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许多人在无视那段历史，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那个年代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记。
一九七二年，我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
我就读的是当地最正牌的一所中学。所谓的正牌，是因为那所中学是四九年后当地兴办的第一所中学。
由于家庭的原因，我没有能和大多数同学去知青农场，而是单独去了一个农村插队务农。
那个时候的学制还是冬季毕业，办好了各种手续后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几天后我知道，那是我去的农村一年农忙季节的开始。
十八岁是个懵懵懂懂的年纪，对即将奔赴的农村内心里既兴奋又有些不安。兴奋的是，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终于可以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那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那是一件无比荣光和自豪的事。
不安的是，对在那即将开启我人生旅途的那片“广阔天地里”可能遇到的挑战完全陌生和无知。
我去的那个生产队，在当地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当时一个工分能有七毛钱，这个七毛钱在当时足以用于一家三口一天最基本的开支。
生产队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性格开朗活泼，富有感染力。后来的相处，发现他还是个既精明又善良的农村人。
他热情周到地帮我安排好了起居，周围的乡亲屋前屋后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城里人，直到我在那个简陋的屋子里铺好了被褥，摆放好了脸盆、茶缸、水瓶等洗漱用品后才嘻嘻哈哈地离开。
第二天，生产队长带我在他管理的地盘上转了一圈，并告知我一年的农忙开始了。
看着四处金黄的油菜花，看着田地里劳作的乡亲不时传来的笑语声，心中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第三天，我就拿着公社专门发给知青的农具走向了田间。
一年的农忙总是从收割麦子开始，在我来的几天前，生产队已经将大部分的麦子割下了，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时间，把割下来的麦子从田里挑到生产队的晒场上择机脱粒收藏。
因为那个季时节是多雨季节，如果不及时把麦子挑到麦场上并尽快脱粒晒干上缴，一旦下雨，麦子就会泡在水果，由于气温高，麦子很快就会发芽，一发芽就出不粉，那这一季的收成就报废了。
所以，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次劳动就是从挑麦子开始的。
以前在学校时，我非常喜欢体育锻炼，练就了一身结实的肌肉，对接下来的体力劳动还是很自信的。
把麦子从田里挑到晒场这项农活在当地被称为“挑把子”，割下来的麦子已经捆成一人可以抱过来的一垛，这就叫“把子”。“挑把子”就是把几个小把子再用绳子捆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把子，来回用扁担地挑到晒场堆放。
从田头到晒场大约三里路，路途还不算远，乡亲们都很轻松地挑着把子，一路上互相还有说有笑。扁担在他们的肩头上下跳跃，轻盈自如。一个肩膀累了还像玩戏法似地把扁担从一个肩膀迅速地换到另一个肩膀上，看得我十分好奇。
队长教我如何把几个小把子捆绑成一个大把子，还叮嘱我刚开始干活不要一下子挑那么多。我挑了两个来回觉得还可以，就多捆了几个把子变成和乡亲们差不多的大把子，这时肩头的重量大约有七、八十斤。
那天挑把子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一直到晚上十点结束。开始我还好强地跟着乡亲们的节奏，但挑了两个小时后我就对我的体力不那么自信了，肩膀的疼痛感逐步加重。一方面我用的扁担是新的，硬硬的缺少弹性，乡亲们称之为“生扁担”。“生扁担”缺少弹性，扁担两头很难在肩头上下跳跃，而正是这种跳跃可以瞬时减轻肩膀上的重量，换句话说，在整个挑把子的过程中，大约有一半的时候肩膀上的重量是较轻的，可以节省不少体力。
可我的是“生扁担”，弹不起来，而且我不会换肩，始终是一个肩膀挑着，这样一个肩膀始终负重，另一个肩膀却无法分担。
由于缺少经验，出来干活时没有带水和吃的东西，因此在整个“挑把子”的八个小时内我没有一口水喝，也没有可能增加食物来补充体力。乡亲们家里一般有老人和半大不小的孩子，可以为干农活的家人送水和吃的，那里叫“晚茶”。
看着乡亲们擦着汗，吃着“晚茶”，我第一次有了对水、对食物的贪婪和渴望。
