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像
天下之道，常、變而已矣（参见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常，即恒，即長，即久，即道，即真理。變，即時，即事，即象，即環境。事、象與環境變化無常、似無定法，卻終不離自然之道。釋氏講空與色。空即是常，色即是變。明道即明空性，明空性即明一切世法之事理。唯知常、明心、見性、悟空、明明德、自覺（此六術語異名而實同，語言承載意識，境不同，則識不同、言亦不同，而境、識、言皆為“變”），而後方可應萬變；觀變、識變、論變、思變，而後離欲、離妄、靜觀、中正，乃所以顯常。學常、習常、修常，終而明常，方可挺立於動盪多變之世而不流、不淫、不畜、不妖，方可攬盡世事滄桑卻常樂、歷經凶、災、病、死卻無苦。常樂並非無仁，仁者無憂，憂天下，是名憂天下，實非苦憂、實非悲愁。明此而後可導人以向善矣。導人以向善即是中國文化之重建，迫人以向善即是中国文化之解溃。
知修行之終始，心誠求之，則離道不遠矣。處変之時，立不易方，不失常道，酬酢萬變而無為，動靜以時而守定，退居而思過，人前不論非，致，而可清觀內心。唯清觀自心，方知陰雲何來，驟雨何往。此雲雨之變實為自心之內亂。言為內亂，又是外象。內外是一亦是二，是二亦為一。知自心意念之起始，方能於“格物”而有所得。物格乃今世道德復興之根源所在。格物為始，而障礙世人明格物之志者，實乃今時之環境，其最大者當屬外物之“吉”，此吉非真吉，然世人僅觀世事之表相，難明常道，多認其為吉，故滾滾流於物欲之壑實難自拔。君子小人之歸，吉凶悔吝之漸，系乎當人一念之弊而已。以此故，人不知常，妄作，則民有災、國有凶。而今中國適逢經濟“盛世”，經濟即商、即利，则难免不生掙贪，此與心性背道而馳，與天良徹底顛倒，與天命完全背逆。经济之意义在于民生，在此非倡导鄙之弃之，实应明其本意。大學有言，國不以為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今世之境正乃應驗聖言之時。世道人心與無明之根相合。見性者知人性本善，未見性者則思辨而知人性有惡，貪得、畏失、劣者自卑、優者自傲，皆無明之象，此並非本性。人迷失其本性，愈走愈遠，失道、失德、失仁、失義、終而失禮，落得如今依法治國，則顯露人漸非人之境，甚者墮落為畜類，乃至妖類、魔類。遂以財貨為中心之信仰大興於世，人多好財貨之小利，而忘失貞吉之大利。生於物吉假像之中，加之仁義不興，世人難生憂患之意識，終至奢侈風行、肆無忌憚、無所畏敬。據尚書，大禹有訓：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今世之淫確乎已達荒誕之境，今世之奢，確乎已達“盛世”之泡影。又據文子：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参见《群书治要》）。此乃為學者所憂之急要。
雖言當憂，然為學者當謹慎己之立足所觀之定位、導正所觀之向。縱觀歷史，在於學古來之經驗，以古鑒今，習古之良善，導當下之正途，尤導自性之正途，而非厚古而薄今，落得歎息扼腕。橫觀外邦，在於查同一天時，不同地域之所為，明其治世方略之優劣，學其應變之方略，若其方略已離道，則當自明以鑒，而勿厚己而薄他、厚他而薄己，落得憂心忡忡，妄念橫生。一旦偏墮於觀外境之弊惡，用一己之見聞作為規尺，而衡量自身所處之境遇，則必生無益之憂患。為學者，當慎乎此。博聞當導向篤行，篤行為進德之要。好觀外者，亦當觀今之癥結所在。外象之變皆不離心。道在何方？道在心性，人人心性皆有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在腳下，非有志於格物窮理而不可致知明道，道之外顯為德，德之外顯為仁義，仁義外顯為孝悌之躬行。非以真诚之心篤行孝悌者不可顯道之用。以此可明孟子所雲“人皆可為堯舜”之根因。故癥結在心。外象始於自心，真修道者，見惡象當思己過，而非指點江山、侃侃而解析外在人事。是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謀其政，是名不謀其政，而非不謀。謀之意義在自覺。自覺方有覺他之基。礼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有求教之敬，則可言江山之治略矣。不觀內在心性之映射，僅析外境之過患，則自性蒙蔽亦無怪矣。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国注：“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 聖人之言雖似婉述境況，然今日為學者不可不多思其教誨之諄諄。
