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里粗略讲了我翻译杜拉斯《情人》的动力和一些翻译的感想。这篇讲一讲之后全书的发展脉络。很多人认为《情人》写得太凌乱，不知所云。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杜拉斯确实就是故意非线性写作。其次以往中文版本的翻译上也有一些瑕疵，没有把一些前后照应的东西翻译出来。我这次重新翻译情人，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如我之前所说，杜拉斯的《情人》是情绪和情感的意识流。从开篇起，杜拉斯用了一个具体的符号，引出整个故事。那是一个“影像”。在炎热的夏天，越南湄公河的河面上，渡轮缓缓前行。日光如雾，只有坏掉的发动机哒哒作响。少女擦了口红，戴着平檐男帽，穿着镶金条带的高跟鞋，一束皮带拢起旧得透明的连衣裙。凭栏伫立，望着平静的河面下，急流汹涌，席卷一切而去。不远处，中国富少坐在豪华轿车里，看着少女。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接下来的一段是比较符合传统叙事节奏的。中国男人走上前向少女搭讪，少女坐进了豪华轿车，她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她随着中国男人到堤岸，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开房，做爱。两个人的进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主线。不过，在其中，穿插了许多看似无关的回忆片段。比如，在写中国男人搭讪前，作者一直在写“我妈”。写的主要是对“我妈”的厌恶、怨恨、嘲弄，乃至“无感”。“我”和“我妈”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我”想写作，“我妈”嗤之以鼻。“我”法文考了第一，我妈却问老师我数学差怎么办。还有嘲笑“我妈”小丑一般、让我羞耻的着装，讲“我妈”居然默许我“打扮的像个小娼妇一般出门去”。
“我”真的那么讨厌“我妈”吗？是，也不是。“我”显然是爱“我妈”的，但“我”一直在强调自己对她的恨，强调她也默许了、导致了“我”遇到中国男人。作者是在为“我”接下来的“堕落”找借口，在感情上做出辩解。作者虽然在叙述时用了一种放开的，不在意的语调，但从结构上来看，“我”仍然是十分在意找中国男人傍大款这件事的。所以在叙述前，先要在情感上做出解释，把各种内外因都叙述一遍。在“我”的辩解中，找中国男人其实是“我家的故事”导致的，是“我”的家庭，带来的绝望、压抑、苦闷，才使得我做出了这么出格的举动。所以作者也写道：
我们彼此间的爱，和恨，如此强烈，都在这关于崩坏和死亡的故事里，这一家的故事里。每一件，无论是关于爱，还是关于恨的，那些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那些我仍然无法触碰的。藏在我躯体的最深处，盲目得仿佛初生的婴儿。它是一道门槛，一切从那开始便是沉默，从中通过的只有沉默，我一辈子的漫漫苦役。我还在同一个地方，面对这些着了魔的孩子，距离那不可知的，仍是那样远，并不曾变过。我自以为在写作，其实从未写作什么；我自以为爱过，其实从未爱过；我什么也没做过，只是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蹉跎。
这件事显然是“我”的心结，是“我”家的故事里无法绕过的一章。而作者“我”被中国男人搭讪前，居然从“我妈”的事迹出发，打开了另一条线。“我”和中国男人的邂逅还没开始，作者却已经在写“我妈”的终结了。作者写道：“我妈”一年半后带着我们回了法国。她最后还到租让地去了一次，然后就走了。然后，小哥哥死了。小哥哥死后，“我妈”和大哥也被我剥离了，我和他们的纽带断了。直到现在，“我妈”已经“变成我笔下惯常的文字了”。
