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黄咚咚
我对年味的记忆，大约始于六岁。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似模糊又似确切的时间感，是因为，父亲就是在我满了六岁上小学的头一年开始外出务工的。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原本是个很有些书生意气的人。在我六岁之前，他是镇子上一所民办小学的非正职教师，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教着三个班的语文课，还兼任着一个班的班主任。日子清苦，但是他乐在其中，每天天没亮就去学校辅导学生早读，下午放学后又给后进生单独补课，不到天黑不会归家。
直到我六岁，马上要上小学，而我弟弟三岁，开始要上幼儿园。经由母亲的一再提醒，父亲才从他教书育人的桃李梦中惊醒：他如此热爱的这份编外人类灵魂工程师工作，不仅令他在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上捉襟见肘，更已经窘迫到了负担不起一双儿女的学杂费的地步。
生活上的拮据父亲还能通过勒紧腰带、各种节省来勉强维持下去，但是如果已经影响到儿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父亲，再也不能这么自欺欺人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
于是父亲毅然辞去了民办小学编外教师的工作，背上行囊与镇上的其他青壮劳力一起，坐上拥挤而缓慢的绿皮火车，翻过蜿蜒的秦岭，出川，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异乡都市务工挣钱。
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工仔”、“农民工”之类的说法，我们老家把离乡背井出去挣钱一律称做“挖野斋”。为什么叫做“挖野斋”呢？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靠正业挣到的“正斋”不够吃，所以需要另做副业来补贴糊口，故称“野斋”，而“挖”字则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年父辈们纯靠劳力外出务工求生的辛苦。
那些年父亲在外省多地辗转，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甚至还去过了新疆、内蒙等地。文质彬彬的父亲做过的行当有木工、泥瓦匠、挖煤工人、砖工、厨师……
不管做哪一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挣多挣少，在那些年有两件事父亲是始终坚持下来了的：一是给我写信，二是回家过年。
我至今保留着我和他之间的那些信件，黄黄的牛皮纸信封里，他用他方便找到的任何一种纸张当作信纸写，我则用学校的作业本纸撕下来写。他在信里称呼我的乳名“小君”，我则严格按照小学生作文课上学到的书信格式，规范地在开头写上“亲爱的爸爸”，结尾写上“此致敬礼，女儿小君”。中间我混合着拼音向他报告家中事和我跟弟弟的学习情况，他则跟我讲他在外地遇到的种种趣事，特别生僻的字他还会细心地在旁边打个括号标上拼音。
我也永远会记得，每当进入腊月后收到父亲写有他预计回家过年大致日期的信件时，我是如何立马就开始朝思暮想翘首期盼。我甚至会偷偷在我的房间门背后贴一张自制的倒计时牌，来计算距离他回家还剩多少天。
所以，儿时的年味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不是鞭炮响，不是串门忙，甚至也不是穿新衣，领红包，吃瓜糖……从六岁那年开始，及至之后的十多个年头，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对年味的理解和感受，就是愈近年关便愈是在心中肆意滋长的、一个女儿对漂泊在外的父亲的思念与等待，那是我一生中所体会到的，最初的牵挂与柔软，既焦灼，又甘甜。
我还记得在那些扒着手指头数着天数等待父亲回家过年的日子里，我脑海里不知为何总是一遍遍地回响起他带着我去他所执教的班级辅导早读时，我曾听他一字一句教读过的那几句诗歌：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我记得那时他给学生讲解那个“君”，是指“君主”、“君王”。但是我每次望穿秋水等待他归来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把那个“君”代入成自己，因为我的小名里凑巧也有那么一个“君”字。我常常想，父亲之所以不到过年不归家，一定是为了我的缘故，为了他所爱之人的缘故，因为除了爱，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令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背离故土，长年累月在异乡的露水与泥浆中艰辛劳作，辗转漂泊。
那其中的苦楚，父亲他从来不说，可是我，连同那些年等待他回家过年的个中滋味，从来也没有忘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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