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家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只有一个电视台——中央一台。
多数时候屏幕上“雪花”凌乱着，人脸阵阵扭曲，遇到战争片，枪炮声响起，电视机好像也被威胁了，“嗡”的一声，只剩下雪花了，什么都看不到。
奶奶惊讶道：“声真大，把电视震坏了。”一旁的爷爷，一脸嘲讽地看向奶奶：“净瞎说，信号不好，一会儿就好了。”
果然。
不过，我也和奶奶一样被这个现象迷惑了，至今未解。
《综艺大观》、《曲苑杂坛》、《正大综艺》等节目里，我认识了鞠萍姐姐、倪萍阿姨和赵忠祥叔叔。
那个时候，我是分外骄傲的，村里只有我们一个家族姓赵，电视里竟然有个明星也姓赵，家族的荣耀呢。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记得非常清楚是“星海牌”，21寸，屏幕后面背着一个大“书包”，笨拙朴素。那时候，也是个稀罕物件，高贵得很。
这台电视，就像过年供桌上的牌位一样，令人敬畏。全家只有爸爸能操作它，闲人免“近”。
与之配套的，是屋外的信号接收器——一根木杆上，连接着猪八戒九齿钉耙一样的东西，条条叉叉的，显得十分神秘。
看电视，需要移动着看。
屋里有人盯着电视，屋外有人移动着杆子找信号。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一屋子的人等着看春节联欢晚会，我爸在外面找信号，冻得瑟瑟发抖。
“好了吗？”我爸问。
“好了……又不行了。”我看一眼电视，刚刚清晰了一下，又有雪花。
“这样呢？好不好？”爸爸移动了一个地方，又问。
“行，行，绑上吧。”我看电视清楚了，再次出去传话。
把那根竿子和晾衣服的架子绑在一起，系一个活扣，保不齐，一会儿还得换地方。
因为家里住在一个山坳里，信号特别微弱，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的天儿，电视又满是雪花。能清清楚楚看电视的日子，格外珍惜。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去姥姥家，姥姥家住在平原地区，方圆几十公里，一马平川，连个高点的土堆都没有，信号特别强，信号接收器绑在那里，不必移动，也能看得清6个电视台，真奢侈啊。
我爸天天卖力找信号，我家才能看3个台，还有两个不清楚。
90年代末期，终于安上了有线电视，爸爸兴高采烈，比过年还高兴，屋外的竿子也终于下岗了，变成了劈柴。那一天，爸爸让电视机开了一整天，一个台一个台看，人脸也清楚了，连胡子都能看清，可算能安稳地看电视了。
那台“星海牌”电视机，在我家服役了20年后，于2010年，光荣退役了。卖废品那天，我也去了，店主把它扔进废品堆里，弃若敝屣，竟然看着有些心酸。
我长大了，它老了，陪伴了我二十年，我把它抛弃了。不抛弃也不行了，它失去了电视机的功能，通上电，屏幕是黑色的，只有显示灯是红色的。
后来，家里的电视越来越大，越来越薄，家人看电视的热情却越发冷淡了，经常电视开了，家人各忙各的，只是为了一个声音，让这个家用电器有它存在的必要。
记得98年，奶奶去世的时候，陪葬的还有纸做的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模型，下葬时一并烧给奶奶。
等到2003爷爷去世，陪葬品里的电视变成很大的彩色电视机。2023年邻居葛老太太去世时，竟然有一个平板电脑模样的东西，电视机在殡葬业也被淘汰了。
以后，电视机会彻底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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