在开始之前，就写时间上多年以後的另一个结束。这个平行的结构有一种巴赫对位的感觉。实际上，从后面“我”的心理叙述来看，这也代表着“我”的一种告别。“我”做出了随中国男人走的决定后，就已经告别了他们。此后，小哥哥是“我”和亲人仅剩的纽带。“我”以为这个纽带是我妈，但到小哥哥死后，才发现并不是。“我”叙述着之后母亲和大哥的境遇，但已经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了。
这一边的结束后，接着的是主线的展开。中国男人和“我”搭讪，“我”坐进了豪华轿车。他开始接送“我”上下学，然后“我”随他去开房……基本就是电影版里的剧情。有了前面的铺垫，一切都很容易理解。一边是家里可怕的气氛，一边是堤岸禁忌的快感。两者间，隔着那条大河。最后，两者在中国男人宴请“我”一家的宴席上碰撞，爆发，粉碎。
然后，叙述又进入了副线。重新讲起了“我”家里的可怕氛围。讲起了“我妈”疯狂而愚蠢的爱，偏执和绝望。又讲起小哥哥的死。讲起“我妈”突然毒打“我”，而大哥则在一旁观赏。再讲起大哥的阴狠，残暴和邪恶。讲我妈的纵容。情感回落到低潮，然后，母亲带着我们大扫除的回忆突然出现，那么欢欣快活。但情绪蓦地又降下去，大哥又出现了。从宴席开始，大哥的影子就越来越频繁出现。大哥仿佛就是一个游荡的幽灵，时时刻刻都可能冒出来，破坏“我”脆弱的幸福感和激情。
据戴明沛所说，《情人》开篇所说的“十八岁时发生了一些事”，指的是大哥强奸了“我”。这是戴亲自询问杜拉斯得到的回答。我们在此且按照这个解释来分析。那么大哥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入侵者，痛苦和不安的来源，是我生活里的阴影。至少，在小哥哥死前是如此。大哥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冒出来，作者这样写到：
我会把战争时期和我大哥的统治弄混。
在“我”眼里，大哥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一种末日苦难一样的存在。“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而且“要侵占孩子的身体里最可爱的地方”。要注意的是，“孩子”是书里一直出现的意象，指代的是青春年少时的“我”。所以，作者在这里已经暗喻了大哥后来对“我”做的事。
作者笔锋一转，又回到了主线。讲中国男人对这段关系非常焦虑，怕“我妈”发现。
这个衔接，不是叙事上的衔接，不是意识流的衔接，而是情感的衔接。时不时会出现的大哥，代表了一种不安，一种平静下的焦虑。作者在副线里写道，大扫除的时候，大哥其实是不在的。但“我”却有他在的错觉。“我”和中国男人厮混的时候，应该也有着类似的不安情绪，只不过作者选择了从中国男人的角度说出来。
接下来是全文最不可解的两段，分别描写两个作者后来认识的女性：玛丽-克劳德·卡彭特，以及贝蒂·费尔南德斯。贝蒂·费尔南德斯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老好人，很热心、让人很舒服的朋友，巴黎被占领期间，想方设法帮助其他人。但她和她丈夫也是投敌分子，投敌是为了帮朋友活得好点。巴黎解放后，他们夫妇自然就被判刑了。作者写道：
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一样地可怜，一样地亟待援助，一样地做出了愚蠢的决定
看似在说“我”在冷战开始时加入了法共，其实在传达一种“我”对“我找中国男人”的一种后悔之情。我也觉得这样傍大款是很愚蠢的决定。“我”和贝蒂·费尔南德斯是对称的两端。
那么，玛丽-克劳德·卡彭特呢？有种说法，《情人》本来是给一本相片集《绝对的影像》写的相片注解，所以很多时候段落都是从介绍一个画面开始。玛丽-克劳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德斯这两段，一开始只是要介绍这两个人的相片写的注解罢了。后来杜拉斯要把这些文字改成小说，又想把玛丽-克劳德·卡彭特这段放到全篇开头。但最后她有了那段经典的开头，所以玛丽-克劳德·卡彭特这一段就被插到别的地方去了。
