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面包与天真的自由之间

——从《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和《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谈起

文/草幽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的著名作家，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俄国乃至在世界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的一生探索做个总结，想要在书中探讨他认为人生与社会最重大的“全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探讨善与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探讨“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类”。一八六九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写道：“将贯穿令书的主要问题——它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苦恼了一辈子——上帝的存在问题。”他在这本书中把自己的信仰和怀疑借助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让世人来评说。

这些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宗教大法官”这一章里。它既是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可以独立成篇。旧俄时期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有四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性情暴烈、生活放荡；次子伊凡上过大学，善于思考，是个无神论者；三子阿辽沙从小在修道院里长大，天性善良、纯洁正直、谦恭温和；四子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马佐夫早年奸污疯女人丽莎后留下的私生子，他是恶的化身，卑微、狠毒，为夺取钱财而敢于为所欲为。最后，斯麦尔佳科夫在伊凡的煽动下终于杀死了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并嫁祸于德米特里，因为他听信了伊凡一再宣扬的理论：“既然没有上帝，则什么都可以做。”伊凡不信上帝，却主张打着上帝的旗号实行专制主义统治，支持以专制主义来实现全人类的统一。伊凡理论的主要来源就是有关“宗教大法官”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伊凡对他的弟弟阿辽沙讲述的。

伊凡理论是从基督教谈起的，其讨论的内容却与“自由”这一永恒的话题息息相关，恰可与《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中魔鬼对耶稣的三问联系起来思考。简单来说，伊凡理论涉及的问题即“自由与面包哪一个更重要”，但若是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哪一方都无法战胜彼此，而对一方的否定都会削弱另一方的合理性——“面包”提示了一个实际却悲哀的问题，“自由”的声音听起来热烈同时也显出了天真。

一  “天上的面包”与“地上的面包”：自由与天性

一千五百年前，耶稣说：“真理必将使你们得自由。”后来耶稣被许多人信奉，基督教支配了世界。然而此后的人类就获得“自由”了吗？“天上的面包”是永恒的本，“地上的面包”则只是其副产品。只有少数人理解了耶稣的话，大多数人却因为自由和面包的矛盾而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于是转而屈服于地上的面包，或者被动地接受信仰。

魔鬼说：“你不是要生活吗？”如今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人首先要在物质上活着，然后才能在精神上活着”成为了共识。但基督回答说：“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人若是缺乏精神的富裕，物质的饱足只会终结他整个生命、生活的理想。

魔鬼与耶稣的问答围绕的不仅是人类的自由与使他们放弃自由的天性的问题，还有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差别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面包”的取舍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人类精神与统治的合法性，乃至人类命运的出路问题。同时，答案的寻找也伴随着对问题本身的质疑：先后顺序与本末位置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人性根本不存在多数与少数之别的话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疑虑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把人分成平凡与不平凡两种，一直贯穿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把人分成多数与少数。如果这就是人类最终的归宿——陷于面包与自由的自我拷问之中，人类是否能找到一条逃离这无人引导的荒原的出路？大法官所提出的问题，一方面是可以令人庆幸的已存在，另一方面却也把我们推向无法判定未来的恐惧与绝望之中。

二  人类为什么放弃自由——从人的成长说到个人的独立

人类逐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的成长过程有着相似的利弊之刃。（这里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便做什么”，而是指摆脱天性对本能的决定意义）

胎儿随着与外在世界的接触，年岁增长，身心发育，越加渴望自由与独立。而当他终于从对父母的依赖中脱离出来，切断了与世界的精神脐带时，他又因为孑然孤立而害怕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旦察觉到未来的不可测与责任的必然性，他便产生了逃避成长的心理。

同样，当人类从与世界相处的混沌状态中脱离出来，发现他与世界并非是互渗关系时，人类就开始逐渐获得自由了。如果把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人类所受的限制看做父母对孩子的权威的话，社会的进步则解放了人类。人类自由了。这种自由有双重结果：人日益获得控制自然、主导自己生命的能力，不必听命于他人；同时，安全感退去了，人在无限可能性的包围中日益孤立，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首先，个人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少；其次，自由没有带来长久的力量和信心，反而使人类感到自我的无足轻重。

在这样的焦虑中，人类产生了类似于孩童“不想长大”的心理，试图逃避自由以再度把他和世界连结起来，但是在逃避的过程中，自由与天性的矛盾从来没有消除。悲哀的是，正如孩子不可能回到母胎，人类也无法倒转自由的历史进程。

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人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心，反而淹没在人潮中——人性尊严从王公贵族手里分发给众人以后，反而不够用了，人们还是挣扎在对个人力量的追求中。

对于现代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什么？现代人已经摆脱了生命的外在约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思想和行动，但是正如前述，他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宰感。从某种角度看，现代人是乐观进取的，但是归属感的消失带来的，是坐拥无数资源而无力应付庞大的世界的麻木感。于是，这垮掉的自我宁愿放弃自由，接受任何能够领导他们的秩序，承认任何能够创造生命意义的理念。所谓“自由”，已经被无力感和彷徨感冲淡为一种可能撼动人性基础的危险。否则，怎么会产生传播学中“沉默的大多数”？又怎么会产生合法选举上台的法西斯？

由此，现代人逐渐分化成两种：一种对万事都持怀疑态度，另一种则天真地对权威唯唯诺诺。

三  以真正的自由克服天性的奴隶

怀疑自身，怀疑世界，怀疑一切，在对生命起支配作用的怀疑中，人类真的逃离了尚未饱满的自由状态，钻进了另一个枷锁：放弃了自由，人类再度获得的不是安全感，而是走向了更为畸形的状态——不仅是少数与多数的分歧；甚至是个体内部的分裂，现代人即使明白自由的双刃性，还是任本能再度主宰生命。

自由发展到今天，已经远不如人刚刚获得自由时那般令人向往。

但是，独立就一定意味着孤立吗？自由就一定指向无助吗？人就不能自由而不孤独吗？

自由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断修正它。一样事物存在缺点，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正它；一个好的社会，就是始终处于待维修状态的社会。

消极的自由使人把自己看做与世界对立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极度不信任感和危机感使人变得脆弱；但实际上，人可以独立同时仍然是全人类的一份子，可以自由同时与其他人日益团结，可以实现自我同时拥有支配天性的力量。人与人可以自发地互爱和肯定，把彼此从孤立无援的境地解救出来，同时不损害自我的尊严——由此个人与人类，人与世界便再度合二为一，自由所带来的孤立和孤独便不再是问题了。

这与孩童成年后需要组建新的家庭一样，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上帝放弃了人类，但是人类可以不放弃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