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条（《答顾东桥书》之八）原文节录：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至”训得也。...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
...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
...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
顾东桥说，王阳明教导学生致知、明明德，同时又不让学生即物穷理。难道让那些“昏暗之士”在幽静的书房里正襟危坐，不学习圣人的教诲，就能达到致良知而明明德的境界吗？即使静思而有所觉悟，稍稍触摸到一点人的本性，无非也是佛家那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定慧之见，怎么可能贯通古今，因事而变，对治理国家有所贡献呢？
朱熹认为，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但气禀各有不同，所以就才能来说则有贤愚之分。所谓顾东桥“昏暗之士”实际就是指先天的愚者。
顾东桥进一步说，王阳明所谓“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之格）如格君心之非之格”，听起来显得悟性极高，新颖独特，不入俗套，恐怕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
我暂时不知道《答顾东桥书》记载的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是顾东桥一口气提了那么多问题，王阳明逐一加以分辨、解析和反驳，还是两人书信你来我往，大战四十回合，王阳明最后统一整理成一文。
从这一条的情况看，双方的火药味明显浓了很多，顾东桥语气中已经含有讥讽之意，嘲讽王阳明心学看似高深，实则不堪经世济民之用。
王阳明答复说，他的格物致知之论，正是要人们穷理，从来不曾不让人穷理，像顾东桥所说的那样端坐书斋，无所事事。如果说，“即物穷理”是前文所说的“务外而遗内”，这当然是不能赞同的，可我的“格物致知”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王阳明说，那些天赋愚钝的人，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时刻体察内心的天理，进而使其回归心之本体，即致良知，那不就是《中庸》所说的，果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吗？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良知就是大本立，大本立则达道行，也就是知行合一。那么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等九经之行就可以贯通于一，而不会有任何一点缺失。那又何用担心没有经世济民的现实意义？
佛老之徒认为一切皆空、崇尚虚静，不能时时在现实生活中磨练，因而不能悟得内心本然良知，抛弃伦常，而以虚无为常，这样的人才是无功于社会的人。谁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也会这样？
王阳明说，心是身体的主宰，心的“虚灵明觉”（朱熹把道心之知称为虚灵知觉），就是心本来就具备的良知。良知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就是“意”。先有良知，然后才有“意”，没有良知，就没有“意”，知不就是“意”之体吗？
意之所发，必有相应的事物。意在事亲，事亲就是那事物；意在治民，治民就是那事物；意在读书，读书就是那事物；意在断案，断案就是那事物。意发挥作用的时候，无不有相应的事物，有某种意，就有某种事物；没有某种意，就没有某种事物。物不就是意之用吗？
“格”字的含义，有训为“至”的，如《尚书·舜典》曰：“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虞舜来到唐尧的祖庙，和四岳商议正事，然后将施政方针昭告天下。
又如《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出师征伐苗民，伯益就给他讲舜的故事，舜父顽、母嚚、弟傲，但他责己严，待人厚，最后终于把自己的父亲瞽瞍感动了。大禹于是班师回国，广布文德，兴礼乐，“七旬有苗格。”七十天后，苗民就自己来归顺了。
舜帝来到唐尧的祖庙，内心一定充满孝敬，没有一丝杂念和虚伪，所行关乎生、关乎死的一切事都合乎天理。愚顽的苗民之所以来归顺，正是因为受到了大禹广施文教的结果。因此这时“格”也含有“正”的含义，一个“至”字实难完全表达它的内涵。
如孟子说过“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这两句中的“格”，都是修正不正之处使其归于正的意思，而不可以解释为“至”。
那么，《大学》格物之“格”，怎么就能断定不是“正”而是“至”呢？
《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朱熹注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如果训格为至，“致知在格物”可以说成“致知在至物”，这样明显不通嘛！可见，按照朱熹的解释，格物的关键在“穷理”两个字，“穷理尽性”是圣人的教诲，出自《易传·系辞》。但是，格物真的是穷理的含义吗？果真如此，曾子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而要说“致知在格物”？如此曲折转弯，不把话说尽，不是要造成后人争论不休了吗？
《大学》格物之说与易传穷理之说，虽然主旨相同，于细微处还是有区别的。穷理的过程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而说格物的时候，则离不开致知、诚意、正心，这样才能所下的功夫才能完备周密。
朱熹将格物等同于穷理，其实是把穷理纳入知的范畴，认为格物不包括行，因此不但没有抓住格物的要旨，连穷理的内涵也失去了。如此就误导后学者将知与行一分为二，知行合一的治学功夫不断被支离分裂，圣人之学因而变得晦涩而破落了。
最后，王阳明毫不客气地回应说，顾东桥沿袭朱熹造成的积习，所以才会说阳明心学不符合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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