晚上七点过后，田埂上已经模糊了，白天还可以看清的田埂上用于排水而挖的小豁沟现在完全看不清。乡亲们能够凭借多年走过的经验一步还能迈过去，可我差不多两眼一抹黑。加上肩头的疼痛和疲劳，腿部已经很难支撑肩头的重量，尽管已经小心翼翼，但还是多次连把子带人跌倒在这些小豁沟上。
晚上十点，终于收工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打开门，打开电灯，扑面的蚊虫一下子把我包围，随意一挥手就能抓住几个蚊子。无力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我身体，我瘫坐在地上，任凭蚊虫在身边飞舞，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痛，对那些疯狂的蚊虫也无心作无效地驱赶。
望着那新砌的冷锅冷灶，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和恐惧笼罩着我。这难道就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还不是反思的时候，我必须立即解决饥饿问题。我赶紧抓了几把米煮了一锅粥，乘还没有凉下来，我跑去门前的小河去洗了一把凉水澡。
脱光了衣服，光着身子浸泡在河水里，看着水中倒映的月亮，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借着夜色无所顾忌地包围着我。
洗完澡还必须随即把衣服洗了，否则明天回来没有衣服换。不过，洗完的衣服我已经没有力气拧干水了，就随手甩在河边的小树上，只相信明天会有太阳晒干。
喝完稀饭，想立即睡觉，可蚊帐里的蚊子始终驱赶不净。想来想去就抓了一把麦草点燃，再把火熄灭，用暗火生成的烟雾来驱赶蚊子，可那样人在屋里又呆不住。算了，索性躺到床上睡，人总不能被蚊子驱赶着。不过，第二天醒来一看，浑身遍布蚊子叮咬的红点。
早晨还没有醒来时，队长开工的哨子已经响了。他路过我的住处还不忘敲了敲我的窗户，不过等他回头再路过我住处时我依然还在睡着。
吃过昨晚剩下的稀饭，就拿着农具出工了。一出门，我忽然发现我的右肩已经微微肿了，肩膀与脊椎交界处那块突起的骨头上的皮肤已经被磨破了，一阵阵地疼痛。
麦子收割完了，接下来就是栽秧，那可是农忙季节最艰苦的时候。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双季稻”种植，如果不能在半个月内把前一季栽种下去，让它借着气温快速成熟，后面一季可能就没有机会种植下去，那整个土地就荒废了。即使勉强种下去也不能很好地结穗，会出现大量空壳稻瘪子，那样，投下去的人力物力就会白白浪费。那时亩产很低，少种植一季或种下去的水稻不能成熟，那是多大的损失，队长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何况那时是政治挂帅，一切都可以上纲上线。
至所以说栽秧的这个阶段是农忙最辛苦的时候，是因为白天在水田里干活，晚上还要开晚工在晒场上脱粒收上来的麦子。
对我而言，最难克服的是开早工。因为前天晚上开晚工回来最早也得十点左右，有时会到半夜。我回来锅灶都还是冷的，等我弄完吃的，洗完澡，再上床睡觉已经是下半夜了。可三、四点钟，那队长可恨的开工哨子又吹响了，不仅如此，为了赶季节要保证出勤率，他还每家每户敲门喊叫，一个不拉地把你拖到田地里。
三、四点钟起来开早工，根本没有时间弄早饭，如果我空着肚子去开早工，那至少我一上午就不可能进食。前一天的疲劳还没有恢复，又要忍着饥饿干活那是吃不消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吃前一天剩下来的，那时常常做一顿饭要吃四顿，不管是米饭还是稀饭还是面条都是如此。栽秧时节已是高温，前一天做的饭到第二天早晨已经变质发馊，有时都发酵起泡了。但我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为了有力气去开早工，我只能将这些馊饭吃下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在田里吐了，胃部伴有胀痛。队长查看了我锅里的馊饭后骂我：“你这东西只能给猪吃，你怎么能吃这个？”说实话，我现在的胃病就是那时积累下来的。
我的境况引起了队长和乡亲们的同情，从此开早工或下午在田地里，都有不同的乡亲为我带上一碗粥，虽然那碗稀饭没有几颗米，几乎一只手端着碗就可以一口喝下，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再好吃的东西了，我常常为能喝到这样美味的一碗稀饭而感动地眼泪直转。
栽秧通常都是在下午进行。
栽秧的流程是固定的，即先趟好水田，每个人再拉好绳子把水田分成等分的若干趟，然后再去秧田去把要栽下去的秧苗挑到田里，间隔地投放秧苗自己需要种植的那趟里，以便前面栽完了后面有秧苗续接，这样可以不停顿地栽下去。
由于乡亲们有家人协作，在趟田的时候，家人已经把秧苗挑到了田头，绳子一拉好就可以栽种了，也不用担心后续的秧苗跟不上。
可我就不一样了。等我拉好绳子再到秧田里挑秧苗时，剩下的秧田都已经是根部带有很多泥土的秧苗。可以想像，这样的秧苗挑起来有多么沉重，但为了秧苗不会不够用，只好尽量一次多装点。那一担秧苗有多重，我当时不知道，只是当我挑起这个担子时，人还没有完全站直，双脚已经被重量压进田埂里了。
