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明白为何祖母总会泪流满面。后来我看到了祖母心里那座被强拆的建筑之后，才发现岁月带走的不只是那一眼的从南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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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盯着地图凝望大连的那条滨海中路。

祖母常跟我说，那条如今四通八达的纽带，曾经是她青春里蜿蜒曲折的记忆。就像一条不停扭动着的载着厚重珠宝的游龙，它舒展开盘踞许久的身子，把旧年代里一个人的一生都带走。

以前人们口中的“大龙街”，成了现在的滨海中路。

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祖母总摆摆手，说不碍事不碍事，她记着的，永远都是那条长长的大龙街。

而祖母抽烟的习惯，也是在她爱着的大龙街上养成的。祖母做事都很草率，连抽烟也是。她烟瘾犯的时候，就随手撕一把祭奠死人用的黄纸，往上面撒些烟草，然后粗略一卷，划开火柴，烟雾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问祖母如今钱财不缺，怎的还要如此。祖母吐几口烟，讲说，她习惯了。

我一直以为，祖母本就豪放，听祖母讲过她那时的故事，才晓得这看似不羁的女子，竟也安静如水过。

祖母爱大连，爱那座城市。她说，那座城市里，埋葬了她的爱人，祭奠了她的青春。

祖母姓杨，名念慈，在文化大革命扫乱全国各地的时候，她是祖辈里难得的知识分子。祖母的父亲在钢厂上过班，大炼钢铁的时候搬铁被砸死了，于是祖母一直与她娘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祖母老家在烟台，她十二岁那年，从蓬莱县里码头乘滚装船一路向北到了大连求学。

但祖母也没想到啊，这一去就是十年，一去就是一生的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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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正是填补大跃进错误的时候。那年的大连，就像一只从茧里挣扎着爬出来的有斑斓花纹的彩蝶，整洁而厚重。

祖母生性安静，初来陌生环境只觉难以适应。那时她远不知道，这个似乎陌生的城市，会包含那么多故事。

那时的女孩子少有读书的，所以祖母就读的中学里，女同学并不多，仅稀稀拉拉两三个。

只是第一天，教国文的先生便背着手走到祖母桌前说:

“恁就是杨念慈？中国难得的女娃啊！”

祖母点头，却不知他说的“难得”二字是何意。她只当是难得有肯接受教育的女子，未曾想另一种含义。

学堂里只她一个女孩子，自然受男孩们的排挤。祖母的桌椅上经常有不知名的虫子，她也几次想过休学。

男孩们总说，这么好看的女娃就该早娶回去热炕头，怎的还要来念书。

那时的大连南端，正是知识分子聚集的时候。教育虽说较好，但总有那么多跌跌撞撞。祖母本就脆弱的心脏，在男孩们的有色眼镜下愈发变得柔弱易碎。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角落。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空洞的大连，几乎是像一只巨大的针头，抽走了祖母尚存的一丝归属感。

唯一心里的安慰，便是这隔了一片汪洋而相似的乡音。

学堂里先生讲课，也都操着一嘴当地方言。好在南繁北齐，生在华北的祖母，也能听懂。

那时的祖母，到哪儿都要带着本《诗经》。那本被朱熹称为淫诗满篇的《诗经》。

因为读过了“无使尨也吠”的祖母，便觉诗经是不可拿来学堂的。可祖母那时对这本“淫诗满篇”的书情有独钟，只好小心翼翼藏起来带到学堂。

她怕学堂里迂腐的老先生也会像朱熹一样。

有句老话讲，纸包不住火。祖母那粗枝大叶的性子，还是被人发现了这本书。

那是教国文的先生，说她“难得”的先生。

那国文先生，哪说得什么，拿起这本诗经便是一顿翻阅，淡淡说了句“不错”便走开。

祖母讲，那两个字，极其柔和。

后来祖母听人家讲到，这国文先生姓章，祖辈都生活在这大连的大龙街上，上有父母兄姊，下有一双儿女，经济可观生活富裕。

普通，而不平凡。

在迂腐书生气充斥学堂的时候，章先生是一股污浊水流里清澈的存在，何等神人。

那丢失的归属感一下子被填满，心里的彷徨也逐渐削薄。

其实祖母错估了一个问题，“难得”归“难得”，任何人皆不是例外，即使她是知识匮乏时代里的女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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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祖母跟着她爷爷在大龙街租了房子住。六四年的时候，祖母的爷爷去世了。

祖母讲，她爷爷是失足掉到茅坑里淹死的。当时，老人家腿脚不便，就在茅坑口上面挂了个铁链子，蹲坑的时候用手拽着，后来不知怎的铁链松了，人就掉进去了。

祖母下了学回来发现爷爷没有了，满哪没找着，寻人启事贴出去三天以后，祖母用舀子挑茅坑里屎尿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只手。那天，祖母受到惊吓而大叫的声音，响彻整个大龙街。

祖母讲，后来家里人把尸体搬走了，只留了祖母一个人。那时候祖母孤零零一个人在大连，隔了片海就好像是两个世界。

她说，在学堂里度过的时光是最好的。一回到家，就害怕得很。就连夜里睡觉，祖母也要在床头点上煤油灯。

因为这件事，祖母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连蹲茅坑都得手擎着煤油灯。她愈发依赖白日里的光。

