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琪《骆成骧高中状元促进巴蜀留学之风》见刊《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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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收到2018年第38件礼物：

        曾令琪长篇文史散文《骆成骧高中状元促进巴蜀留学之风》，见刊于国内文史名刊《文史杂志》双月刊2018年第4期。

        深谢文史杂志社！深谢我尊敬的钱声广先生！

        再接再厉，多写多发！用文学的理想，打造理想的文学！

        骆成骧高中状元促进巴蜀留学之风

                              曾令琪

        自西汉蜀郡守文翁兴学，四川就成为“蜀学比于齐鲁”的文化大区，涌现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落下闳、严遵等名垂青史的俊杰人物；唐宋时期，繁荣的巴蜀盛极一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李白、陈子昂、马祖道一、薛涛、贾岛、宗密、雍陶、唐求、韦庄、杜光庭、梁令瓒、李珣、黄荃、陈抟、苏氏三父子、范祖禹、李涛等等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俊杰人物更是层出不穷；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巴蜀大地才又突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俊杰人才，他们越过秦岭，走出夔门，走上全国舞台，崭露头角，重新掀起了巴蜀俊杰璀璨、人才辈出的辉煌时期。

        近代四川从戊戌变法开始，即产生了一批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挽救处于灾难中的祖国，他们前仆后继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其中很多人，包括状元骆成骧，都曾经留学国外，学成报国，是地地道道的“海归”。

        近代四川留学风气之浓，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二是骆成骧高中状元的巨大冲击。

        一、洋务运动以后清政府大力提倡留学取经。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得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留学热潮。

        1870年(同治九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派遣三十名学童(年龄规定为12－16岁，个别年仅10岁)，四年共派出一百二十名。计划学习十五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长假不归”者外，归国留美学生九十四人，只有詹天佑等二人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34名、留法学生49名(其中9名艺徒)、留德学生两名，共85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年，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4名，共16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近、费省、传习易为由，主张派遣留日学生。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翚、唐宝锷等13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43人。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快捷方式。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其带来若干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274人，1902年夏为614人，1904年为1454人，1905年冬为2560人，1906年夏为12909人，年底达17860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留日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他们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二、骆成骧高中状元并留学，极大地激发了川人的留学热情。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让很多有识之士抛弃了幻想，决心走一条务实的路；同时，他们也认真思考日本这个“蕞尔小国”为什么能打败堂堂大清帝国。于是乎从上到下兴起一股留学之风，特别是留学日本，老老实实以日本为师，“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在不久的将来打败日本，一雪前耻。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大批的官费留学生；其中，学习法政的最多。1906年，光绪32年丙午，41岁的骆成骧，奉命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并趁机考察宪政。

        1906年清政府曾将进士馆95名在学进士送入法政大学，入补习科37人，入速成科第五班58人。法政速成科先后共招收5班学生，此外还于1906年招有补习科一班。其学生来源较为复杂，年龄也参差不齐，大多是国内已有功名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第一班的夏同和，即为光绪戊戌科（1898年）状元；1906年入补习科的杨兆鳞和商衍鎏分别是癸卯科（1903年）和甲辰科（1904年）的探花；乙未科（1895年）状元骆成骧于1906年7月，进入速成科第五班（政治部）。这个班共有58人，都是中国留学生。

        11年前的乙未年（1895），骆成骧高中状元，破了清代四川无状元的“天荒”；现在，骆成骧又以状元之身，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之下，浮海留学。消息传出，对桑梓之地的四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聂荣臻元帅（1899－1992年）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充满深情地回忆骆成骧中状元对他们那一代人发奋向学的影响：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们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字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聂荣臻回忆录》第3页。令琪按：聂帅“最后一科”的说法有误。）

        1908年，光绪34年戊申，43岁的骆成骧从日本学成归国，就任广西法政学堂监督；1910年调任山西提学使。骆成骧的高中与留学，影响了整个四川（巴蜀地区）的几代人。

        自骆成骧之后，四川的留学风气越来越浓；四川人留学，主要是到日本和法国。

        蓝勇、阚军《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初探》中，对四川人留学日本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清代末年在唯新思想的影响下，四川成为重要的留日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四川最早的留日行动是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省城成都书院和中西学堂的22名学生在周善培率领下赴日留学，四川一度成为中国西部学生留日的范例，故同年清政府谕旨“造就人才，实系当务之急，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