就这样，我连拖挑带拖把这一担秧苗弄到了田里，间隔抛好秧苗后才开始属于我这一趟的秧苗栽种。这时，其他乡亲的秧苗栽种已经一小半下来了。
我赶紧栽，由于栽秧技术不熟练，又慢了半拍，常常栽到一半，后面间隔抛放好的秧苗没有了，被别人拿去用了，无可奈何，我只得再去秧苗田里挑秧苗。
等我再把秧苗挑来时，几乎所有的乡亲都已经完工。
千辛万苦把这一趟秧栽到头，终于有了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可当我直腰想站立时，却一屁股坐了下去，坐在水田尽头的田埂上。腰部长时间地弯曲，一下子直不起来了。
此刻，大片的水田寂静无声，一眼望过去的水田里除了我已经空无一人。月光倒映在水田里，折射出与季节极不协调的寒光。眼前忽闪忽闪的萤火虫欢快地空中游荡，好像在戏弄我的笨手笨脚，四处旁若无人地的蛙鸣声，似乎在藐视我的存在。一股凄凉的悲戚感油然而生。
坐在田埂上，我忽然觉得，才几天的功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憧憬，似乎已经从我那伟大而崇高的灵魂里彻底地散去了，泥土和逐渐不陌生的农活将要成为我一生的全部内容。
秧苗栽下去两三天就成活了，那时不仅机械化程度低，而且还没有现在广泛使用的除草剂，秧苗成活后的草根由于一样的施肥，杂草长得还挺快。要除去这些杂草那时必须靠人工解决。
不要小看这项农活，动作类似栽秧，但要比栽秧还累。栽秧可以一只手搁在膝盖上，使腰部不至于全部悬空。而人工除草，弯腰后必须两只手在成活后的秧苗根部四周拔掉杂草。弯腰九十度，悬空且没有辅助支撑，而且要很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这使得这项农活要累多了。
第一次除草，刚成活的秧苗还不到一尺高，所以弯腰要低，时间一长就很吃力。而且那时已是盛夏，下午水田里的水是发烫的，下面蒸上面晒，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稻田里还经常有死老鼠、死蛇和人的粪便，双手在水田里除草经常会碰到这些，至于那些蚂蝗就更是防不胜防。由于手长时间浸泡在水田这样的水里，几天后，手丫和脚丫都开始烂了。
第二次除草时，水稻已经接近膝盖高了，这时除草，那水稻的叶子就会刺到胸口和脸颊，会有一阵阵地刺痒。
第一季水稻成熟时，又像第一季栽种水稻时打仗一样，抢收抢种，起早贪黑把第二季水稻栽种下去，然后又重复第一季水稻田里的田间管理，施肥、除草。
也只有当第二季水稻栽种下去，我和乡亲们才能松口气，因为从第二季水稻成熟到种植小麦，就不需要那么紧张地赶时间了。
这段时间，乡亲们可以忙些自己自留地里的活计，而我终于有了喘口气休整一下的机会。
闲下来，终于有机会把带来的行李整理了一下，发现包裹里有一套中学的课本，这才想起这是临行前父亲塞在我包裹里的，并再三叮嘱我有时间要拿出来温习，他说，我们国家的大学总有一天会招学生的，你要做好准备。
其实，我根本不相信父亲所说的，文革开始大学都已经停招了，知识青年都已经去了农村，哪里还会需要大学生？
不过，我还是拿出看了，其实这不是幻想真的有上大学的机会，而是不想让家中的父亲失望。我不想违背他的意愿，更不想欺骗他。不过，这也只是看看而已，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对父亲的一种交待。
农闲时，会有些性格相投的本村小伙子到我这里来玩。我一个人的住处有些活动空间，另外，多少还有点农村人很少见到的好玩东西，所以有几个小伙子不仅常来我这里，有时还会住在我这里。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结交了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我由于刚到这里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和孤独。我非常享受和依恋与他们的交往，我有了种感悟：同样的遭遇和命运往往是结交朋友的最佳媒介。
彼此的认同加深了我们的友情，尤其对我一个陌生客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欣慰地觉得，那种初来乍到的惊恐不安已经彻底消除了。
我羡慕并欣赏他们的单纯和直爽，他们因经济上的窘迫会显得不那么大方，但他们的快活也来得极为容易，他们对生活直白的理解启发了我，他们极其简单的生活方式感染并影响了我。
多少年后，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内心始终感到，这或许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能得到的真正收获。
有一年的农忙里，妹妹来看望我，她替我做好了午饭。本来我碗一丢又要去割麦子，因为那是我已经延误下来的任务。善良的妹妹看我非常疲劳，就提出她来帮我去割麦子，让我中午休息一下。
我同意了，其实我也太需要休息了。可我一觉到下午三点才醒来，这时妹妹割好麦子也刚好回来。她满脸晒得通红，两只细嫩的臂膀密密麻麻被麦芒刺出了红点，看着这一切，我顿时羞愧万分、无地自容。看着我自责的神态，她安慰我说，没关系，几天就好了。
