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南西北 天下四战

4.“万历三大征”的调查报告

 “万历三大征”的积极意义有很多，简单来说可以套用冯小刚《甲方乙方》里的经典台词：

一是扩大了影响；二是锻炼了队伍。

   “扩大影响”体现在抗倭援朝就是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感谢，视明朝为君父，朝鲜国王认为“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这种感激之情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后金崛起，在对待后金问题上坚决与明朝统一战线，同进退，被打了也不认怂，最后没办法才臣服清朝。

西南播州之战大大削弱了当地土司的实际控制力，随后实行的以明朝官员出任当地官员减少当地世袭土官的“改土归流”政策真正意义上加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对于这些地方的实质管辖而非以前的名义管辖，“改土归流”一直到雍正时代才基本完成，其真正奠定了我国的疆域领土。

总的来说，彰显了明朝国威，消除了边境的不稳定因素，加强并且巩固了对边境地区的统治力度，当时人称此三战为“万历三大征”并著有《万历武功录》《万历三大征考》等，称赞皇帝文治武功。

   “万历三大征”成为了万历复杂的一生中较为难得比较稀少的正面功绩，直到今天肯定万历的人们仍以此为主要论据。

如果稍微动动脑子，好处有很多，积极意义一大堆，霎时间一篇锦绣文章，可我们的任务是调查报告而不是演讲稿或表扬信。

万历三大征的消耗分别是：哱拜之乱，白银200万两；抗倭援朝，700万两；播州之役，300万两。合计一千两百万两。

这是普遍认可的说法，但也有不同意见，当时有个官员叫王德完，这位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之前在兵部工作，后来去了户部做都给事中，他自己把所有支出都统计了一下，他的数字是三大征消耗了两千六百万两，就是把粮草等等都算进去，这个存在争议。

一千两百万两银子对于明朝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通过一组简单的数据对比就可以知道。

以前明朝的财政年收入为两百万两白银，万历时期做到了年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年收入为三百万两白银。

功劳往上看，万历时期但和万历没多大关系，这是张居正的功劳。

三大征平均年消耗150万两，占明财政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军事的开支尤其是战争时期的开支本就是一个国家的大头，经济水平较低的古代如此经济水平高速发展的今天也是如此。

说三大征的开支压垮了明朝的财政，这是靠不住的。

因为明朝还有存款。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在三大征之前国库有存款七百万两，是三大征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这笔足够三大征的大头，每年搞个分期，明朝财政的压力简直就是洒洒水。

这七百万两，是张居正留下的。

据说当时负责审计的官员在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下发自肺腑的拜了三拜，这三拜拜的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以及当时明朝的国力把三大征带来的财政负担降低到了最小。

这里，我想说的是人，是明军的伤亡情况，是“锻炼了队伍”。

除了宁夏平定哱拜，无论是抗倭援朝还是平定西南杨应龙代价都是不小的。与有些人认为抗倭援朝不过是强大的天朝上国对阵日本这些“村长”“县长”干净利索不费吹灰之力的观点不同，我并不这样认为且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这种观点存在的原因。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是孙子对于战争的认识，那就是严肃。

抗倭援朝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在此之前日本刚刚结束了战国时代进入基本统一。

所谓时代，都会涌现出一群猛人，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如此，打仗打了一百多年，牛人猛人层出不穷，一个大名的倒下意味着一个大名的崛起，一个家族的衰落意味着另一个家族的兴起，一个猛人被另一个比他还猛的猛人干掉，也有可能干掉比他还猛的人，这就是战国时代，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烽火狼烟，权力的游戏。

客观的讲，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的黄金时代，是日本英雄的黄金时代，是日本版的三国，它不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逊色，甚至略高于平均水平。

毕竟对于一个岛国来讲，憋了一千多年，出现一个这样的时代，猛人集体投胎，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英雄出于乱世，是因为乱世磨练人，使他们成为英雄。

而刚统一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开国初期，其武功基本都是当时最强，要么凭什么由他们来统一呢？最起码纵向对比也是其朝代上下的武功巅峰，而每个朝代中后期出现的问题也恰恰源于武功的衰弱反之又通过武功的衰弱证明和导致问题的接连不断。

这场注定艰难的战争，在很多人眼中却是一场秒杀，一场吊打，有不少人还开玩笑的称丰臣秀吉等为“村长”，把日军在战斗中写的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明军英勇无比，一个打十个。

所有归结到一起：日本很垃圾，我们很强大。

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许是接班的清朝太过“窝囊”，造成了甲午的耻辱，才使得人们在万历的抗倭援朝大书特书；或许是普遍的民族主义情感，才使得“秒杀日本”“吊打日本”“织田信长不过是个村长”这样的神论充斥网络；或许是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情感，才使得我们打心眼里认为他们是“鬼子”，发挥阿Q精神，即使当时的人家并不比我们差多少甚至还和我们旗鼓相当；还有可能是为了歌颂明朝的强盛，为了自己喜爱的朝代或者某个人。

