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因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这根本就不是道家独家的观点。事实上,传统儒家也是这么个想法。倒不如说,我们一提起“因循守旧”想到的应该是儒家才对,电视剧中那么多情节里都有大臣在跪地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这也能在《论语》里找到说法,并且这个说法都要被各代大臣用烂了,皇帝们估计听着也烦。这个典故是这样的: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出自《论语·先进》。
鲁国人要翻新一下自家的国库,这位闵子骞就讲,按照老样子修就好了,干嘛闲着蛋疼改头换面玩新花样呢?孔子听到他这么说,相当满意,评论道:闵子骞这小子平时虽然不怎么说话,但一说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嗯,在继续谈“黄老道家”与董仲舒的“失道”概念之前,让我先讲一个题外话: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只要政府做事情比较厉害,各种政令调节频出,那民生一定凋敝;反之,如果政府不管事儿,放任社会自己玩,那百姓总是能在极短时间内复苏并发展。典型的像是各个朝代初建国时对百姓的治理。这似乎反映出一种历史朝代规律:政府越是热爱百姓、指手划脚地有所作为,那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惨;而当政府不怎么管事当甩手掌柜的时候,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过得多。
这种治理思想很多人都有注意到,还有人总结并解释了一番,是为柳宗元大名鼎鼎的《种树郭橐驼传》,想必大家都知道。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这个郭橐驼种树特别好,种下就活。问他怎么种得这么好的,他讲,这树啊,你种的时候要像对待子女一样。但种下去就完了,千万别去管它。别人种不好,是因为爱惜这树了,整天有事没事来看一看,还动不动松个土浇个水。更有甚者,种下了实在不放心,过几天就掐开树皮看它是不是还活着;使劲晃一晃树干看它是不是长结实了。这不就是害它嘛。这跟做官之理也一样,我们那地儿的长官,有事儿没事儿也召集大家讲各位乡亲好好种地好好收粮食好好养孩子好好养家豚……你不这么絮絮叨叨的,难道我们就不种地收割养孩子鸡猪了?你整天召集大家讲这些东西,看起来爱民如子,但净是瞎添乱。
这种思想也就是道家无为之论了。
但既然我提出了这么一个现象,就肯定不是只讲这表面解释。
我们还是拿汉初来举例子。曹参什么都不管事儿地做汉代丞相,确实是让汉朝得到了休养生息对吧。他肯定是道家思想,按“狱市”以及“因循”来看,也是放任民众自行发展。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他循的萧何的“规”,到底循了个什么吗?社会环境真有休养得那么好吗?
我们来看汉初的制度设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里首先要讲明一点:虽然我们都知道刘邦约法三章,刘邦说我们不要搞那么多严刑律法了,三条足矣: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但事实上汉代的制度根本不是这么三条就可以代过的。
萧何在当了丞相后,从秦法里找了点料,作了《九章律》。我跟你说,这玩意儿除了部分罪责稍微轻了那么一点点,其他跟秦律一模一样!连我们广为诟病的秦朝参夷之刑——诛三族、妖言诽谤罪、收孥——一人犯罪他老婆就要被收为官奴、连坐等等罪名,一个都没少。甚至,甚至,连我们称之为中国思想史最大灾难之一的“挟书令”——所谓“敢有挟书者族”,汉初萧何的这套律法里都没给去掉。挟书令后来还是在惠帝手里废掉的。
这里还有一个点,刘邦当初打进咸阳之后,大堆人马上就到皇宫里到处抢夺各种财宝,唯独萧何这货特别鸡贼:
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我想他搞到这些律令图书,别就是日后汉九章律法的起源吧……说不定他也跟现在临考背书的大学生一样,皇帝要他搞一套律法出来,他就熬了一个通宵把偷藏的秦律删删改改糊弄着交上去了……
不过就刑法部分来说,因为在汉初时萧何跟曹参的执行都不怎么严,到汉文帝的时候更是无为的典范,刑法跟摆设似的。那时全国的刑事案件记录在案的总共也就只有四百起——你可以算一下当今一天能发生多少刑事案件。
但比起被因循的刑法更致命的一些”规“,是秦朝的税法。
这能从董仲舒上给汉武帝的一份文件里看出,记在《汉书·食货志》。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他说,古时候人们交税不过十分之一——这里到底是指收成的十分之一还是现在的十分之一,我个人不清楚——而徭役也不过每年三天,老百姓交这点赋税还是相当轻松的,家里留下的钱供养父母照顾妻子儿女都够,所以大家也都诚心愿意侍奉君主。但秦制不用井田了,把国家的土地拿出来流通,于是兼并现象特别严重,导致贫富分化。而农民没有了地,就不得不租田来种,结果田租跟人头税都暴高。那边富人都把山川河流买下来了,这边贫者却身无分文。
这还不算完,因为国家还垄断盐铁贸易,这又是一笔暴利。这种苛政比起以前严苛了二十倍有余,人民猪狗不如,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到山林里当盗贼。当了盗贼之后,官府又要抓嘛,于是到处都是穿囚服的人——“赭衣半道”这个成语的出处即此。
讲完了这一段,董仲舒口风一转,说道:
汉兴,循而未改。
——你说,循这样的制度算生息吗?可汉初又确实是复苏了呀?这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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