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国，以叔向为代表的旧贵族极力反对成文法的公布，但在叔向死后，羊舌氏被灭族的第二年，晋国的成文法典也公布了。晋顷公十三年（513BC）冬，赵鞅与中行寅在汝滨筑城，筑城期间他们向当地百姓征收了一鼓（约四百八十斤）铁，用来铸造了一个巨大的铁鼎，并将范宣子士匄所创制的刑法刻在上面公之于众。
就如当年叔向反对子产一样，晋国公布成文法的举动也引发了国际上的轩然大波。据说孔子就由此哀叹说：“晋国估计就要灭亡了吧！他们本应该遵守唐叔虞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依照他们的地位来维持法度，保证贵贱尊卑不致混乱，贵族们才能保守他们的家业。如今他们却铸造刑鼎，公布刑法，让百姓知道了他们的规则，将来还如何去敬重他们？”
孔子的这番感叹与叔向的说辞大体相同，其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要让百姓敬畏上位者，才能保持国家的安定团结。刑法的公布则打破了原先的等级秩序，让高高在上的大夫与普通民众居于近乎平等的地位上，贵族便失去了对民众生杀予夺的特权，国家必然大乱。针对刑鼎上所刻的范宣子之法，孔子也提出了批评，说这部刑书是脱胎于夷之蒐时所创制的刑法，而“夷之蒐，晋国之乱制也”，是破坏礼乐秩序的乱法，是晋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怎么可以把这样的刑法公之于众呢？
这里提到的夷之蒐，是发生在晋襄公七年的那次人事调整，以赵盾狐射姑为首的贵族联盟，联合抵制晋襄公的人事调整计划，使得晋国大权落入卿大夫之手，开启了赵盾执掌晋政的时代。在这次大蒐礼上公布的刑法，被称为“赵宣子之法”，其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按照孔子的评价，以及赵盾后来的作为来看，显然是不符合孔子所认为的周礼精神的。“赵宣子之法”并不遵从唐叔虞早年的法律精神，也与不久前晋文公时制定的“被庐之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主旨大体上应当是保护私家利益的，后来卿族的坐大，当与这部法典有脱不开的干系。
到赵盾死后，晋国内部矛盾开始隐现，晋景公派遣出自法律世家的随武子士会访问成周，让他依据周礼精神，重新修订法律，编制了更加符合公室利益的“范武子之法”。但这部法律并未能解决公室与私家的矛盾，反而使得晋国的内部冲突更加激化，导致晋厉公死于非命。因此在晋悼公回国后，又让士渥浊担任太傅，再次修订法律，调和了原先两部法律中公室与私家的法律关系，国内矛盾才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短暂局面。
但我们知道，晋悼公复霸成功后，大夫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公室，公室地位下降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栾氏灭族之后，六卿各自为政，晋平公以乐韬忧，连平公的母亲也自成一系，国内派系林立，民众无所适从。一时间整个晋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国内祸乱不息、寇盗公行，社会治安陷入瘫痪。为了应对国内的乱局，范宣子士匄专门制定了一部脱离于原来法律体系的刑法，也就是后来赵鞅和中行寅所公布的“范宣子之法”。因此刑法诞生的背景，正是符合叔向所说的王朝末世景象的，但叔向和孔子将末世乱象的原因归结于刑法的制定，显然是倒置了因果。但话说回来，孔子和叔向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逻辑培训，最起码的因果关系还是能搞清楚的。他们之所以反对铸刑鼎，更多的恐怕还是在反对刑法中的内容。
子产与范宣子所指定的法令虽然名为刑书，但其中并不仅仅是关乎社会治安的规定，也有不少关于产权界定的条文。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就提到了子产为政的诸多举措，其中就有“作封洫”也即划定田土边界的内容。这个政策是在其进行农业、税制综合改革，也即“作丘赋”时开始施行的，到“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时，这些内容又成为了正式的法律条文被确定了下来。晋国的范宣子之法作为一部脱胎于赵宣子之法法典，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少保护私家利益的法律条文，对私有产权的确认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贵族来说，天下土地莫不归于天子所有，无论是子产的刑书，还是范宣子之法，其中涉及到私有产权的这些内容都是应该予以坚决反对的。在他们看来，各地的诸侯和封臣不论以何种手段获得土地，都必须得到上级领主的认可，即只有经过了授土授民的仪式，才算是正式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但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归属于天子所有。获得封地的诸侯和大夫，都必须要保持对上级的忠诚，听从领主的征召，定时向领主缴纳贡赋和提供人力资源。如果封君表现出了对领主不忠诚的行为——如邲之战后通狄的先毂，或者因其他原因而遭到处罚——如赵氏和郤氏，领主都可以将封地收回转封他人。
