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艺良辰 | 来源:发表于2023-03-31 01:51 被阅读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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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岁那年我要去市里上小学,父亲只好带着我和母亲搬离了乡下的老房子。从那以后,老家就成了奶奶家,不再是我家,我们三口人也成了城里人。从我奶奶家向南望去,河道对岸是郁郁葱葱的百亩林地。我四五岁的时候,河道没有现在这么宽,那会儿还是条小河。河水很浅,但河岸很高,因此村里的人也习惯把这里称为“壕沟”。我记得那时河水很清澈,能看到河底椭圆形的小石头,偶有黑不溜秋的小蝌蚪或者小鱼游过。奶奶不让我们喝河里的水,她说上游会有猪马牛羊在河里洗澡,不干净。我们点头应着,但不影响玩累了口渴时捧起来咕咚一口。冬天的时候,坐着大人们制作的冰车在冰面上驰骋,那是我们童年最幸福的记忆。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河道也越来越宽,河水也逐渐干涸了。有一年暑假,刚下过一场大雨,小伙伴喊我出去看发大水。我没见过发大水,只听大人们提起过。跟他们跑到河道边时,大人们已经在那里了,浑浊的河水在河道里奔腾,上面还漂着连根拔起的野草及灌木,还有一些衣物和猪鸡羊的尸体,不时还能看到农村做房梁用的圆木。大人们叹着气,低声交流着,孩子们没心没肺地欢呼着。突然一个大人一个趔趄,脚下的土地被河水削掉了一大块,他差点失足掉下汹涌的洪水里,幸好旁边的人眼疾手快拉住了他。周围的人们见状,迅速向后撤,随后他们刚刚站过的那处岸边土地不断地被洪峰吞噬。大概还需四五米,这头“野兽”就要吃掉奶奶家的院墙。那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感受水灾,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洪水猛兽,它让我惧怕,真实的恐惧。我那晚高烧不退,不停地说胡话,父亲第二天就带我回了市里,许是因为他听奶奶说的,这个季节山洪说来就来,隔壁村子已有孩子被洪水冲走了。

    那之后不久,父亲突然说要种树。种树我会,学校老师带我们种过树,我种过一棵杨树苗,觉得很有趣,就是用铁锹挖树坑时把手心磨出了水泡,疼了很久。但我自认为我已是个植树能手,想着将来定会成为父亲的好帮手,我激动不已。可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听父亲一番说辞面色逐渐凝重,尴尬的父亲摸着我的头尴尬地笑着。不过当我听他说要种一万棵树时,我对父亲说,我有很多作业需要写,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山上种树。那会儿作为学渣的我对一万棵树没什么概念,但我知道一百棵树我们学校种了一个下午,最后还送给别人二十多棵。

    那天父亲和母亲久违地吵架了,记得上一次吵架还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为去谁家过年而争吵不休,而奶奶家和外公家不过隔着一条路而已。只是这次争吵不同以往,这次母亲搬来了很多救兵。最开始找来的是邻居里最热心的那几位,东家长李家短,市长不管的事她们都管。这回她们意见少见得一致,不同意父亲种树,从她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我听到了一万棵树苗加承包土地要花掉三万多,很明显,我不知道三万块钱是什么概念,但当我听说那会三万多能买一个带院子的大平房时,我的心头一惊。她们说如果父亲真的拿那么多钱去种树,最后肠子都得悔青了,我不知道那是啥意思,但是我已经开始后悔支持了父亲种树,我的肠子可能已经青了。她们说她们的,我父亲硬是一句话茬都不接,他就蹲在墙根底下捏着半截冰棍杆在地上划着道,还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琢磨啥。母亲眼见着父亲油盐不进,又搬来了我外公,外公从经济学角度给我父亲上了一课,他算计的是树木成材后卖出的收益,经过他的推演,树木的收益应该低于房子的上涨,结论是投资房产收益高,所以他反对种树。我当时感叹母亲说得真对,人就得学习,就得如我外公这般有文化。外公说话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就是觉得他说的都对。只可惜外公跟我父亲聊经济学,我父亲却只跟外公谈山洪。外公说现在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就算整个村子都让山洪冲跑了,也不耽误人家吃饭啊。外公回乡下那天,气得中午饭都没吃。

