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始于二十多年前，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中，一道沟沟里，那些窑洞中，昏黄的灯光下，学到的第一笔。
如果要给乡间求学时期择一主要印象，非“迁徙”莫属。五年，搬了四处校址。
现代人换学校，是为了上更好的学。儿时的我们换学校，仅仅是为了能上学。
啊，楼房！
1996年的陕北农村，基本上没有几孔空闲的窑洞，沟沟壑壑里住满了人。表哥结婚的时候，我们赶事的（参加婚礼的人）分男女借宿在邻居家，一张不大的炕，十三个人，人贴人侧着才能躺下。磨牙、打嗝、放屁，半夜摸黑趿拉着布鞋上厕所。清晨是被找鞋的声音吵醒的，一地的方口松紧带黑色条纹布鞋，花半天配不成一双。一张炕睡十三人，听说是创了村子的记录，但我想，这肯定不是陕北的记录。
那时候的人可是真多啊，大家生活条件也差不多。晚上躺在差不多的土炕上，白天做着差不多的农活。硬要说差别的话，无非是谁家的土窑接了石口，谁家的谷子多打了二斗。光景好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来年有些盼头。光景不好的，圪蹴在阳圪崂揣着手。识文断字的没几个，拦羊后生站一沟。
有很多关于陕北的笑话。最耳熟能详的是，一个记者问放羊的后生，你放羊为了啥？挣钱。挣钱为了啥？娶媳妇。娶媳妇为了啥？生娃。生娃为了啥？放羊。
城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呢？见过的不多，吹牛的不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那些年，父辈们眼中的神话。能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够稀奇了。村里的很多老人第一次见到楼房的样子，是村小学新盖起来的两层教学楼。虽然不是住人的楼房，但娃娃们能在里头读书，亮个堂堂的，仿佛光景也亮堂了起来。
小学楼房校址第一年办学，是1996年。也是我第一年入学，学前班。一切都是崭新的。
第一天入学，被母亲领着，背着粗布缝制的书包，转过青砖的高墙，踏上石砌的台阶。土操场上，有几个娃离不开妈，在那里嚎哇哭叫，抱着腿哭爹喊妈，鼻涕甩得老长。校长和老师们连哄带吼，像撕膏药一样，慢慢拉扯下。
学前班的教室，最靠近老师们的办公室。教室的前半部分，是用新漆油过的桌椅板凳，没想到那一届娃娃太多，桌椅不够用，后排补充了半教室的长条凳，也没有桌子，我们就圪蹴在地上，趴在凳子上听讲，面前摊开新发的、复印出来的黑白课本，复印质量不太好，是人是动物糊成一团。
看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四个短横道道，说这叫“四线三格”，然后在中间的两个横线之间，画一个圆圈带尾巴，说来跟着我念“啊——”，一群鼻涕没擦干的娃娃，张着嘴喊“啊——”
那时候才没有什么上学前的教育，从a、o、e到一、二、三，都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学起，没有人想着要抢跑。每天放学后，顶着落山前的太阳，在碾盘子上划完两页纸的作业，就追羊赶鸡满山跑了。
楼房的教室好归好，就是不抗冻，冬天最是难熬。霜降过后，一天比一天冷。穿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出去上一趟厕所，回来手冻得半天写不了字。于是我们又第一次看到了火炉子。在陕北农村，有的是土炕土灶，灶内烧火炕上热，做饭取暖，一举两得。专门用火炉子取暖简直是地主老财的奢侈行为。
班主任老师教棍一挥，指挥大家搬桌子。教室正中间，留出一个大大的空间。黑乎乎的铁家伙被抬进来，我们瞪大眼睛看着，几个老师爬高上低，架炉子、套烟囱、栓铁丝，好一阵折腾。然后，把众人叫到一起，在炉子里垫一层豆萁，上面盖些硬柴，扯几张草纸用洋火点着，缓缓放在炉子底下。火苗舔舐起来，豆萁哔哔啵啵，硬柴被火燎着，渐渐旺了，丢些碎碳进去，一会儿炉子就烧得通红。
“可不敢靠近炉子昂！不听话的，离挨打不远了。”老师挥着教棍嘱咐，不怒自威。娃娃们远远地，亮个哇哇地回答：“昂！”