於外不明其變，於內不明自性，於身不行孝悌，誠敬淡薄，則難成學道之器。誠敬，實為學道明道之首要涵養，無涵養則無泥土，則明道之種無有生芽之機。故誠敬生，格物則易矣。故，見世之有弊，憫心自生，而後可以修道。見世之多弊，怨氣橫生，則當常憩於山林，常觀於江海，退而頤養慈心，進而關愛家人，是為妥。憫心生者，主敬存誠，唯敬可以勝私，唯敬可以息妄。私欲盡，則天道明。妄心息，則真心顯。故據馬一浮所提修學之途，現略結為：主敬，格物，博文，篤行。心為種，人人有心，人人有明道之可能。主敬為水土，無水土則根難生，以他物代水土，雖生根亦成妖物。格物為陽光，是名陽光，即非陰光，陽光普照則明，陰光普照，則邪。而此陽光非外來之光。朱子釋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致知為推極吾心之知。知者，明此事理也，知具於心，理不於心外明。心外無物，事外無理，然亦不可執著內外。自身恒懷窮理之志則陽光自明。據窮理之陽光則心性漸明。故明孟子所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
上述乃有志於修道者自勉之文，亦為有志於救世者奠基之要。而於百姓當如之何？百姓無志於道，僅志於五福之樂。人各有志，各隨其心，非外力可扭轉也。現世之人，脾性剛強，又多膚淺世智，好自立善惡之準則，故實難教化。據太極拳術之原理，當用意不用力，用情兼用理，委婉迂回方可導人以向善，而内心则不存半丝教人之心，存教人之心，则重陷有为之逆悖，使众人生厌恶之念。應众人心志，再依天時，則有兩途可行。一則使其明善惡有報，二則使其明五福當均。此二途可试今世百姓教化之切入。善惡有報之理於今世難以廣化，根源在於眾人所見天下之變，雜亂無章，無人理順。變者，世相也，世相雖可分為人相、家相、國相、環境相、社會相，然其根本無非是外相。世人常以自見之外相定其世界觀，苟見惡、再見惡、又見惡，則其世界觀即定為黑暗。即便見善，心亦存疑。故國之致憂在逆言、惡言、在批駁、抱怨。為學者需慎乎此，真學道者，當止怨心怨言，如為學者均領國人以怨，是謂不敬、不孝乎？怨氣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傷身、傷民，引眾傷身豈為正教？為學者當明吉、凶、悔、吝之循，故災難、病苦、困厄，此表像似為憂患之處，實則為明道之契機，知苦方可了苦。故仁者憂於世人之苦，亦不苦憂於此。有志者當思教化之道。而教化之道在於傳正，不在於傳邪。傳正者是謂正教，傳邪者是謂魔教。正與邪不在文字，不在名稱，不在旗幟，而在是否合道、归心。故，不明道者當思己過以自覺；亦可述聖人之言，正解聖人之言，以聖人之言釋當今之變象。不可有一己之邪說，未明道而濫傳自己思辨之邪說者，實踏險路，實招禍患，實導人入深暗之困境而已。正邪之分在善惡之分，無私則善，有私則惡。無瞋則善，有瞋則惡。謙卑則善，傲慢則惡。為學者不可不明此，不可不慎此。立己之邪說而曲解顛覆往聖之經論實乃險途，此險途慎不可入，東西方皆有學者已驗此路，過患甚多，今之學者自當深研聖人之言，圆解各家学说之正意，深存虔敬之心、立中道之观。
敬之一字實為當世修道傳道之要中至要。前文論敬，概而本，特為內修，故於此複當淺論向外之修，以應世人。學者需敬聖人之言，於此無需多言，然學者亦需敬國家、敬領導、敬一切世人，乃至敬所見一切物象，於此恐需多言以釋。至要問題：惡人需敬否？由修道者來說，明者知善惡之源，亦知世本無善惡之理。人皆願趨樂避苦，求樂之心乃一切眾生心性之本向。世人之人生意義無非追求幸福一詞。幸福之本意於今世已基本喪盡。世人不明福為何物，僅解其為順吉之樂。不明樂因者自會走向歧路而不知，然其內心本意無非趨樂，人擇惡行非其本意，隨順性情耳。世人多以性情驅動意念，而非冷靜智慧引導意念。雖有明自身行事為惡者，然為逐樂之根意催動故，加之情不能節，終而棄仁義，是謂愚癡無明之可憐者。故學者遇惡人惡事而生慈憫仁心，是為正道。進而當知世人應分類有二：明者與無明者，實無善惡可言。雖言無善惡之分，但亦應知有善惡之分。明無善惡之理實為學者長養仁心之方。善惡是世人所分之法。學者自心雖明善惡之分但不以之動妄念，無妄念起則可明無善惡矣。明此理，則可心口無怨，心口無怨則可近世人，近世人則可廣行正教矣。故學者當不厭於惡人。不厭於惡人、惡事、惡境，進而可生敬心、谦心。惡人若尚能敬，況乎小人、官員、凡俗、市井之民，其可愛哉！