    那年端午节一大早,爷爷让父亲陪他出去走走。爷爷指着院墙外的两棵大榆树说,如果没有这两个老家伙守着这里,我们这整条街坊的院墙早就被山洪冲毁了。父亲点点头没说话,他翻过墙顺着河岸的一处陡坡跳下去,身后尘土飞扬。最近的一次山洪,把河岸冲成了悬崖模样,新鲜的黑土裸露在外面,宛如一堵黑色的墙。从遥远的地方冲下来的砂石,在他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不远处飘来阵阵恶臭,是死猪抑或是死羊的腐朽味道,蛆虫享用着它们最后的盛宴。死去的动物常常会给村里的家畜带来疾病,父亲提议将它们掩埋起来,爷爷望着河道上游那片被灰黑色的云笼罩的天空说,不用了。稍矮那棵大柳树根部的土壤被洪水冲走了约三分之二,可它依然笔直地耸立着,像个英勇无畏的战士,镇守着这条老街。父亲抚摸着它长而坚韧的悬在空中的根须,又望向远方,久久的。

    那年过完年,父亲就出了远门。父亲走后,母亲情绪很失落,善解人意的我尽量避免惹到她。但我那稳定的学习成绩,以及老师的亲切慰问,毫无疑问成了她发泄情绪的充分理由。不过想着能让她心里好受点,我挨几次打也值得,毕竟当初父亲说要种树时,我是高举双手支持的。父亲回城后直接回了乡下,母亲说父亲去刨树坑了。姥姥带来了父亲那边的消息,她说父亲为了省些钱,把一部分树坑承包给了开钩机的,另一部分则自己挖,双手都是水泡,天天在山上啃馒头,那才可怜呢。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两只手的手心,我知道水泡有多疼,我心疼父亲,偷偷抹着眼泪。我妈听着听着也止不住地流眼泪,接着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收拾啥,我发现她似乎早有准备。我问她干啥去,她说不能让我父亲自己受罪,树苗都买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去给父亲做熟饭。我终于明白,姥姥这次来,其实就是来照看我的。

    我妈走了以后,我姥跟我说,我的父亲不是自己挖,村里很多村民义务帮我父亲挖,出工还不吃饭。我父亲天天就着猪肉炖酸菜粉条啃馒头。我说姥姥你这不骗人么。姥姥说没骗人,就是话说一半。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父母回来了,如果不是我母亲提醒我,我真没认出那是我父亲,头发像鸡窝一样支棱着,脸晒黢黑,胡子拉碴的。认出来是父亲,我冲上去抱住他的脖颈,呜呜地哭着,哭够了,我问,爸,种上了?父亲说,种上了。我又问,都种上了?父亲答,都种上了。

    第二年,没发水,大旱。天上没有一片云彩,人工降雨也没有用武之地。玉米杆的叶子都黄了,无精打采地依偎在一起。农民们忙着用拖拉机拉着硕大的水箱“抗旱”,一车车的水顺着白色的塑料管子汩汩地淌进了垄沟,空气中升腾着阵阵土腥味儿,不久这味道散了,土地上的水也就干涸了。如此往复,有的人就放弃了,有的人却偏要跟老天爷死磕。我的父亲,就是那为数不多的想跟天斗一斗的人。长时间的干旱,很多树苗渴死了,父亲又买了几百棵树苗,补种上了。有几村民,一开始还帮父亲浇灌,后来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来了。父亲知道,那些人觉得这是在白费力气,他也曾动摇过。但他想着,能救一棵是一棵,于是父亲每天拎着水桶,跨过干涸的河道,从家院子里打水,一桶桶给补上的苗浇水,水洒在身上,和着泥土,都快成兵马俑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坚持感动了上天,在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奶奶说,老天都被我儿子感动了,都感动哭了。外公说,这是老天撒泡尿让你儿子清醒清醒,这么干不得出人命啊,我可不想让我姑娘守寡。冬天的时候,母亲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她也不跟父亲商量,就径自去外公那借了七千块钱,用报纸小心地包着,裹在棉衣里拿了回来交给父亲。父亲握着钱说,还热乎呢。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哭,那是第一次。那年我们没去乡下过年,对外公和爷爷说是在城里的家过个年。其实是我母亲说家里没什么钱了,就不去走亲戚了。我父亲红着眼睛说,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我母亲别过脸去,哭了。