祖母讲啊，她起先那十几年里几乎都是黑暗，生命里没什么光，受了惊吓之后更是堕落度日。

那段时间，学堂里章先生对她总是额外照顾。或是觉得她一人在外省求学不容易，或是觉得一个女娃娃如此渴求知识很难得。

当年冬天，有两个月里，大龙街全街缺水，不少人几天也喝不上一口水。因为离海近，经常有大批人去海边舀水喝。海水很咸，但总比渴死要好。

祖母也会去海边舀水。有一天，祖母在海边遇到了章先生。他也来舀水了。

刚想打招呼的工夫，章先生递给祖母一包白色的东西。说回去烧开了水，加点这个，就没那么咸了。后来祖母回家尝了尝，发现是糖精。那时候，糖精是有钱人家才能用的。

这种恩惠，祖母是从没体会到的。于是她颓废漆黑的心里就好像有了一道光，可以代替太阳的光。

她心里是很向往的。是很喜欢的。

但祖母那时不过十四五岁，她不懂，不能太依赖一个人。万一那人一走，就全完了。

在饥荒盛行的时代里，祖母那颗死了许久的心就好像被一把烈火点燃。

不过人在风中，聚散无常。世上分离是常事，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那是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说话了。

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下子街坊邻里都好像变了样，曾经和乐融融互送水果的对面大姨也高举了批斗的旗帜。

那段时间，最危险的，就是知识分子和有钱人。

曾经把你高高举到天上的人，如今也巴不得将你蹂躏至死。

中考完那天，祖母就听说了章先生被人抓去牢里批斗的消息。

祖母心里那个生了锈的铁门就好像被一辆坦克轰炸开，记忆里的平房全部被夷为平地。

她一路跑到牢里，路边野花张牙舞爪。

先前的大院，如今的监牢。祖母放慢了脚步。

有人被按在地上不断磕头，有人被剪刀咔嚓剪掉长发，有人被绑在柱子上训斥。一条条横幅上写着大字:

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祖母一眼看到了章先生。她刚想过去，却被人拦下。

“小女娃，你找哪个？这儿不是你来的地儿。”

祖母没说话，愣在了原地。

她看见一个穿着蓝布白领的女人，跪坐在章先生面前，拿出了一碗白饭，好像是在对看守的人说，她只给他吃白饭，他这样的人，哪配吃菜。

女人送完饭便走了，祖母一个人在原地站着，看着章先生狼狈的模样，眼泪划过她白净的脸庞。

她看着章先生一口一口咽下白饭，却发现那白饭下面，盖着一块又一块的红肉。

祖母完全忽略了旁人的驱赶，失了神一般，跑了出去。她这才明白，原来这两年，无非是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想，那时候祖母的背影一定很仓促吧。

也很滑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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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学堂里学生都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桌子。故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后来祖母听说，章先生家里的钱都被人搜罗走了之后，人才被放出来。

她也去找过章先生。不过叩门的时候，是那天在牢里看见的女人开的门。

是他妻子吧。祖母心想。

“我是先生的学生，听说先生被放了，来看看他。”祖母低头，眼神飘忽地说。声音很小，如同偷了人家东西被发现了一样。

女人哦了一声，带祖母到了里屋。

祖母连一声“先生您好”都没说出口，就被一句话呛了回去。

“你来这儿做什么？”章先生看到祖母，惊愕的脸上多了一分愠怒。

“我...”祖母本有千言万语和满腹相思欲诉，生生被一句话噎在嗓子里，那感觉就像有块鱼刺卡在嗓子里，痛得要死，却怎么也拔不出来。

“你走吧。以后也别来了。”

言语间很是冰凉。

秋天的风很冷，打着祖母的脸，她点头说了句“先生再见”，便匆促跑出去，好像在那里多待一秒，都是耻辱与煎熬。

祖母说，她其实一开始就料到会是这样。以后，便不再打扰了。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文革结束那年，祖母乘船回到了烟台。

我问祖母啊，她对那个国文先生的感情，也无非只是青春时兵荒马乱所产生的朦胧依赖吧。

祖母摸我的头，说不是。

也是啊。如果当真只是一时的悸动，祖母怎会终生未嫁而选择收养了一个女儿。如果当真只是一时的悸动，祖母怎会已年过花甲提起这些事却还会涕泪横流。如果当真只是一时的悸动，祖母怎会从一个安静的姑娘变成如今的老烟枪。

其实早在祖母父亲去世那年，她就已经长大了吧。祖母一直在变老，祖母的一生过得也很慢。

就像木心诗里面说的，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只是啊，祖母这辈子，也没明白他口中“难得”二字的含义。

那些日子里，所有没说出口的东西，所有悸动在心的东西，都化为某个秋天簌簌落下来的干脆叶子，来年时候，就深深埋在了土里。

那时，我年方十四，祖母摸着我的头说，“囡囡呐，你这年纪，可得学会放下一个错的人，莫学我，莫学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