑姑早死，则王莽不能出头；太后傅氏如果晚死，则王莽也不能出头。

所以，钱穆先生说，王莽并非处心积虑，亦非篡位，即使假装数十年，亦极伟大。

钱穆先生除了对历史有新的解读之外，此外对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政策亦有评述。

在对待匈奴的政策上，钱穆先生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秦始皇对付匈奴筑万里长城，采取防御政策。

第二，汉高祖刘邦以后，因为建国初期，国贫兵疲，故采用和亲政策。

第三，汉武帝时期，采取挞伐政策，一直将匈奴追至西域，最后逃至罗马，西人称为“黄祸”。

第四，唐朝时期则是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各少数名族融为一家，甚至任用少数名族将领，大名鼎鼎的安禄山就是突厥人。

第五，之后的王朝已无汉唐雄风，宋朝时有“靖康之耻”明朝也有“土木之变”，元和清就更不用说了。

5，

《中国通史》讲授于国难之秋，外患刺激，巨变的生活环境，使得钱穆先生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末，最终凝聚成充满了人的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为纲的中国通史。

正如钱穆先生在书中所言，每一个国人均要对本国以往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