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智性缺失与散文之死

生活在如今这个现实世界中，面对强加于身心的社会化大生产，我们很难做到“归隐”，或者真正的“独居”，因为人们总是无法自足的。他们需要不断地赚钱，并且不断地花钱。如此才能从两条战线上支持自己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存在一种庞大的力量，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它就如同植入在我们脑子里的监视器，想要毁灭它，除非先毁灭我们自己。长期强烈的暴露引起焦虑，焦虑滋生逃避。我们不能心无旁骛地实现自己，急需一位外围的朋友来替我们完成自我实现的使命。

这个朋友必须足够诚实可靠，符合条件的极少，文学是其中比较理想的“人选”。我们选择它，是因为它看起来温柔可爱，而且绝对驯服，最重要的是唾手可得。白纸黑字恰如棋盘上的黑白棋子，只要掌握一套简单的规则和速成的策略，我们就可以着手下一盘大棋。到底何为大棋，其实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总之在那风平浪静之间玩出一点风生水起，应该就是一盘好棋。不过，经常地，我们会陷得太深，搞不清楚是我们在下棋，还是棋在下我们。

文学这个温顺敦厚的朋友，我们从未想过它会出卖或者反制于我们。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历来最忠实的朋友就是散文。散文是文体中的“活化石”，但它已经死了。有趣的是，它的尸体并没有开始腐烂，它仍旧能够散发余热，这也许就是它叫做“散”文的原因。它身上完全没有福尔马林的味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俗的香气，不浓不淡，甚至有点催人奋进。但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当下大量的散文，任何人都会发现，它们几乎没有超越100年前祖师爷和祖师奶奶们写的那些。

就像哈罗德 · 布鲁姆将自己的大作命名为《西方正典》，我们也可以编一套卷帙宏富的《散文正典》，那里面将会毫无悬念地出现许许多多你我早已谙熟的名字。我们似乎在捏造一种“伟大的传统”，但与其说它“伟大”，不如说它只是“传统”。而中国人向来惯于用传统规避创新，用创新毁灭传统。永远将目光聚焦在问题的表面，致使深层次的文学探索举步维艰。散文正是这一“传统”的牺牲品，它被我们训练得像头杂技团里的猛兽，项上浓密的鬃毛掩盖不了目光的怯懦。

所以我们趾高气昂地驱策它，让它表演那既定的几个节目，以换来观众的掌声和物质鼓励。私底下我们可以把散文当作朋友，但一上台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而职业。我们总是不间断地从它身上索取，可是并没有想过回报它什么。试着扪心自问，写了那么久的散文，你到底为散文贡献过什么呢？这个提问很容易被敷衍了事。人们总是说：我没有旷世的才华，所以无能为力，文体上的与时俱进，只能交给更有才的人来完成。

谁是更有才的人呢？人们不去回报动物任劳任怨的表演，仅仅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人，不是一片森林，而动物需要森林，所以回报只能交给一个长得更像一片森林的人。借助这一吊诡的逻辑，我一下明白为什么鲁迅叫做“周树人”。当代的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然而我们没有。很多人做梦都想成为“当代鲁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鲁迅到底干了什么。在他们的认知里，鲁迅就是文学世界里的武术家，不单玩投枪，还玩匕首。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

结果散文终于愤怒了，这一点早有预兆。它开始教训起原先玩弄它的那些人。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本质上将受害者和行凶者均匀地搅拌到一起。它也许有一套成文的教案，也许没有。不过这也阻挡不了作者们不由自主并且毫无创意地模仿和学习。散文是最具普及性和宣传性的文体，有心者只需要在散文中加入一点点微量元素，通过一帮勤务兵的不断复制，就足以引起所有人重金属中毒。

这是散文的可怕之处，它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散文往往是很优美很诗意的，这一点也是最致命的。优美是散文的一种风格，但它不是散文的全部。散文写作者们喜欢站在“优美”的屋檐下，欣赏身前的雨水丝线般淅淅沥沥，聆听雨后蛙声此起彼伏，遥望放晴的天空中架起若隐若现的七色桥梁。这一番摆拍的确用心良苦，不过现实则是电闪雷鸣，雨雹交加，一辆轿车横身驰过，污水和泥浆溅满你新买的衣裙。

诗意是一种所有人都能够受用的“雅”，大多数时候，它也十分廉价。因为诗意只需要感受，不需要理解，适合一般人的口味。制作工序也不复杂，却常常能达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它跻身庸俗与高雅之间，其实也就是通俗，或者算是“大众脸里的高颜值”。古代诗歌之所以在今天流行，正是因为不管精英还是平民，都能够感受诗意的抒情。它最大的传播优势就是不“烧脑”，因此写诗的人不多，读诗的人不少。那些读者动用了身上三百六十五个感觉器官，唯独关闭了大脑。

古老的散文如同一出古老的悲剧，东西方文化常常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点上不谋而合。如今我们眼看着散文的总体水平止步不前，却还欣慰地发现它越来越容易上手。这也许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文体本身的问题——散文在作茧自缚，它是咎由自取！这样的论断对于散文来说太过残忍，以至于用十篇这样的散文也无法雄辩地驳倒它。这种可怜而娇贵的文体，它具有虚弱的技巧性和结构性，它彷徨，它无助，它不知道如何是好。

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散文应该如何写得更好。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怎样的手段，或者换一种怎样的叙事方法？能不能写得魔幻，能不能写得荒诞？它是一场取消了一切规则的足球比赛，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最后根本就踢不成，也无法判断谁踢得比较好。而事实也将走入另一极端，人类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世界里。没有规则的散文世界，人们报复性地弄出一大堆“范文”来。与其说文学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毋宁说范文才是。

在海量的范文中，人们会寻找他们的共同点，提炼出一种叫“范式”的东西。这种“范式”并未接受官方和理智的审定，就被不动声色地沉淀为僵硬的规范。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偏，最后创作之路成了“唯美”与“感人”的共名。大多数时候，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可以不这样做，或者不知道如何不这样做，又或者不能够不这样做。散文活像一个阴阳失调的病号，它有咳嗽的自由，却没有不咳嗽的自由；它有躺在床上的自由，却没有下床活动的自由，就因为它被定义为“病人”。

这样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散文紊乱的内分泌或许就是附着在它形式和内容上的病菌引起的。它受命表现各类高大浮夸的题材，可是形式上却明显抓襟见肘。当代散文的顽疾缠身也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当初在它发育还远未健全的时候，就不幸遭遇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接下来又遇到了另一个历史事件，然后是接二连三的历史事件。最终它被仓促地交到了一帮思想封闭又畏首畏尾的人手里。这些人虽然声称是原先那些人的徒子徒孙，却没有私淑到多少可贵的自由精神。

事实上，他们也严重缺乏应有的使命感，只有欲望，和本能。就像一群候鸟一样。当人们仰望天空，以为那群鸟在悠游自在地翱翔，其实并不。它们只是根据季节的冷暖变化，本能地飞来飞去。迁徙路径不是南北，就是东西，总之是固定不变的。偌大的天空，它们却仅在两条窄窄的线段上谨遵先辈的遗训，虔诚地划着十字。我们看到了天马行空，却看不到那透明强大的气流。这一点似乎玷污了散文“真实”的美名——它的一切都绝非虚构，除了文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