平心来说，玛丽-克劳德·卡彭特这一段可有可无。从我的理解来看，这转折可以解释为我转移不安感而想别的事情的一个象征。玛丽-克劳德·卡彭特和我是另一种对称的两端。玛丽-克劳德·卡彭特来自美国，很有钱，经常召开无意义的晚宴，请的宾客都不认识她。而”我“则是来自殖民地的穷苦女子，被邀请去吃免费大餐。玛丽-克劳德·卡彭特代表了一种”我“渴望、羡慕、觊觎乃至嫉妒的生活方式。玛丽-克劳德·卡彭特也代表了一种空虚和无措。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巴黎，宴请陌生人，大概也就是为了驱散内心的空洞，为了打发不知道未来的时间。这一点，在情感上，也暗合”我“和中国男人的心境。
情节又回到了主线，这时候，”我“和中国男人的关系已经开始暴露了。”我“总是夜不归宿，被舍监叫去谈话。而母亲则叫学校别管我。作者又开始写海伦·拉戈奈尔。海伦·拉戈奈尔被”我“看不起，“我”嘲笑她不经人事，幼稚单纯。但实际上，读者能读出，”我“其实很羡慕她的单纯，她的”正常“。海伦·拉戈奈尔总担心自己被送到麻风病院当护士，最后被她妈叫回去嫁人了。”我“也许表面上没有说，但读者可以感受到，“我”心底是希望像海伦·拉戈奈尔一样的。最后，“我”一面崇拜海伦·拉戈奈尔的肉体，又想着把她介绍给中国男人。这样一种自私阴暗的矛盾心理，是“我”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情感总结。
然后，大哥的形象又出现了。这次更加堕落，嗜赌如命、输光钱财、贫困潦倒，最终孤独死去。这也预示着“我”和中国男人的关系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果然，作者跳回主线，中国男人告诉我他向他父亲恳求让我们在一起，但他父亲拒绝了，宁可看着他去死。情感的基调逐渐向阴暗绝望滑去。或者说，高光时刻过去，阴暗绝望的基调逐渐暴露出来。大哥讲完了，又出现了另一个梦魇的形象：女乞丐。女乞丐在漆黑的小路上追着我跑；女乞丐千里跋涉，无处不在。我在加尔各答时，也能碰到她。这其实对应着“我”对这段不伦关系的暴露的心情。这段不能说的关系逐步被人所知，每个人都好像女乞丐一样，知道这件事的人好像无处不在。“我”的心情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果然，跳回主线，街坊开始议论纷纷。
然后是“夫人”，沙湾拿吉总督的妻子，和总督助理有私情。她离开后，助理自杀了。她的事情自然也曝光了。她被孤立，不敢出门。后来，她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又出席晚会。这也对应着“我”被孤立，被指指点点时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总督助理自杀了，尸体很快就被清除，不留痕迹。“我妈”被叫到学校，却给我辩护，说都是舆论的错，是社会在迫害她女儿，逼迫她。但回到家里，她就袒露心怀了。她说：你知道吗？你完蛋了，你嫁不出去了。这是一种放弃。接下来副线里也开始写“我妈”放弃的事情，从不肯放弃，到不得不放弃，到不自觉地放弃。
再次回到主线。事情已然暴露，进入了倒计时。无论是中国男人，还是“我”，都在逃避中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迎接最后的终结。然后，又到了副线，“我”开始回忆小哥哥的死。对“我”来说，小哥哥的死才是关于“家的故事”真正的终结。小哥哥死后，我才发现了我和他的“一体性”，发现了小哥哥对我多么重要。
纵观全书，基本是分着两条线索前进，主线：“我”和中国男人；副线：“我”回忆我家的“故事”。主线是按照时间，按照传统叙事节奏行进的。副线则是跳跃的，不按时间排列的，不按人物排列的。副线是为主线服务，从情感上进行铺垫、补充、过渡，让主线在情感上也得到完整。从结构上来说，可谓是“回忆的回忆”。作者一边回忆着“我”和中国男人的故事，而“我”也在回忆着“我家的故事”。把这两条线索理顺了，按照情感的排列连接上了，就理解了全书的叙事逻辑。
还会有最后的第三部分，讲一下结尾，以及一些伏笔和翻译上的具体问题。
参见：我翻译的《情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