“学会了吗？明天开始值日，早到半个钟头来点炉子。”对于我们一帮从小在山水圪岔里打烟火的娃娃，对于舞风弄火的事情简直摩拳擦掌。坏就坏在，在数九隆冬的日子里，大清早睡眼惺忪的娃娃上学，胳膊肘下还要夹着一小把豌豆秸或者玉米皮。到了教室生火，烫了裤脚的，燎了头发的，比比皆是。好就好在，有那个调皮的，揣了几颗红薯来，自习的时候放在炉子旁慢慢烤着，香气太盛，把老师都招来分食。
唉，搬家！
那一年的暑假，仅有的几台收音机里都在播着，美国炸咱们大使馆的事。村里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在哪儿，更不知道南斯拉夫在哪儿。但聚在一搭，是真的生气，到激动处，拿起老撅头，就想跟那兀的美帝国主义扎武一下！
还没义愤几天，更为紧迫的问题来了。有传言说，开不了学了。为甚？好像是学校房子出问题了。新个崭崭的房子，能出甚问题？不晓得，反正说是不安全，不能让娃娃们有风险。有孩子的每家每户，都在翘首盼着。
听说到县政府闹过，没用。一会儿说能开学，一会儿说不能。东风西风乱吹，哪阵风也吹不顺。怎么办？学校一商量，搬家嘛！
虽说楼房教室用不了了，再搬回窑洞里上课。毛主席在陕北还能在窑洞里论持久战嘞，教个学咋不行了。可是原来的学校旧窑洞被临时占用了几孔，一时清不出来，只能再到处寻问可以用的窑洞。那时候全村人口鼎盛，剩下的窑洞不多，能住人的基本住着，不住人的基本住着牲灵，有几处塌墙烂圐圙，还摆放着干柴。最后决定按班级分开几处窑洞上课。高年级的去旧学校，我们低年级的则搬到老书记家，寺庙上头的两孔土窑窑里上课。
两间土窑窑仅有一扇门，中间有过洞相连。本可能是个仓库，竟没有炕，是两间空空的窑。门窗部分用一人多高的土台砌筑，窗户只留一点。所以八月的阴天，上课就得点灯。一根花线顺着窑顶进来，窑洞中间吊着一颗白炽灯，昏黄如豆。
暗是要暗一点，好歹有个地方放块黑板点个灯。黑板不知是谁家拆下的旧门板，涂上墨汁，便能写写画画，只是擦不干净，越擦越糊，渐渐由黑转灰，由灰转白。老师写下一笔，娃娃们喊叫“老师，甚也看不见！”。拿出去墨汁复刷一遍，晾干又能使用如新了。
娃们正是好动的年纪。窑洞里的脚地是虚土，桌子摇摇晃晃间，四个角已在土里深陷。下课飞奔打闹，黄尘飞得三尺高。上课铃响后，老师在黑板前站几分钟才能看清人。
为了省电，天气好的时候，老师带着大家把凳凳搬出来，在窑院前上课。院里有几颗枣树，满目苍翠。教室旁的窑洞里喂了几只山羊，说来也奇，其中一只嗓门异常高亢嘹亮。老师一讲课，它就咩个不停。老师只能在咩声的缝隙里，抢着说上几句，听着就像他二位在扯着嗓子争论习题。
哪里有什么学科老师，总共也就那么几个老师，绝大多数都姓常，都是村里的叔伯。一个人教几个年级、几门课是常有的事。通常是刚讲完一个数学公式，老师一边说来把自然课本翻开，一边从门洞里探头过去嘶声一句，“你们上自习的悄悄介！”实在上不下去了，就把两个窑洞的学生都喊到窑院里，说今学得差不多了，咱学首歌，跟我唱：“日落西山红霞飞……”
因为这两间窑洞是在寺庙上头，村里每年都有几次大小的庙会，每逢庙会，更是锣鼓喧天学不成个样子。干脆就放假，占了神神的光，能好好耍几天。在窑里上课，冬天倒是基本不会再受冷的苦。只是上学从后沟从冰河上打擦擦来上学，掉冰窟窿湿了棉裤棉鞋的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个学期结束，大家见人照例会问？下个学期，去哪里上学了？老师说，唉，不晓得，听通知嘛。
学校里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转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多。父亲是个懂文化的手艺人，看我这样学了上顿没下顿的，有点着急。问了不少人，“你看我儿，在村里常考第一，敢不敢直接上城里念书？”
有那见过世面的，说：“那能一样了？怕跟不上！人家乡里的娃娃都可厉害嘞，更甭说城里！”
“哦，解哈兰。”
走，再搬！
从三年级开始，终于告别了昏暗暗的老窑，搬进了戏台上头的旧学校窑。一排接口窑坐北朝南，黑板立在西侧，明亮的阳光打到窗户纸上，从课桌的左上方透进来，像在楼房教室一样亮个堂堂。
教材也可以自己挑了，开学前自己报名，选彩色或者黑白，书费差着好几块。娃们心里自然是想要几本花花绿绿的教材的，但大人就不懂了，彩不彩都一样，学文化当紧，那方块字又没甚区别，白拉拉地多花钱干甚了。