这种在礼制上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权力的下移越来越流于表面。比如西周末年天子失势，天子名义上仍可以支配这些土地，但面对强力的诸侯，失去了执法的能力，只能任由他们肆意兼并，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诸侯的手中。而到春秋末年诸侯失势，这种所有权也自然就顺势转移到了大夫的手中，诸侯再也无力对这些私家土地行使所有权。因此到这个时期，不通过国君而私下处置土地的事件便屡见不鲜了。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韩起与乐大心私下交换土地、邢侯与雍子争田的事件之外，史料中还有了不少其他的案例。比如《国语》中记载的范宣子与大夫争田的事件，因为长时间不能解决争端，士匄还曾想动用武力明抢，后来在众人一致反对的声浪中才算作罢。《左传》也记载了晋平公二十五年时，有晋国大夫阎嘉与周朝的甘地人争夺土地，晋国为阎嘉出气，派梁丙、张趯率领阴戎进攻颍地，把周天下吓得够呛。后来天子派詹桓伯到晋国说理，在韩起和叔向的调停之下，双方各有让步，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
这些事例都表明当时土地私有化的进程依然开启，那些原本礼法框架下的土地最终所有者，上至天子、下至诸侯，都无法对大夫争夺土地和私相授受的行为进行干预。但大夫对土地所有权的占有只停留在事实层面，是缺少法律依据做支持的，而各方对于土地的争夺更是缺少产权相关法律的支持，如此下去，只能引发更多的混乱。若要想巩固他们对土地的合法占有，并在将来的土地纠纷中有所凭依，就必须要有与之配套的法律来进行确认，否则他们终究还是会感到不安，这也是范宣子之法乃至于子产刑书产生的一个基础。
范宣子虽然制定了刑法，但由于叔向为首的旧贵族的集体抵制，只能将其藏于秘府，继续充当贵族私器。但这些在叔向死后，特别是随着羊舌氏被灭族，六卿对公室土地的瓜分也宣布告一段落，公布含有保护私有产权的刑法便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左传》在讲述作刑鼎这件事的时候，有意地忽略了其中的历史背景，将其单纯地从礼制的层面上做批判，显然是有所选择的。因为《左传》是一部为《春秋》作注解的作品，就需要对孔子的反对意见作出阐释，将作刑鼎这件事认定为儒家坚决反对的恶性政治事件。但与此同时，其又要替他感情上更加认同的六卿进行辩解，不免就会陷入一种认知失调的情绪当中。于是作者便寻求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对参与铸刑鼎的赵鞅和中行寅给予了不同的评价，认为这件事是中行寅“干上令”擅自主张的，赵鞅只是被迫胁从，不能算是主谋。
所谓“干上令”，是说当时的执政是魏献子魏舒，身为下军将的中行寅未经请示，“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本身就是违法乱纪的行为，理应受到惩处。中行寅铸刑鼎，铸刻了范宣子制定的法律，范宣子作为乱法的制定者，自然也要为范氏后来遭受的劫难负责。如果再加上士鞅和中行寅徇私贪渎的罪行以及后来两家的灭族，似乎又很好地契合了《左传》德行相扣因果报应的理论，可谓圆满。
但公平来讲，我们很难说中行寅就真的那么差劲，赵鞅就真那么无辜。要知道中行寅的父亲中行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被排挤，经常是出力多、受益少，中行氏在过去的分赃中获益很少。特别是去年剪除公族枝叶的行动，范氏和中行氏一无所得，更是激起了中行寅的不满情绪。因此他极力主导作刑鼎的事件，很有很能是故意拿智跞枉杀无辜来说事，让自己在道义上碾压其对手，以为将来他的盟友范鞅执政做铺垫。
至于赵鞅，他是否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还真的很难说。至少在感情上，赵氏作为过去四十年的既得利益者，公布刑法可以在法律层面上对他们过去分赃的结果进行追认，就算表面上表现出不得已的样子，恐怕他内心也是很情愿的。刑法作为保护私有产权的一部法律，对于六卿都有极大地利好，因此不论是被污名化的范氏、中行氏，还是坐享其成的其他四卿，都没有理由反对。只不过，既然是国际舆论一致反对的事情，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良好的形象，所有人都持观望的态度。如今既然中行寅愿意背负污名，倒不如就由他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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