    春天打了深水井以后,饥渴的树苗喝上了水顿时焕发了生机。暑假的时候,我跟母亲去看父亲和树。那会树苗还比我矮一点点。父亲穿着白色,此时已成了褐色的背心,弯着腰铲除野草,父亲肩膀和后颈的皮肤已经晒伤爆皮了,那会儿我真的不理解,遭这些罪,他图什么。

    夏末的一天,父亲接到电话,说壕沟又发水了,这次水量很大,树苗被冲走很多,挂了电话,父亲呆呆地坐床边,默不作声。许久,他猛地站起身,拎着头盔,到处找摩托车钥匙,最后在头盔里找到了摩托车钥匙。母亲说,我跟你去吧。父亲放下头盔和钥匙说,不去了吧,虽然早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还是不希望来得这么快,明明再过几个月,它们就深深扎根了,再大的水也不怕了。

    父亲说那个秋天是他最难忘的。乡政府知道父亲种树的事,又听说了水把树苗冲走了,很关切,于是联系我父亲商量修复河道的事宜。乡政府早就想治理水患,无奈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又因为资金短缺,导致修复河道的事一拖再拖。直到见到乡长,大家才弄清楚,父亲种树的初衷。奶奶家的村子分南村北村,北村也就是奶奶家这边,河岸空间已被洪水蚕食殆尽,父亲只好让这一条街家家户户在院墙内先种两排树,作为最后防线,以防万一。而南村周围是庄稼地,庄稼地几乎发一次水就被冲走一大片,眼看着就要冲到村里了。南村的人口比北村多,并且屋舍相对集中,若真有一天洪水泛滥,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想都不敢想。父亲正是看到了这点,于是决定种树,形成林带,树木扎根土壤,成为抵挡洪水的天然屏障。无奈树木生长缓慢,而洪水却随时来犯。这次乡长就是来帮父亲解决燃眉之急。乡里提供资金用石块和铁丝网做成简易的防洪堤,能保证林地前方的土地不被冲垮,给树木争取生长时间。我外公说,那回村民都疯了似的抢着干活,妇女帮着编制铁丝网,男人们搬石头,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我父亲就蹲在岸上一会哭一会笑。

    冬天的时候,我已需要仰望这些父亲的“树娃”,它们成长得可真快,据说是因为外公不知从哪要来了很多羊粪,抛洒在了林地里,给它们提供了难得的肥料。父亲带我走在林地中,脚踩在雪地里吱吱作响,不时还能听到树枝被踩断的声音,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将这些树枝修剪下来。父亲说,修剪是为了它们更好地活,比如我爱玩游戏机,这是不好的爱好,修剪掉,学习就会越来越好。他看我心情低落,提议教我唱一首周杰伦的歌。

    后来,我们种植的树木已遍布整个乡,从一开始的功能性林地,到后来的退耕还林。我踩着父亲的脚印,在植树造林的路上从未停歇。多年后,我在山上,领着工人修剪树枝时,还常常想起那年冬天我和父亲走在林地,说过的那些话,还有他五音不全地唱着跑调的歌。如今父亲已不在是那个能拎着盛满水的水桶翻越河道的壮小伙了,但他依然坚持跟我上山下乡,不时提醒我,哪的树病了,哪的树生了虫子。我就笑笑,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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