我们有一种很奇怪的思维逻辑方式，甚至有一些不同正常逻辑的逆向思维，我们证明“强大”的方法往往不同于好莱坞电影里塑造一个强大的反派然后艰难的打倒从而衬托主人公强大，而是喜欢把对方塑造刻画成很弱小的傻瓜从而从击败他们身上赢得满足感，抗日神剧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如果说强大的我们伟大的我们天下无敌的我们如秋风扫落叶般干净利落一个打十个的解决掉了刚刚结束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的日本，我不相信；如果说日本战斗力十分强悍，战国时代的英雄们个个肾上腺激素爆发，什么黑田二十四家将组团单挑数千明军打的有来有回还稳居上风，我也不相信。

我相信万历年间的和日本的这场以我们胜利而划上句号的战争，这是事实；而这场战争充满了艰难，充满了难分胜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非某些人叫嚣的“秒杀”“吊打”，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先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泼洒了无数的鲜血，顽强的靠着毅力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更是事实。

一个民族，有自豪感有认同感，这是正常不过的，是应该的，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团结更加富有凝聚力，但如果这份情感发挥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以本民族的好恶来评判其他民族，不惜以丑化其他民族来衬托自己的伟大，把其他民族都当成“蛮夷”，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把任何敢于说真话的人都打上“汉奸”的标签，这样的民族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他们的未来也很渺茫。

近代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

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不同于有些人的一面之词，清朝官方在《明史》给予了这场战争很高的评价：

“东洋之捷，万世大功”。

有贡献于中华民族者，有贡献于中国者，其功劳都不会被抹杀，其事迹都不会被忘却，都应该被铭记，都应该被尊奉。

谢谢我们的先人，谢谢他们用生命和热血保卫了家园，用生命履行了职责，他们是真正的勇者；顺便也谢谢东边的那群人，战国时代的杰出人物和当时明朝的精英们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交锋，给东亚乃至世界历史增添了色彩。

最后谢谢朝鲜，给这样的旷世大战提供了交战场所，并在战争结束后收集了一些盔甲器械，编了编史书，拿着这些告诉自己的后代并称其为事实：

我们自己战胜了强大侵略者。

这又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钱没有了可以再挣，况且三大征给明朝的负担并不大，至于为什么明朝的财政会陷入危机，这得问万历同志以及后来的努尔哈赤同志。

可人没了就是真的没了，这里的没了就是指伤亡，没了的对象就是指明军，准确的来说就是辽东明军。

辽东明军作为明军当时绝对的一等一主力部队，三大征是一个没错过，到了抗倭援朝之战辽东作为朝鲜半岛毗邻更是成为了实际意义的东道主，转运物资的后方基地，不仅出钱出粮更主要是出人。

人，就是辽东明军。

从副总兵祖承训第一次率军入朝，再到之后李如松大军入朝，辽东明军都是主力。

战斗力强是一个方面，更为主要的方面是成本。

中国古代由中央发起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往往因为需要调动更多数量的军队，军队的集结都由数个行政单位（省、道、军镇）完成，茅海建先生称其为：抽调。

抽，就是每个行政单位除去必须的担负最基本守卫任务的军力之外，抽调其多余的可以机动的兵力；调，就是调动，让这些被抽出的兵力赶赴指定地点。

就拿抗倭援朝来说，抽调江浙、湖广、四川等兵力，其路途有远有近，路程不同，赶赴朝鲜的日期不同，而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事来说，时间就等同于生命，战机稍纵即逝，战场风云变化，哪里可能等山南海北到齐了大家再开始，那时候用李云龙的话说就是“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为了节省抽调的各项成本，距离战场最近的或者是战场所在地的省份，就要扮演东道主的角色，由他们来出大头，也就是主力；道义上来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哪怕是大型会战也会有主次之分，即“主兵”“客兵”。

辽东明军出主力（大头），其他几个省份你出三千我出五千的，七拼八凑也就够了，而这种操作模式在当时运输条件不发达的背景下达到了效率的最大化。

不讨论胜负，仅以碧蹄馆之战为例，李如松之所以可以从重兵包围中冲杀出来，依靠的就是身边的辽东明军，这些辽东明军是李成梁一手打造的，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斗经验都可谓帝国的脊梁，其中的军士多是和蒙古骑兵交过手的老兵，军中不乏忠心耿耿的李家家将，数次李如松面临险境都是靠这些家将冒死乃至替死而得活。

碧蹄馆之战后，作为高级军官、将门虎子、指挥平定哱拜之乱的大将李如松在营帐里痛哭失声，因为这支战斗力强悍对李家忠心耿耿的辽东铁骑已经全军覆没。

心疼，揪心般的疼。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对于以军武立身立功的武将来说，军队就是一切的基础。