若干年后，我和她提起些事，她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可那幅画面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时刺痛我的心。
有一次母亲去看我，她是傍晚的时候到的，我刚好在晒场上干活，我们就在晒场上遇到了。她说给我带来些米粉做的饼子，我二话没说，就一口气站在那里就把她带来的二十多个饼子全吃了，连一口水都没喝。等我吃完回过头来，发现母亲已是泪流满面。她不是心疼我一口气吃掉那么多饼，而是那么多饼居然我一口气能全部吃掉。她心疼我饿坏了。
那时，肚子里的油水不足，全是靠食物的量来填饱肚子。现在有人可能很难相信，我那时一顿饭可以吃进一斤米饭或一斤面条，而且还觉得不算太饱。
在我们那里推广种植“双季稻”，是严重的政策失误，不仅粮食产量没有增加，而且付出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劳民伤财，农民苦不堪言，最终不得不取消。到我最后离开那里的时候，一个工分最多也只能有两毛钱的回报。
那个时候的农民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吃饭的口粮是靠生产队分配，就是连烧茶做饭用的草都是分配的。除了丧失劳动力的，所有人的分配都依照工分的多少来进行。
这种模式下的农村生活极其艰苦，乡亲们手中很少有现金。那时，获取现金的唯一方法就是搞一些家庭副业，然后拿到集镇上去交易得到一些现金。
而我不具备这些，我除了一个住处外，没有任何可利用的资源，就连我的屋前屋后也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我的。
即便搞一些家庭副业，也是要十分小心的，不注意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当时的农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我一个高中生在那里就算是“文化人”了，也许就这一点优势让我有了个暂时脱离苦海的机会。在一个农闲里，我被抽调到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专门在划定的区域内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因此不用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但照样可以计工分，更重要的是不定期地有一些现金补贴。
参加工作组算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和了解这个社会，第一次体会到农民对改变贫穷生活的强烈愿望，也看到了农民改变自己命运的创造力。
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是公然剥夺农民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多次发生地激烈冲突，以及不时因财产被收缴而发生的自杀，深深地冲击我涉世不深的灵魂。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罪恶感。
相对于我已经走过来的几十年的人生，那段知青生活是极其短暂的，可它留给我的这段最初的人生体验却是极其珍贵的。
几年后恢复了高考，父亲的预言不可思议地得到了证实。这是对进步、正义和文明的坚守和笃信。如果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能称之为伟大，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拿着高校录取通知书去生产队办户口迁移手续，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换上干净的衣服在村头迎接我，那几个平日里交情甚好的小伙子抱着我抽泣，生产队长把我拉到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叮嘱我不要一走就把乡亲们忘了，要常回来看看。
临行前，我把所有的锅碗瓢盆和作为知青可以领用的农具都分发给乡亲们。他们很需要这些，但平时他们又不大舍得花钱去买。这些在现在根本不值钱的东西，在当时，就算是对他们平日里给予我帮助的最现实的回报。
后记：参加工作后我去过几次生产队，昔日里的那些小伙伴基本上都不在村里了，他们也都走出了那片土地，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事实上，用土地拴住农民是愚昧的，被土地拴住的农民更是悲惨的。
现在生产队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了，但我依然怀念着他们，怀念着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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