开学后，语文老师郑重说：“你们也学了两三年的生字，基本能识得一些字了。从今天开始要教你们作文章了！”作文章，自然需要一个主题。翻开课本到一幅图，一个头戴羊肚子手巾的老汉，手里编着框。旁边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张纸。趴在老汉肩头说着悄悄话，表情作高兴状。老师说，好了，你们描述一下这幅画，最好想一下这前后的故事就更好了，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
本是一篇挺简单的看图作文，可发挥的余地也不多。估计一堆娃写出来的也基本雷同。没想到的是，有说老汉在纺线的，有说小女孩带着黑头绳、系着“黑”领巾的，甚至有说是柴草上有一堆的……因为大家都是黑白复印教材的缘故，图片质量又像一锅熬糊的粥，于是写出的故事，全凭对那一团黑图象的想象。
文章算是写不出个锦绣来了，倒是新添了一样活计。那时与外界的交流方式，近则捎话，远则写信。村里人家都住得分散，邮递员每周来送信，上山下洼地送到各家不太现实，只能往学校一丢了事。老师则会根据每个娃回家的路程进行分配，放学路上把信捎到各家。当放学铃响，沿路有亲人在外的人家们，都在硷畔上站着，院墙上探着，老远便眉开眼笑地嘶声：“放学嘞？今则有我们家信没？”。
在我负责的沿线，数半山腰上，一位奶奶家信件最多。盼我放学的人除了我奶奶，她也是其中之一。人都说她家儿子最为出息，早年间儿子考去一流的好大学，后来在北京工作。心系父母时长寄信报平安。这位奶奶身体欠佳，时长抱恙，记得那年中秋前，她精神奇好，我送信时硬是要邀请到家吃个雪花月饼。推让间，她拆开信给我看，有一张穿着笔挺军装，在某个有大红五角星标志的大门前拍的照片，笑容比阳光更灿烂。她反复看着，轻轻地摩挲着，吃力地抬起桌子上的透明玻璃，将照片摆进正中的位置。
“再不好好学，长大就要当个拦羊小子！”这是老师们的口头禅。是啊，父辈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依然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人，再待在这样的穷沟沟能有什么好。好好读书吧，考高中、考大学，像那位奶奶的儿子一样，去外面的世界，能住楼房，成个体面的人。可是，那是不是意味着，读的书越多、越好，与故乡之间的距离也会被拉得越长。长到一封短短的信，要经过白发飞扬的母亲，许许多多次的盼望。小小的我，也想不通，是不是这样。
不管是不是这样，离别是早已写就的。全乡组织学习对抗赛大考试，各村选出一批学生参加，与乡上同年级一起考试。懵懵懂懂间，被母亲带着走了十里山路，到乡中学教室考完试，又懵懵懂懂回家，开开心心放暑假。半个月后全村传开，常家沟谁家小子了不得了，考了全乡第一。又懵懵懂懂去领了个奖状，和一个作为奖品的小笔记本。一个暑假过后，风波平息。
暑假过后，又要搬了。去哪里呢？转战后沟。自从农业合作社解散后，后沟村大队的接口窑一直空着，只是窑前的荒草有一人高，几个老师和壮劳力后生，三下五除二就把院子平了出来。此处坡陡山高，就留给大一些的娃们上学。于我而言，是个颇为不错的校址，因为村大队，与我家仅是一条沟之“遥”。面对面的两个人，既能拉上个话话，也能招一招手。
四年级的生日，外婆来家给我做了长寿面。因为是外婆给我保的锁（“保锁”是陕北的一种习俗。小孩子出生后，可以用“保锁”以消灾避难。被“保锁”的孩子，家境好的，通常佩戴一把银锁；寻常人家的，一般用12个顶针串起来当锁。这个锁一直要戴到12岁生日时，再举行一个“解锁”仪式。——引自纪实广播剧《梁家河》）所以年年有此殊荣。隔着一条沟，母亲在石硷畔上喊：“哦~狗儿回来吃面来！”消息先是从学校硷畔上传开的，“狗儿？谁是狗儿？”有认识母亲的，仿佛解开人类未解之谜似的，大喊，那不是谁谁谁家娘吗？快去喊他！我就在一片嘈杂声中，跟老师告了假，一溜烟跑回家吃长寿面去了。把一帮同学“狗儿”“狗儿”的乌鸦学舌甩在了身后。
四年级快要结束了。父亲找到教过他的老教师：“你看，我儿敢不敢上城里念书？”
“我看能行，你儿可灵着了！”
“哦！解哈兰！”
五年级开学前，卷着铺盖，上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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