对李成梁而言，曾经辽东铁骑是它的一切，现在辽东铁骑成为了过去，这还不算，就连他最器重最优秀的长子李如松也离他而去。

1598年，时任辽东总兵的李如松面对来犯的蒙古骑兵，选择追击。

这是一个和碧蹄馆之战时相同的选择，不同的是李如松的身边再也没有战力强悍忠心耿耿的辽东铁骑。

李如松忘记了碧蹄馆的教训，忘记了碧蹄馆付出的代价，所以这一次他将付出比更大的代价，无法衡量的代价。

他的生命。

李如松轻兵冒进，与所率三千明军落入土蛮部圈套，全军战死。

辽东铁骑没了，李成梁的接班人也没了，

李如松的战死使辽东铁骑失去了新一任统帅，抗倭援朝辽东明军作为主力又大有战损，根基动摇，李成梁一手打造的辽东铁骑已经成为了过去。

这所以如此绝对，是因为对于一支部队或一个人来说，想要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如果仅有的辽东铁骑可以得到大规模的休整，老兵得以保存和晋升，中下级军官得以顶替原有空缺，保留原有建制，筛选大量年轻健壮的兵员得以补充，再有一名优秀的统帅，配给足够的装备和后勤，勤加训练，然后开始以小规模低难度的战斗锤炼并逐步加大难度，在生与死中褪去稚嫩，在血与火中得到锻炼，新兵成为老兵，老兵成为战斗经验的老兵，这支辽东铁骑虽然比不过巅峰时期但至少不会差太多。

这是李成梁辽东铁骑的练兵之法，也是任何一支优秀军队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之前都要经历的过程。

可就当时环境而言，最基础的条件——时间对辽东明军来说就是奢望。从李如松提兵宁夏，再到辽东明军倾巢而出主力精锐赴朝，最后抗倭援朝取得胜利全军前往西南进剿杨应龙，辽东明军无论是投入兵力还是战斗效率都是一流，伤亡自然也随之成正比，而三大征的连续性成为了辽东明军的致命。

万历三大征挑出哪一战对正财大气粗可以说正值鼎盛的明朝而言都远称不上动摇天下根本，但这三战产生的潜藏于表面之下隐性影响极容易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

连续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三大征的特点，就好比恋爱中的男性遇到了圣诞节情人节外带女朋友生日三连，准备结婚的男性遇到了彩礼买房买车三连，饿了一天的人遇到了早午晚三顿合一顿吃，败走赤壁的曹操遇到了赵云张飞关羽，博士在读面临学业事业婚姻的人生难题，事情的组合直接让其有了一个量级的变化。

一拳接一拳，只得接招的辽东明军疲于奔命而四处投入战场，没有喘息之机，没有休整之机。

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越拖越久的结果则是悔之晚矣。

有明朝官员统计，三大征之前辽东镇共有兵员九万余人，而三大征之后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仅剩四万余人，从数据来看空缺已达百分之六十，而这仅有的四万余人也多为上年纪的老卒或战斗力相对较低的戍兵，精锐主力和野战骑兵的战损成为了李如松兵败身死的重要原因，更为严重的是至此之后的辽东镇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九万明军的数额。

数量不够，质量就更别说了。

这样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公元1616年，辽东镇明军总额为六万余人。

这一年是明朝万历四十六年，也是后金天命三年，这一年后金八旗兵发抚顺，掀开了辽事的序幕。

从后来看，这是明亡清兴明清易代的开始。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仿佛结果已在之前埋下种子长出根芽。

真正认识万历三大征首先要跳出明朝的范围，要联系当时的西南土司、东北的朝鲜、隔海的日本、西北的蒙古，要把其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去看待审视从而分析，如抗倭援朝的意义其实是重新整合了东北亚各国的军事政治格局。

朝鲜在明朝的帮助下复国，自己没出多大力却失而复得，自然感激不尽；明朝“扩大了影响，锻炼了队伍”，消灭了日本想要借助朝鲜从而图谋中国的企图，完成了既定的战略目标；丰臣秀吉虽死，日本虽被中朝联军击败，但雄踞关东窥视半岛战局的德川家康随后发起了关原之战从而战胜了丰臣秀吉余部创建了德川幕府开启了日本的新时代。

某种意义来讲，东北亚的中日朝（韩）都完成了自己的目的，都是赢家。

但相比较而言，在一个大多数人没有注视到的角落，毗邻朝鲜半岛的帝国东北，在女真部族内，蛰伏的努尔哈赤不声不响不显山不漏水趁着三大征举世瞩目在不引人瞩目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进程和计划。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努尔哈赤成为了万历三大征客观上最大的赢家，并且是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