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多了，散文就不会写了。论文的结构是清晰的，开篇怎么写，中途如何论证，结尾怎么总结，都有一定之规可循；散文则不一样，它没有结构上的限制，你可以从心所欲任意安排篇章结构，或者汪洋恣肆铺陈达序，或者小桥流水娓娓道来——但散文要求形散神聚，要求主题思想贯穿始终，主题思想在行文间若隐若现，就如同瀑布之上的一道彩虹。如果我说，形式上“自由”的散文，在思想上是“极权”的，那恐怕列位看官定要将这篇文章打入博人眼球的玩笑之作了；然而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尴尬背后，我想讨论一些严肃的东西。
从形式的自由到话语的强权，其实只有半步之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种文体的自由性的危害在于，它使人们在获悉了情感的真实之后，就难以触碰到生活的真实。
散文的问题在于，它的表达方式并不鼓励反驳，散文的交流需要的是情感的投入。梁实秋论散文，无外乎“灵动活泼”四个字，他提出，散文写作要“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简洁真实”成为表达内心的尺度，散文就像浸过花丛的一阵微风，将最动人的那缕清香散发出来。他反对散文作为“历史哲学及一般学识的工具”，而倡导“情移”，以情感渗入文调，带来艺术的纪律性和文学的高超性的结合。所以，散文其实是一种说服艺术，读懂一篇散文，需要的是情感投入和在此基础上真正的理解——而理解的本质即被说服。
基于情感投入的理解，用熟悉的话说，叫做“认同”或者“共鸣”。真挚的情感体验充盈于所有的抒情散文中；在说理的小品文中，品茶的感觉事实上胜过思考本身。那些认为读散文是在锻炼思想的人们大概错了，读散文其实是在搜寻情感共鸣的高峰体验，就像在欣赏艺术品，而不是在思考。思维活动被置于情感冷却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思考本身被遗忘了。散文的自由性，就在于它是“灵动活泼”的；或者说，散文的形式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要用这种不受约束的文体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所谓的“灵动活泼”，正是指语句的自由性与情感表达的凝练性的结合。
散文的建筑过程就是这种自由与凝练的统一——它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散文由两类相反的手法组合而成：比喻和白描。散文将这两种手法有机结合在一起，姚鼐有一名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前半句是白描，后半句是比喻。这类语句在散文中是妙句，读起来让人情感充盈，但拿通常的文学鉴赏方法分析一下，发现其对仗并不算工整，却有一种莫名之美，似乎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句子。
通过比喻，情感与形象建立起了关联。阿波罗眼睛中泛着金光，它的形象是模糊而伟大的，比喻的模糊性正在于此，它通过形象来传达情感，透过这些熟悉的形象，风、太阳、蜡烛，透过它们的光，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隐秘的精神若隐若现，这种
情绪是如此深厚浓重，这种情感是如此高尚伟大，虽然我们无法真正触碰到它，但是它的伟大意义本身就已经令我们折服。甚至，如果我们要着手对一处精妙的比喻进行文学鉴赏，一切都将变得索然无味，这种隐秘的伟大（Hidden Great）事实上使得我们无所适从：面对阿波罗的形象，我们除了顶礼膜拜之外，似乎找不到更恰当的位置了；同样，面对散文中一处精妙的比喻，我们除了去感受它的美之外，似乎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位置了。
另一类与比喻相反的手法，或者甚至不能称其为手法，包括白描、“直抒胸臆”等。这类手法代表着散文在情感上的自由与真挚，它们如同呼喊，如同歌唱，它不加掩饰地宣泄“我”的情感、表达“我”的惊叹：“苍山负雪。”葱翠的山上堆积着白色的雪，多么壮美的自然画卷。这种写景状物的凝练与生动，向世人宣告着“我”的兴奋（或悲伤），在那一刻，物与我化为同一，自然与人之间再无差别，一切都融入了真挚而浓烈的情感之中，世界除了“我”以外再无他人，而读者也纷纷被带入作者当时的环境之中，变成了作者，变成了那唯一的“我”，这正是一种酒神的狂喜迷醉的状态。迪奥尼索斯的精神建构出来了一种真实，它将深刻的情感体验融入凝练的语句之中，而这种活动毫无羁绊。
如同古希腊悲剧一样，散文中日神阿波罗精神与酒神迪奥尼索斯精神的结合，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涤荡人的心灵，这就是艺术的力量，优秀的散文总是具有这种力量。如果我们将“灵动活泼”视为散文自由性的标志，那么这种情感上的真实会淹没生活的真实，走向一个基于集体意志的总体性的世界。
事实上，散文帮助建构了一个总体性的世界，在自由的文辞背后，其实是一套价值理性的规则。要破解这种规则，需要达到诠释学的高度；而这种理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被压抑许久的内心需求。