        从此，四川的留日学生一年胜过一年。1904年，四川一次就派留日学生160名之多。1905年统计，当时四川的留日学生已经达到393名，几乎每县都有留日学生。到1906年达到高潮，约800人之多，占全国的10％。而1908年到1912年也有349名之多。留日学生的绝对数量，四川可与当时的直隶、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相提并论。这些留日的学生以学习师范和实业为主，学科广泛，涉及法政、商业、铁道、师范、警务、英语、工业、染织、数学、水道、体育、造纸、印刷、机械、物理、陆军和测量等方面。

        这些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都到各种新式学堂任教，到1909年留学回国的教师为86名，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量日本教习返回日本，而回国的留日学生成为新式学校师资的生力军。

        留学日本的四川名人，如：

        骆成骧（1865－1926年）、胡景伊（1878－1950年）、张澜（1872－1955年）、周善培（1875－1958年）、陈豹隐（1886－1960年）、任鸿隽（1886－1961年）、谢无量（1884－1964年）、吴玉章（1878－1966年）、康心如（1890－1969年）、熊克武（1885－1970年）、郭沫若（1892－1978年）、张大千（1899—1983年）、张群（1889－1990年），等等。

        从1918年起，四川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都、重庆先后办起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经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和商会等团体资助，分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发展，许多未入预备学校的省内外川籍青年，也自费赴法勤工俭学。据当时统计，从1918年到1920年，四川留法学生有315人，分属85个县。到1921年11月止，达到492人，约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1/3弱，为各省之冠。

        在遥远的法兰西，四川留学生脱掉标志读书人身份的长袍和西服，穿上工装，在大大小小的工厂中磨炼――为了生计，也为了理想。手上的血泡换来老茧，读书郎锻造成熟练工。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他们曾经饥寒交迫，呼号无门；34名川籍青年被逐回国，12名风华正茂的青年病逝在异国他乡；但是，绝大多数四川儿郎终于挺过来了。

        在遥远的法兰西，他们中的部分人节衣缩食，将积攒下来的法郎充做学费，先后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学有专长。回国后，他们效力于民族和国家，不仅为近现代化做出突出的贡献，也在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法文化交流方面颇有建树。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爱国志士，其中著名的有赵世炎（1901-1927年）、刘伯坚（1895—1935年）、陈毅（1901－1972年）、邓小平(1904-1997年)、聂荣臻（1899－1992年）、傅钟（1900－1989年），等等。他们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异常复杂的影响。封闭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巴蜀长期处于经济滞后的境地，而温润的气候、广饶的成都平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使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之中。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造成古代巴蜀先民封闭的文化意识，巴蜀文化其实就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封闭的地理环境迫使古蜀先民产生开放的意识，使巴蜀文化具有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利于人才的造就和培养。因而，四川历代都不乏人才、大才出现。这就是唐代魏颢《李翰林集序》中所谓“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

        世界文化名人、国画大师、资州人张大千，对故乡资州充满深深的怀念之情。他曾经挥毫写下这样的诗句：“十年去国吾何说，万里还乡君且听。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晚年，张大千在其名作《资中八胜图》中，画了资中中坝南崖的三座山峰，题为“三峰毓瑞”，跋曰：“三峰在珠江南崖，青乌家言：‘当建三塔像笔架，必出状头。’塔成明年，骆公骕大魁天下。”念念不忘骆成骧高中状元的文化意义。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做报春鸟，比做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季羡林这个评赞生动地概括了留学生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说，聂荣臻、张大千他们那一代人，都深深地受到骆成骧高中状元的影响。清末、民初之时，四川能和湖南、浙江一道，成为全国留学最多的省份，显然，和骆成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民国建立以来，时间跨越了100余年，原资州所辖各县，特别是资中县，文风鼎盛，甲于巴蜀；四川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大省，除了和当政者的大力提倡之外，骆成骧发奋苦读、学成报国的榜样作用，绝对不能低估。

        曾令琪，书法之爱好者，文学之门外汉；好读书而不博，喜写作而不精。年半百而有二，叹书剑之两废；任岁月以空逝，惜壮志之成虚。不改初心，笔耕不辍；兢兢所业，惟余坚韧。坚执：用文学之理想，塑理想之文学。

        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外散文诗学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四川文学艺术院院长，大型文学期刊《西南作家》杂志主编，国家一级作家，贾平凹先生关门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