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是一个沉默的人。每次回娘家,母亲总是唠叨个不停,从村东老陈家的养猪场,说到村西小强家的鱼塘。从前村张奶奶的念佛,到后村李嫂的癌症,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说不完。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一个人走进边门的小厅,点上一支烟,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我们闲聊,从不插上一句话。有时我会跟母亲说:“爸不喜欢与人交流,时间长了会得老年痴呆症,要动员他出去和人交往,不能总是一个人发呆。”
母亲说:“他习惯了,劝也劝不动,随他去吧!”
小时候,父亲在公社工作,十天半月才回一次家,在家匆匆住一晚,早上又走了。每次回家奶奶都把他当大官人相待,擀面条,煎鸡蛋,或者包馄饨,改善伙食。吃完晚饭,奶奶、母亲就会在父亲面前诉说我们姐弟不听话的事情,父亲听完往往一笑了之,很少教训我们,所以我们姐弟三人并不怕他。
人家的孩子看到父亲回家都会上前抢着拿包,翻出包里的糖果、饼干吃,而我们不会,因为父亲包里从来不会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即使有,也一定要通过母亲分给我们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母亲料理,上学交学费问母亲要,做新衣服母亲去购布,新鞋子母亲做,露天电影母亲带着看,生病了也是母亲陪着去看赤脚医生。
记忆中父亲是沉默寡言的,我对他始终有一种陌生感,不亲近,他对我也不了解。有次我去他工作的地方蹭饭,他吩咐我做个番茄鸡蛋汤,我说不会。他露出疑惑的神态,说那么你去帮我把衬衫洗一下,我再次说不会。他说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做?
他不知道这些家务事全部是奶奶做,从来不要我动手。
他没有关心过我的学习,也不知道我在学校的成绩。1979年高考,他擅自违背我的意愿,找到校长重新填报考试类别,把考大学改成考中专,理由是这样保险系数大。他只要我能跳出农村,转户口吃上皇粮就好,至于大学,以后再说。班主任老师劝他,说我成绩是班级数一数二的,应该让我上大学。爸不信,认为农村中学的教育质量差,不能保证我一定能考取大学。
没有悬念,高考成绩出来,我顺利地被一所省重点中专录取。当时全家为我高兴,我却高兴不起来。班级里成绩不如我的几位同学都考取了大学,我明明可以上大学,变成了只能上中专,心里对父亲产生了怨恨,觉得是他的短视和专制断送了我的大好前程。
送我去学校,对于父亲来说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好在学校有人在车站接站。到校后,他拿了远房表叔的地址,离开学校去城里寻找,找到晚上十点多也没有找到。我说没找到就算了,反正我已经在学校了,表叔也帮不上忙。父亲说,他不放心,找到表叔,有他们照应,他才安心。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去了,拎着家里带来的大闸蟹,找到了表叔工作的单位,单位的人说表叔病休在家,他又央求单位的人写上住宅地址,然后顶着烈日,一路打听,一路步行。找到表叔家时,已经下午两点多,表叔知道我考取了中专,很高兴,特邀我们明天去他家吃晚饭,让我认个门,父亲答应了。
父亲带我步行去表叔家,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表叔是知识分子,有什么难题或心事都可以和他说。节假日如果你受邀去他家吃饭,一定要学着勤快些,帮着拣菜和端菜,不能像贵客一样不动手,只等着吃,吃完就走。要懂礼貌,进门要打招呼,告别要说再见……
这是沉默的父亲第一次和我说那么多的话。
父亲和我告别回家,手提一只黑色的空包走出了校门,走出去百多米又回来,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把所有钱拿了出来,留下八元,其余全塞在我手里。我知道八元钱只够买车票和三块烧饼,回家的路需要两天,中间还要转车、住宿,我不肯拿,他说拿着,你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然后挥挥手走了,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在转弯处,再次挥手,然后右转,消失在街角。我捏着一把的单票和分币,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默默地一张一张叠起来,卷好,十一元三角六分,这是爸爸身上仅有的钱。
放寒假时父亲和母亲去车站接我,父亲抢过所有的包。走回家的路上,父亲又恢复了沉默,母亲告诉我,那次父亲从学校回到家,饿坏了,一口气吃了三碗面条。还说你被我们宠坏了,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别人家的孩子不肯父母走,一直要送到公交站,你站在校门口,连再见都不和他说。
毕业工作后,父亲对我说,你年轻还小,许多你的高中同学还在复读参加高考,如果愿意,你还可以去考大学。人只要有追求,有志气,努力奋斗,就会有成就。人的一生很长,不要太在意起点,就像长跑,起点的前后差距决定不了最后的成绩。
我长大了,也释然了,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是怕我瘦弱的身体,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农村劳动,他怕我万一考不取大学,要一辈子受苦,所以让我考个中专保底,然后再追求更高更好。
父亲还是沉默寡言,他对我们的爱一点也不比母亲少,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每次回家问起工作的事,看到我处理得很好,就不再多话,只是默默地做些好菜,看着我们吃,听着我们说笑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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