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统治风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乾隆是以宽仁为本。
第二个阶段,中年时期,乾隆一变而为严厉,高压统治,制造了大量处理结果非常惨烈的案子。
第三个阶段,老年阶段,乾隆的统治风格又一次发生了剧烈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乾隆四十七年起,所谓不法文字的案件就基本绝迹了,腥风血雨终于停息。
第一个原因,是乾隆感觉他抓不法文字已经达到了目的了。乾隆在整个大清王朝厉行禁书,为的是清除民间的反清文字,铲除老百姓反清复明的思想。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彻查,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老百姓都被吓破胆了,可以松口气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乾隆的年龄和心态有关。他二十五岁登基,到乾隆四十七年,已经七十二岁,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人了。
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从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
更主要的是精力的变化。乾隆六十多岁的时候,精力还很旺盛,跟年轻人一样。但是年过七十之后,开始失眠,明显出现了衰老迹象。
此外,记忆力也大不如前。到了八十岁之后,乾隆的记性就更差了。“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
所以到了晚年,乾隆皇帝的性格和作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繁到简。
七十多岁以前,乾隆从来不怕政务繁重,总感觉工作太少,不够自己干的。到了晚年,面对每天堆的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所以七十岁以后,乾隆不停地要求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简明要扼要,奏折是越短越好。他经常训斥地方官总拿小事来麻烦他,说这是“奏事琐细,徒滋烦扰”。
第二个变化是由严厉到仁慈。
越到晚年,乾隆的脾气就越好。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死刑非常慎重,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死刑犯需要他批准之后才能执行,他大部分都批成了死缓。但是从乾隆十三年起,他对老百姓突然变得特别残酷,凡是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全都核准,立刻执行。从乾隆四十八年起,乾隆又恢复了早年的仁慈作风,多次将全国几千名死刑犯全部批成死缓。
第三个变化,是从积极进取,谦虚谨慎,变成了骄傲自满,自鸣得意。
乾隆四十五年,他正好七十虚岁。以前不怎么过生日的乾隆,对自己七十岁的生日非常重视。他不但镌刻了一方“古稀天子之宝”的玉玺,还写了一篇《古稀说》的文章。
文中乾隆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二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个人。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犯了很大错误,梁武帝不得善终活活饿死,唐明皇李隆基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宋高宗则偏安一方,无力收复故土,因此都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人物。不过他们武功有余,文治不足,统治上还是有缺陷。
只有乾隆一朝,从方方面面看,都超越了前古,领土最广,向大清表示臣服的国家最多,老百姓的生活最安定。虽然称不上大同,但已经可以称得上小康。
历代传统政治中的那些重大弊端,都不存在了: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乾隆,不光活到了古稀之年,而且统治成绩,确实也是“古来稀有”,这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乾隆终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尽善尽美,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第四点变化,与心理变化有关,生活上从节制,到过度。
在乾隆四十年以前,乾隆虽然很讲究生活品味,喜欢收藏,但是他的生活享受,基本上没有超过康熙和雍正立下的规矩。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务上的。但是从四十多年开始,乾隆越来越沉溺于享受生活,越来越痴迷收集奢侈品。
乾隆心态的变化,对大清官僚体系,就产生了如下的影响。
第一是懒。乾隆晚年,懒惰之风在乾隆朝官场上迅速蔓延。官员们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总督和巡抚转批给司员和道员,司员和道员转批给知州知县,层层拖延,谁都不着急。
第二是软。乾隆晚年,心态越来越仁慈,对官员越来越宽容,对于那些贪污的官员,也经常拖着不处理。有的大臣被革职十多次,仍然上班领工资。于是,官员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甚至让凶手得不到处理。
第三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刚即位,明确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的名义给上级送礼。所以乾隆中前期,送礼风基本刹住了。
到了晚年,乾隆朝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随着老皇帝越来越迷恋收贡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正事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乾隆皇帝购买奢侈品。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老百姓那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
所以乾隆晚年贪图享受,带动了乾隆朝整个官场的迅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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