当一位散文家利用纯粹自由的笔触放飞自我时，他所有的内心苦痛与渴求都奔流而出，在“情感的真实”面前，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果我们将散文的情感作为考据学的主题，那么或许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我没有做过类似的研究）：这些散文都部分地表达了我们的内心需求，但总是不准确，还差一点味道；并且，散文的情感表达居然是相当类似的。这一点并不令人震惊，因为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相似的，我们的灵魂复杂但相似。优秀的散文依靠的是情感的共鸣，而这种情感共鸣在次优一级的散文中蜕化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体验”，因此，在阅读此类散文时，情感胜过了理智，集体诉求压过了人的思考，散文表达的自由性——阿波罗与迪奥尼索斯的结合——变成了散文文体中极权主义的基因：阿波罗式的隐秘的伟大不能准确述说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它将人们的情感投射在模糊的形象上，这是一条曲折蜿蜒的道路；迪奥尼索斯的狂喜迷醉也不能准确述说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它容易让人们在似是而非的热烈中迷失自我。
如果散文存在原罪的话，那它的原罪就在于，它不是通过分析和论证传达思想，而是通过情感体验来渗透价值观念。我的一位同学曾这样嘲讽说理类型的散文：“你说的都对，但那又如何？”在革命年代，我们的集体诉求投射到那些昂扬激情的散文之中，散文成为了政治宣传的鼓动工具，或者说是民族觉醒的号角声；而在平庸的年代里，我们的集体诉求则投射到了“心灵鸡汤”与“政治正确”的散文之中。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散文，都在自由的笔触之下，距离自由的精神气质越来越远。福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为《反俄狄浦斯》做的序）中写到：
“从1945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在欧洲，存在一种正确思考的方式，一种政治话语风格，一种知识分子伦理。一个人必须熟悉马克思的思想，让自己的梦不要太偏离弗洛伊德的学说，还得对指号系统（也就是能指）推崇备至。正是这三项要求使人们接受了一项奇怪的职业的存在，这项职业的工作是书写和言说有关自身及其时代的一部分真理。……追查法西斯主义形形色色的变体，从围绕我们并沉重地压迫我们的那些庞大凶恶的法西斯主义，直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暴虐的苦痛的那些细微琐屑的法西斯主义。”
想象中的深刻、建构起来的情感与不真实的救赎——这就是散文写作者的创作状态——他们为自己的文字赋予意义，但这种意义在读者那里成为了晦涩难懂的异在，“文艺青年”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懂”与“不懂”之间失去了交流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地位与身份标识。我时常在思考，什么样的思想与艺术算是死亡了的思想与艺术？我的结论是：一套思想，或者一种艺术形式的死亡，不在于人们对它的缺陷的争论和攻击，而在于人们对它逻辑的完美性的忽略与毫不在意。当我们的文学从普罗大众赖以呼吸的思想资源，变成作为小众精英的作家们标新立异的身份牌时，文学就死亡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文学就是“破旧立新”的文学——鲁迅的文学代表着属于中国的“现代文学”，它的创建树立起了话语的历史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换言之，我们不再是一个“中体西用”的国家，而是一个被人为割裂的国家，我们的话语体系不再是连贯的，我们现在讲的语言是被改造过了的语言，而散文的文体则是与之相适应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文体。这种文体风格在“超英赶美”的口号和“大鸣大放”的漩涡中发展到了极致，个体在其中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式散文，在它叛逆的同时，也失去了“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小说、新式诗歌、杂文，以至于中宣部的文稿、领导人的讲话等，其实都是“散文”。它的深刻与凝练使得人们过度自信，它的说服艺术又使得人们过度亢奋。所有的叛逆与自由，最后都化为了立场之争，阅读散文变成了一种“选边站队”，因而“自由”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那么，如何发扬散文的自由气质，却又避免它的极权基因呢？在我看来这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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