中國文化之重建，任重道遠，有志者荷擔之。於無志於文化者，亦無需多言以苦勸，以免辱身而消他人之福，雖言毋勸，亦當有勸。雖言無為，實是有為。志，發於自性之淡泊，非外力可由生之也。故時時當記“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理。雖言不往教，亦需有為，現世網路普及，聲光影視等媒體盛行，且世人好此不疲，故有志於以影視傳播正教者可當發揮。於此不深論之。而重建文化、治亂安世根源在於匹夫匹婦之敦倫盡分。天下太平始於自家，始於自身，《大學》雲“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家教之根本在於教女。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人之性情資於母者獨多，懷胎十月稟其氣，幼時習其儀，母賢則兒女不至於不孝。古今成敗多因婦人，賢母育文王，淑女輔之，以成就周之仁義盛世；賢母教孟子，以成就聖人之功。女子教育實為今世之急務。然教女以德，教女以柔，教女以安，實為今世至難，難之因不多論，再難亦當竭力解之。於此至難之門，開啟之鑰當為因果之理、文学之化，王鳳儀以說病之契機開啟此門，今世亦可傳承此方便法以教女子。入門後當修明朝呂坤所輯《閨範》、清陳宏謀所輯《教女遺規》。以此導正陰陽之道，和諧乾坤之基。
使人明善惡有報之理，在於明善惡之標準，此學者之要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現世之人對聖人、典籍常無虔敬，亦難生信心，故當隨緣教化，見機開導，人若明積善之理實為幸甚。王永彬《圍爐夜話》：“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源”。常存仁孝心，則天下凡不可為者，皆不忍為，故孝居百善先；旦起邪淫念，則生平極不欲為者，皆不難為，故淫是萬惡首。《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邪淫、不孝即是不善，悖德悖禮亦是不善，此為災禍之源。於此，可斷善惡矣。然今世於孝道亦喪失標準，故當明孝親之根在“诚心”，亦分五層次。一者養親之身，此禽畜皆能行之孝，人固當誠敬篤行之。二者養親之心，此謂體親之心，當修仁心以達。三者養親之志，四者養親之慧。後兩者與今人實為難事，浮躁乃此世之基調，浮躁之心難以明志，不明志則難导正父母之志；浮躁心難生智慧，無智慧則難養父母之慧。明孝養之道可明善惡之分。人常以一己之念辨他人之善惡，見自認之善者有凶禍、見自認之惡者有吉順，則難信善惡有報之理。因其不明“福”為何物。福乃先人所積之陰德，積善之家則福厚，積不善之家則福薄，《易》曰“厚德載物”，唯厚德方可承載福報，不明理者，目光短淺，看一時之氣象而定善惡報應之長理，必生謬誤。行善不昌，必有餘殃，殃盡必昌；作惡不殃，必有餘昌，昌盡必殃。豈有以短視而明真理者也？
現世災病四起，問題廣泛，而最高治国宗旨已渗透文化传承的接续，此實為文化复兴之时機。以財貨為唯一信念者，終會因四起之病苦凶災而沉靜，沉靜方能反思，能反思，則當知五福之均方為百姓幸福之本。據《尚書•洪範》五福者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反之有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又據鄭玄之解：思睿則無憂困，通天下之志，神安而保命，故長壽。若蒙蔽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無恭敬而行容慢，故致相貌醜陋也。不能謀天下，故所以志弱也。世人好利，利有財貨之利、貞吉之利，若能明五福之利需當均衡，求此而忘彼，是謂愚蒙，则民行有规矣。明此五福六極之因，自當反思己過以趨福避極。
因今世之多元文化共存之現狀，人常蒙昧且自傲，難生求學解苦之心，加之谰言四起，實難使眾心生正信。且各教興起，信仰繁雜，又多有門戶之見，各持己為正教、彼為伪道之固念，相互拆臺，相互斥責。此等狹隘心胸豈能立教？若為學者能明鑒於此，而打破門戶之見，敦行教育不論他人非，立身不謗外人過，進而借鑒他學以應對現世之眾，亦為不可。敦行教育無非教人以善，導人以孝悌，傳人以忠恕，明人以絜矩之道，指示心性本体之空有中道。故為使大眾明修五福之因，避六極之惡果，借釋氏、耶教、道教、伊斯蘭教等訓示實為應現世之變故。門戶為變，真道為常。語言為變，真道為常。思維為變，真道為常。觀念為變，真道為常。儀行為變，真道為常。故治國、复兴文化、解缓众苦，關鍵在心，心在何方？心在學者之明道也。
子曰：君子群而不黨。解聖人言不可偏墮。每言必有陰陽。陽者大義，陰者微言。明理則明大義，見性則知微言矣。微言出自心性。做学问者當志在明心，明心之途发于淡泊、起于诚敬、经于格物、调柔心绪、定于明仁、反复品经，各觉自路，回归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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